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祝传说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论争的焦点。（作者考证认定）梁祝传说源于江苏宜兴，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因人们对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误解而衍生出动人的梁祝故事；“祝英台读书处”成刻于齐建元二年；宜兴“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怪异文字出现表明梁祝传说尚未萌芽；梁祝传说起源不早于唐大中十年。
关键词：艺术史；中国传统文化；梁祝；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起源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刊登拙文《祝英台考》（《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1期转载），文章提出梁祝故事的核心人物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祝英台乃东吴孙皓封禅的台坛；孙皓封禅所立国山碑，碑文有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在书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祝英台读书处”最初是为方便解读国山碑文字、揣摩国山碑书法的人觅碑而设，“读书”是指“读碑”，并不是指有个叫祝英台的女子曾在这里读过书，后因人们对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误解而衍生出动人的梁祝爱情故事。
因此，考证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年代，对研究梁祝起源无疑会起关键作用。
笔者赴宜兴调查，找到了失踪了数百年的“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见《祝英台考》）。考证以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与六朝书法风格倾向及当时石刻之风兴盛有关，石刻产生于齐建元二年（480），进一步考证得出结论，梁祝传说起源时代不可能早于唐代大中十年，此前关于梁祝起源的说法多有失偏颇，梁祝传说晚唐出现是合理的。
一、梁祝起源时间说
自梁祝文化走入学者视野，梁祝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论争的焦点。目前有认为梁祝传说源于两晋的，有认为源于六朝的，也有认为梁祝并不是同代人物等等的说法，与梁祝起源地的论争一样，传说究竟源于何时，说法至今不一。
从1930年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研究文章发表算起，迄今为止梁祝研究已进行了八十多年，目前关于梁祝传说源于何时，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始于晋代。明徐树丕《识小录》条目有“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①浙江、宜兴等地史志均有谢安奏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记载。
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根据《金楼子》是梁元帝萧绎所作，结合晋代妇女“放诞风流得很的风气”，认为“梁祝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400年光景”。②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梁祝传说的、影响最大的资深学者，钱南扬的观点对其后涉入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恨水《关于梁祝文学的来源》、芜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白岩《梁山伯庙与风俗调查》等文章皆持此观点，这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
为证实梁祝确为晋人，1997年，浙江对宁波鄮城西的高桥镇据传的梁祝合葬墓进行发掘，专家们普遍认为，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是可信的实物资料。参加发掘的钟祖霞《“梁祝”的原地考析》认为“从随葬器物的简陋程度，可以判断出墓主人是位身出寒门的下等官吏，这与历史文献志书记载的梁山伯县令的身份相吻合，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梁山伯墓。”③周静书《论梁祝故事的发源》提出，“考古认为‘墓主人是一位出身寒门的下品官员’，因此这与梁祝故事中‘出身寒门’和‘县令’身份是相符合的”，“再说遍查古籍，也没有发现梁祝墓周围有其他名人的墓道记载在这里，因此也不会混淆不清、张冠李戴。由此可见，墓主人无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④从随葬器物的简陋就能判断出其为下等官吏已让人称奇了，进一步认为墓主“出身寒门”则更有失严谨，考古证明这是单人墓，同冢的祝英台又在哪里呢？祝英台怎么又变成男身了呢？由此看来，它不是真正的梁祝同冢墓穴。试图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证明梁祝源于晋代证据不足。
