摘要：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三大范畴——和、气、易象，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生命本体，是中国艺术精神表现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国艺术风格形成的本源。中国把人的生命意识作为根本内容.其表现形式也不是认识论那种纯粹抽象形式，而是美感形式即生命形式。
关键词：中国美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代生命哲学；中国艺术；生命论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古代生命哲学思想
古代生命哲学思想，萌发于西周末期，形成于春秋时期。在近三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一些土大夫以及乐师、医师等人所提出的和论、气论以及《周易》的解释学——《易传》之易象论，是构成中国古代生命哲学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很古的一部书——《周易》，记载了古人对生命活动的直觉体验，是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最早源头。但是，《周易》中的生命意识比较幽微，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还未上升到思想理论的层面，经过《易传》的解释、发挥，才成为生命哲学。所以《周易》的生命意识，其理论形态乃是《易传》之易象论。易象论要比和论、气论产生略晚一些，并且吸收了和论、气论的生命思想，融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中，系统、深入，内容更丰富，是古代生命哲学的主体部分。和论、气论、易象论三者前后相继，发展而形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古代生命哲学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影响深远，尤其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医学的影响至今。
（一）和论
1.“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是和论生命哲学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史伯处于郑国桓公时代，为周之太史。郑桓公为周宣王所封，是宣王之弟、幽王之叔。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为周之司徒。西周末年，周天子的势力衰微，四方诸侯，纷纷叛周。郑桓公甚得周众，为避免“周乱而弊”的没落趋势，问计于史伯。史伯回答日，周“必弊”矣，此乃天命所归。然后，针对幽王政治昏庸“好谗慝”而从哲学的角度论“和”，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他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日支以卫体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财兆物，经收入，行嫉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国语·郑语》）
史伯首先指出，幽王好同而恶和，是“周乱而弊”的根本原因。“同”，是单一、清一色；“同”，万物就不能生长。“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万物才能生长。因此，为了人的生命活动持续、健康，需要和五味以调口，刚强四肢以维护整个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口鼻眼耳七窍位正而和谐），才能成为心之役使，“平八索”就是人的（头口腹股耳目手足）八大生命器官平衡协调一致，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格。史伯很细致地论述人的生命活动之和，并且认为个体生命之和与政和、与民和有着密切的联系。统治者为政以德，人民丰衣足食，社会才能“和乐如一”。他还指出，“先王聘后于异姓”；选择官员取直言敢谏者；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些都是求和之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精炼的哲学命题，概括性极高，是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
春秋时代，论和的人很多，齐国的晏婴是很突出的一位。他完全继承了史伯的思想观点。据《左传》载：侍臣梁丘据很得齐景公的宠爱，有一次景公对晏子说：“维据与我和夫！”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景公日：“和与同异乎？”晏子答曰：“异。”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厦。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令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乏？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十年》）
晏婴以饮食喻政，人吃饭需要“和”，不能只吃一种食物，而需要各种不同的食物，经过“济”“泄”的功夫。使不同性质的食物调和为一致的美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昧”。音乐艺术也如饮食的道理，追求美味。五声之和乃成乐，乐和也是由多种不同因素构成的。这些因素是：一要有气之发动，二分文武两体，三分风雅颂三类，四是由四方之物而制成乐器，五声，六律，七音，八方之风，最后是九歌（九歌：六府——金木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厚生利用.合谓九功；九功皆需歌，故谓“九歌”）。这九个方面要均衡发展，以求其和。君臣为政也取和而弃同，即要集中不同意见相互补充而达到和谐统一，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这样，才能“政平而无干，民无争心”。如果君说“可”，而臣随声附和也说“可”，这不是“和”，而是“同”；“同则不继”，生命活动就要停止。“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世间一切生命活动，皆是取和而弃同。晏子的论述，深入浅出，生动深刻。
2.“乐从和，和从平”
春秋时代的单穆公、伶州鸠，从艺术的角度论和.论乐和及其与政和、人和的关系。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景王要铸无射钟，却不按先王所规定的“律度量衡”标准制作。征求大夫单穆公的意见，单穆公认为“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得不偿失。他说：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韵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及，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国语·周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