二是发生在六朝。罗永麟《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缪亚奇《论宜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文章均认为梁祝传说源于六朝，然而，这类文章结论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三是源于唐代。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中认为，“我们根据确实可靠的资料，梁祝故事在唐代已有记载”，“宋代的词，有《祝英台近》的牌名，可见宋代已普遍传唱祝英台的歌了”，路工认为，“梁祝故事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宋以来各地方志书和名人笔记中有很多记载梁祝的事迹”。⑤事实上，《祝英台近》与梁祝传说本无关系（见《祝英台考》）。梁祝传说在唐代已有记载，目前尚未见有人将梁祝传说源于唐代的观点坐实。
四是梁祝根本不是同代人，祝英台出现得更早。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说进行调查，吕洪年《梁祝“黄泉夫妻”说小议》认为，梁山伯是南北朝人，而祝英台则更早。⑥几乎所有梁祝传说中，梁祝都是同时代人，然而结合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后才附会入梁祝传说的事实来看，吕洪年的观点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此外，还有梁祝传说源于汉代、五代等时代的说法。事实上，目前所有关于梁祝起源时代的说法，或证据不足，或对史料出现误判，都不能服众。
二、梁祝传说不可能始于晋代或更早
拙文《祝英台考》提出，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是梁祝起源的母亲石，如果梁祝故事始于晋或更早，那么这块石刻的年代无疑也会更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背景与引导人们识读国山碑文字有关，因此可以此为线索，从书法角度来考证“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
孙皓立国山碑后四年，东吴即为西晋所灭，作为前朝封禅之碑，西晋不可能在宜兴刻下“祝英台读书处”，引导人们去寻访瞻仰。
从书法角度说，“祝英台读书处”亦无在当时成刻之可能。西东晋时期，书法艺术十分受重视，晋武帝曾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规定以钟繇（151—230）、胡昭（161—250）二人之书为标准。钟胡二人之书得东汉末年书法大家刘德升（147—189）的真传，刘德升以行书名世，书法史有“胡书肥，钟书瘦”的说法，惜乎钟、胡的行书均未传世。从传世的钟繇《宣誓表》、《力命表》、《贺捷表》三表来看，均为小楷，而其《荐季直表》虽有行隶痕迹，但仍应归诸小楷。当时条件下，似篆非篆、象隶非隶的国山碑上文字显然不可能受到重视。东晋的书风与国山碑碑文字亦完全有异，东晋早期，书坛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南下的北方氏族，钟繇书法仍居强势地位，东晋中后期，随着王羲之（303—361）、王献之（344—386）的出现，书风为之大变，人们学书不再效法“钟胡”而趋就“二王”。“二王”书法的成就在于其对“钟胡”正书、行书和张芝草书的变革，形成了清新的书坛风格。今人可以从传世的东晋书法作品与宋人刻印的《淳化阁帖》中体味到当时流行的书风特点。这种背景下，以古朴见长，似隶似篆的国山碑书法风格不应受到推崇。
进一步从出土的东晋铭刻书迹来看，早期明显受东吴书风的影响（如《朱曼妻买地卷》等），铭石篆书遗迹极少。大多墓志以楷书上石，如《颜谦妇刘氏墓志》、《夏金虎墓志》、《王兴之墓志》、《王丹虎墓志》楷书等，结字虽尚有隶意，却已明显表现出企图脱隶的形态，而《谢琨墓志》、《高崧墓志》等铭刻则多采取端庄的隶书或楷书。因此，无论是从东晋遗留的名人手迹的楷书、行书、草书来看，还是从砖石铭刻沾染楷式的隶书与夹杂隶书的文字而言，在书体风格出现变革的东晋，国山碑的文字已属于一种过时的旧书，书法地位不高，没有理由在国山碑附近刻上“祝英台读书处”，引导人们观摩学习。
三、“祝英台读书处”当成刻于南朝齐梁间
齐梁之时，石刻之风兴盛。长江中下游一带至今遗有大量的六朝石兽、造像文字，如今天南京江宁、栖霞的齐梁大型辟邪、天禄、麒麟、佛造像以及华表文字石刻；镇江丹阳等地除了辟邪、天禄、麒麟石刻、华表石刻文字外，比较著名的还有传为陶弘景（456—536）所书的焦山《瘗鹤铭》等。
公元420年，东晋将军刘裕（363—422）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政权，此后齐、梁、陈均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南朝帝王大都出身行伍或低级士族，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养，尤其重视书法教育。
宋齐之际，士族书家代表人物是王僧虔（426—485）。王僧虔，字简穆，琅琊临沂人，王羲之四世族孙，官至尚书令，书承祖法，名盛于世，除能达行、楷外，尤以隶书见长。《南史》载：“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孝武欲擅书，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拙）笔书，以此见容”。⑦孝武帝刘骏（430—464），酷爱书法，曾专门遴选善书的刘系宗（生卒年不详）教习其长子书法；梁朝皇帝如武帝萧衍（464—549）、元帝萧绎（508—554）等都是饱学之士，著述丰富，精通法书之道，倍受书家推崇的《千字文》就产生于梁，当时为属臣秉承梁武帝的旨意而作，足见当时帝王对书法的推崇。
从书法史角度看，齐梁书法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书坛主流仍师“二王”兼推“草隶”，楷书、草书成就较高，单纯以篆书见长的书法家罕有作品流传。
值得一提的是，齐梁书坛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杂体横陈的态势，杂体多以篆书、隶书为骨架，结合我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形成所谓花体字，与流行的“篆隶”书风一时成为风尚。
善书篆隶的王彬（生卒年不详）与善书草隶的兄王志（生卒年不详）当时很有影响，二者皆为王僧虔之子，书法以“篆隶”见长，在书坛并领风骚，为齐梁之间篆书复兴、“篆隶”重新流行推波助澜，《南史》称王彬“好文章、习篆隶，与志（王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⑧
除王志、王彬外，《南史》称徐希秀（生卒年不详）“甚有学解、亦闲篆隶”；⑨《梁书》称到沆（生卒年不详）“勤学、善属文、工篆隶”；⑩另，《陈书》称谢贞（生卒年不详）“年十三，略通《五经》大旨，尤善《左氏传》，工草隶虫篆”。
齐梁年间皇帝、贵族多善隶书或草隶，其间书坛“篆隶”盛行，为了人们学书的方便，齐武帝次子、官至太傅的萧子良（460—494），曾作《古今篆隶文体》。随着“篆隶”书风出现复兴，似篆似隶的国山碑受到重视。所以，当时在地处偏僻的国山碑附近显眼巨形岩石上，刻下了“祝英台读书处”这六个大字，作为地理标识，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四、“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于齐建元二年
齐梁间流行的“篆隶”书风直接导致了“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产生。关于“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明确记载有：南齐建元二年，建碧藓庵于其故宅，刻“祝英台读书处”六大字。引文当理解为，“南齐建元二年，在祝英台故宅附近建刻被后人称为碧藓庵的‘祝英台读书处’六个大字”。从齐梁时“篆隶”书风出现复兴时段来看，齐建元二年前后，“祝英台读书处”成刻是合理的。
“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与梁祝的起源直接有关联，正是有了“祝英台读书处”的刻石，才有了后来讹传为梁山伯与祝英台读书爱情传说。梁祝故事作为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其发生、发展、流变都有一个过程，精确地考证出梁祝源于何时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据此确定梁祝传说必晚于齐建元二年出现。
五、梁祝传说出现与“祝英台读书处”内涵误识有关
宜兴文化积淀深厚，善卷洞作为风景名胜，很早就得到开发，如果我们从天玺元年（276）孙皓遣人在宜兴封禅，改称阳羡山为国山算起，已超过1700年历史。善卷洞边上的善权寺建立后，这里更是人气旺盛。众多历史名人在此留下了碑刻文字，有的碑刻年代已经很久远了。
宜兴地方史志记录“祝英台读书处”附近的许多名人碑刻。明陆简（生卒年不详）《送策文立住善权寺》曰：“义兴邑擅佳山水，善权独萃诸山美。铜棺离墨若云来，万壑东流此争汇。开山古寺肇何时，碑碣多称宋前岁。传从圣代百千秋，殿庑如星辉珠贝”。明文征明（1470—1559）《善权古今录序》曰：“寺据离墨山之南麓，有三洞之胜。榱甍桓桓，犹唐旧物，而丰碑巨刻往往而在。然其事具郡乘甚略，而寺未有特志也。寺僧方策，乃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时名贤篇咏，辑为古今文录。”清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收录明王鏊（明成化进士，生卒年不详）《善权寺古今录序》，其中曰：“宜兴善权寺僧方策，裒其寺古今石刻碑文，汇次为十卷，以授余曰：‘愿有记’。”可见善权寺周边石刻碑文之多。
那么，“祝英台读书处”最初是指示其他碑的标识吗？答案是否定的。“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于建元二年，此前最有影响的碑刻非国山碑莫属。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善权寺内，相传曾经还有一块非常有名的传奇怪异碑刻，它位于寺庙原“释迦文殿”大殿的柱础上，其文曰“诗米汉”“谢均记”，也有称“诗米汉谢钧之记”的，关于此碑刻，宜兴有关史料多有记载，如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有：
相传建殿时雷震其柱，有字者三：一曰诗米汉，一曰谢钧记，一曰诗米汉谢钧之记。字皆倒书，大可径尺，非篆非隶，深入木理。我正统间，周文襄戏命削谢钧记三字。随削而字随入，文襄异之，乃止。今柱上削处犹洼，乡人摹榻其字，佩之可以愈痞。
“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的说法确实充满传奇色彩。
又，明代都穆（1458—1525）《善权记》载：
相传昔创殿时，雷震其处，柱有字者凡三，一曰：“诗米汉”。一曰：“谢钧记”，一曰：“诗米汉谢钧记”。字皆倒书，大可径尺，非篆非隶，深入木理，或谓三者皆雷神之名，不可晓也。正统间，周文襄来游戏，见之，戏命削“谢钧记”三字，随削而字随入，文襄异之，乃止。今柱上削处犹佳。乡民恒摹塌以去，云佩之可以愈痞。
都穆记载内容与陈仁锡大致相同，类似的记载在宜兴地方史志文献中大量存在。如明代陈凤梧（生卒年不详）《游善权寺》有“嶙山曾杰阁表圆通，唐殿千年更古雄。柱上天书隐雷篆，墙头霜拍卧虬龙”，诗中“唐殿千年更古雄”指的当为唐代建筑“释迦文殿”“柱上天书隐雷篆”指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奇异文字。
关于“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究竟出于何代，都穆《善权记》还有这样的记载：
阁之下多唐宋碑刻……山僧方册，近于柱础下见刻字云：创于大中十年七月。盖自唐至今，几七百年。
又，明王世贞（1526—1590）《游善权洞记》有：
入寺门百一步，有穹阁曰“圆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柏，殿曰“释迦文殿”，唐大中初创，甚奇伟。大柱三，有雷火书曰“诗米汉”“谢钧记”，摹佩之，可以医痞。
“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早于唐代，按照都穆、王世贞记载作简单判断，“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当刻于唐大中十年（856），如果据此就轻下结论，认为“祝英台读书处”不是读“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之书的判断是有失严谨的。
“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出现带有传奇色彩，最奇怪的莫过于“字皆倒书”“戏命削‘谢钧记’三字，随削而字随入”与“乡人摹榻其字，佩之可以愈痞”，今天我们认为，后两者不过是缺乏常识的传说而已。然而“字皆倒书”倒是值得研究的。因字是刻在柱础上的，这里的所谓“倒书”不是指柱上的字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读，应是书法史上的“反书”。
梁大同年间（535—545），东宫学士孔敬通创制了反左书，即将楷体字反过来写，这是一种玩味的书法，在当时被称为“众中清闲法”。“反书”的渊源与古人制作印章有关，“反书”之小字并不少见。梁武帝在为其父兴建的陵墓石阕上也采用了“反书”，目前南京东郊遗存的梁朝神道阕上还能看到这样的遗迹。“反书”齐梁间风行很短即被人们遗忘，不可能在国山碑附近刻上“祝英台读书处”，引导人们去观摩瞻仰。
“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缘于齐梁间“篆隶”的流行与受尊崇，为方便人们识读国山碑上“似篆似隶”“非篆非隶”的文字而刻，从这一点来研究，“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怪异文字真相逐渐明了：
如同地名祝英台后来演变为人名祝英台情形相似，随着时代的变迁，“祝英台读书处”最初的内涵渐渐湮灭，作为女子祝英台读书的地方终成主流意识，祝英台作为地名的与作为人名同时并存，然而，直到民国期间还被人们认同（见《祝英台考》）。笔者以为，国山碑距离“祝英台读书处”毕竟有一里路左右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只知道“祝英台读书处”是寻读碑文中奇怪文字的标识。读国山碑文字的真相湮没。因“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紧邻善权寺，善权寺及周边有众多碑刻，好事者在善权寺的柱础是刻下了“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这样“非篆非隶”的文字，编造了上面提到的奇怪传说。
进一步研究表明，“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作“倒书”则是为了附会梁武帝“反书”癖好，因梁武帝与梁祝传说有关而有意附会（详见《梁山伯考》）。关于梁山伯与梁武帝的渊源，笔者另文考证。
至于“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刻字字大径尺，则是受了“祝英台读书处”字大如斗的影响，结合前文徐喈凤《祝英台碧藓庵》诗中“遗迹在碧藓，古佛同千秋。苔封碣半露，姓氏篆如虬”来看，后人在不清楚“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与国山碑关系真相的情况下，根据民间残存的关于“祝英台读书处”石刻、怪异文字与当地流传的“读书”（读碑）的信息，造就了“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神奇文字的出现，经历了“祝英台读书处”是指认“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神奇文字的标识这样误识的过程。
正因为“祝英台读书处”上度被误以为是读“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神奇文字的标识，而“祝英台读书处”中“读书（读碑）”之内涵还没有发生变化，祝英台作为人名尚未出现，所以，我们可以下这样的判断，“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的出现，从侧面表明梁祝传说还未萌芽。
因此，“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出现的年代，就是梁祝传说起源的上限。
六、梁祝传说的出现不早于唐大中年间
按照宜兴地方志记载，唐会昌灭佛，钟离简之（生卒年不详）购得了善权寺寺产。至于“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是因雷击而出现的，从现代常识来判断，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至于为何要称这些文字是雷击产生的，笔者以为，是有人故意营造神秘感，与“祝英台读书处”之本来的读碑内涵相契合。然而，是谁刻下了这样奇怪的文字，史料未见记载。不过，在唐李蠙咸通八年（881）《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中有这样的信息：
会昌中毁废寺宇之后，为一河阴院官锺离简之所买。宣宗却许修崇佛寺，简之便于寺内所居堂前造一逆修坟，以绝百姓收赎建立之路。其茔才成，忽见一大赤蛇，长数丈，据于坟前。简之惊悸成疾，遂卒于此。子息亦固吝寺前良田，竟葬简之於其间。万古灵迹，今成茔域，乡村痛愤，不敢申论，往来惊嗟，无不叹息。况简之男侄家业见居扬州海陵县，松槚亦元在彼处。只以固护废寺田产，一二儿侄在此。今伏遇陛下至明至圣，凡是坠典，已皆举明。今以古迹灵境，恐游玩喧哗，居人亵渎，肸蠁无依，神祗失所，尚令官中收赎，复置寺宇。岂有此灵异古迹，兼是名山大川之薮，今为墓田，理交不可。臣怀此冤愤，近三十年。
按史料记载，李蠙的奏书当年获得批准，于是善权寺产又转佛门。会昌灭佛以会昌五年（845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据，此间善权寺不再作为寺庙。会昌六年唐武宗去世，之后的唐宣宗李忱（810—859），年号为大中，在位十五年，即位后重新尊佛。上文提到的“释迦文殿”修建时间为“大中十年七月”，“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当为修建“释迦文殿”时有意刻之。
因“子息亦固吝寺前良田”、“况简之男侄家业见居扬州海陵县，松贾亦元在彼处。只以固护废寺田产，一二儿侄在此”，所以判断钟离简之的后人对恢复寺院功能并无兴趣，所以其后人修建“释迦文殿”的可能性并不大。钟离简之既为“河阴院官”，因“释迦文殿”旁边有“祝英台读书处”石刻，当地旧有此石刻与读“非篆非隶”文字的的说法流传有关，钟离简之或许不知道“祝英台读书处”是读国山碑的标志，或是他有意作伪，在考证了善权寺与祝英台的来历后，刻下了“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的异文，编造了有关这里怪异文字的传说。
另进一步从钟离简之为“河阴院官”身份与反对“百姓收赎”判断，“释迦文殿”当为钟离简之的书院，钟离简之为了增加书院的人气与文气，附会古迹传说才刻下异文，于是“祝英台读书处”就讹成读“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的标识了。
笔者还对“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内涵作过进一步考证，因与本文无关，不再赘述了。
“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出现是后人对“祝英台读书处”本来面目产生误解的背景下出现的，反映宜兴当地人对“祝英台读书处”的理解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祝英台读书处”之“读书”已从读国山碑的文字转向读“诗米汉”“谢钧记”或“诗米汉谢钧之记”文字了，但“祝英台读书处”之“祝英台”与“读书（读碑文之书）”内涵尚未发生变化。据此我们判断，直到唐大中十年（856），“祝英台读书处”作为女子读书的传说还应当没有出现。
七、梁祝传说出现于晚唐
过去研究梁祝的专家学者多根据明末徐树丕《识小录》“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从而判断《金楼子》有梁祝传说的记载。其实，徐树丕所按“梁祝事异矣”是有感于梁祝真相不为人知而发，不是徐树丕看到的梁祝故事与《金楼子》中记载的梁祝故事不同，“梁祝事异矣”之“异”是“不同”而非指“奇异”的意思。
学术界有认为梁祝在唐早期出现。理由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是宋代张津《四明图经》所引唐代《十道四蕃志》，《十道四蕃志》是唐中宗时梁载言所作，进而判断唐中宗时代就出现了梁祝传说萌芽，其实是个观点是错误的。
关于《十道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说：“其书多称咸通中沿革，载言，盖唐末人也”。前文考证出直到唐大中十年，“祝英台读书处”作为女子读书的传说还没有出现，怎么可能会被唐代中宗时代（唐早期）的人记载下来呢？学术界关于梁载言是唐早期人还是晚唐人的说法皆有，事实上，《十道四蕃志》为《十道志》与《四蕃志》的合称，《十道志》是梁载言所作，而《四蕃志》则是后人增补。《十道四蕃志》出现梁祝传说的非梁载言所录，而是后人增补的，否则梁载言为晚唐时人之说才是可靠的。从这点上说，梁祝传说不会早于晚唐出现。
清代翟灏《通俗篇》卷三十七“梁山伯访友”条，引晚唐张读（834—？）《宣室志》关于梁祝的记载，这段文字不见于今传各本《宣室志》，可能是翟灏看到的《宣室志》版本与今本不同。结合本文的考证来看，晚唐出现梁祝传说当是可靠的。
综上，梁祝传说真正的源头在江苏宜兴，梁祝传说在晚唐时就已出现，并且传说出现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唐大中十年，所有关于该传说早于此前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责任编辑：徐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