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需要一定的政治心理来支撑。中国传统“崇圣”意识并没有随着1日制度的坍塌而湮灭，也没有在硅历一系列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后而消解，反而以新的内容形式——权威性人格、道德政治功能的放大，来影响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崇圣；权威性人格；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2－0171－05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人观念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理论构成。“圣人”这一词汇及其概念是中国文化的特产，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之中也没有与之完全相对应的概念。而且中国人的圣人崇拜，从一开始便同政治紧密相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题中之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持久生命力的孕育下，这一传统政治心理及其内容迁延——子民心理所培育的权威主义人格及道德崇拜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弥散着，影响着各个层次。
一、“崇圣”意识的传统政治哲学追寻
“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不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教，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中国历代先哲赋予“圣人”于各种社会、政治功能，由“圣者通天下”推演出“圣者为王”，“王者为圣”，继而“圣王合一”。这一思维进路所饱含的政治意蕴则是对道德政治功能的无限放大和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的抹杀。
第一，“圣者通天下”。在国人的观念中，圣人是人们对“人”自身一切美好设想的综合体，他是理想的人格、理性的象征、人生的楷模、情感和信仰的寄托。《白虎通义·圣人》中认为：“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Ⅲ圣人被视为全能的人，是天与人的中枢。正因为圣人“无所不通”，于是圣人为民立极、立德、制礼、作乐、造器。《商君书·君臣》日：“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圣人的无所不能于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用，成为“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和理想社会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先哲树立圣人，制造圣人，崇拜圣人。先民崇拜圣人的初衷，不管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显然都是为了树立人格的楷模。然而他们所理解的圣人，尤其是儒家眼中的圣人，其位格却不是人格而是神格，就像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正如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说的那样：“圣王之与神明，同义而殊称耳。”。这种对超越了凡人的一切道德化身的“圣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对道德的无限崇拜。
第二，“圣者为王”一“王者为圣”一“圣王合一”。由于圣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及智慧的优势，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发展出应由圣人为君王的思想。荀子提出要由圣人来治理天下。他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的这一认识十分典型，代表了儒家文化的认识主流，意味着圣人向圣王理论过渡的完成。其次，儒家主张“圣”“王”同义。董仲舒曾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此种思想绝非董仲舒的发明，亦非仅仅体现于他的政治学说中，而是历代儒者所守持的一贯之道，且同“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相吻合。也就是说，只要按照“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就必然会得出圣王合一的逻辑结论。“在‘内圣外王’的宣扬下，在先秦以及后世的思想家们的持续营造下，终于在理论上完成了圣人与君主的一体化过程，‘圣人为王’与‘王而成圣’构成了逻辑上的统一体，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圣人观的核心”。圣与王的结合，最富有实际意义的是解决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问题，崇圣就意味着对君权的绝对肯定。由于儒家学者和历代统治者对圣人的推崇和造圣运动，崇圣成为历代民众心中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
中国历代先哲尤其是儒家出于世俗的考虑对“圣人”所做的界定，以及沿着“圣人通天下”一“圣而为王”一“王而为圣”一“圣王合一”的思维进路所进行的理论推演及其现实教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对道德功能的无限放大以及政治主体独立政治人格的丧失。
圣人崇拜就其本义而言，首先是对道德理性的崇拜。虽然《说文》和《白虎通》等文献将“圣”解释为“通”，而“通”乃是通天、地、人三者，属于知性的范畴。然而，在传统的中国哲学里，德同知性是一体的，且以德性为要。通天、地、人三者意指德力广大，亦即《易传》所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样的道德圣人是为人的极致，因此这种对超越了凡人的道德化身的“圣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对道德的无限崇拜，道德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标识，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者的最高行为准则。
这种道德至上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民范围的最高准则；二是政治结构范围内作为执政者的基本准则。首先，对于全民来说，圣人作为道德人格的楷模，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尽管圣人是一切道德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儒家却又强调可以通过“修身”而达致圣人的境界，孟子就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必然逻辑就是将道德的作用无限夸大，成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实质准则。其次，对于执政者来说，道德不仅是其赢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而且成为其处理政治关系的准则。正如汤森所言，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为“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将“圣”与“王”作一体看待，儒家的旨趣就在于寻求政权的合法性根据，而且同其德治主张密不可分。因为圣人是一切道德的楷模，将“王”与“圣”等同也就意味者儒家希望通过“道德”来限制君权。然而，由于在儒家文化中，圣人崇拜的旨趣主要不在普世伦理而在政治伦理，同时也就决定了其善花不可能结出善果。以圣人的位格要求君王，从而使之实行仁政德治，从应然的层面看，似乎有益而无害，何况中国的王权没有限制，圣王合一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君王们的私心膨胀。然而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应然与实然又是严重脱节的。圣王合一的理想非但很难使君王的道德圣化，而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反而使他们更为专制，使政治更为无序。因此，由“崇圣”意识而至的对道德的崇拜就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道德而轻制度。
“崇圣”意识的另一个必然的衍生则是子民心理。由“圣人通天下”一“圣而为王”到“圣王合一”，致使智慧、道德与权力一体化，对圣人的崇拜就把对权力，对理性的崇拜与对神明的敬奉合而
为一。首先，“王”因为具备“圣”的智慧与道德修养，成为一切是非的依据。荀子曾提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圣王便是“两尽者”，于是智慧、权力与道德一体化了，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又具有几分神性，这样帝王就成为迷信的对象。像韩愈这样的大家都说：“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由此可见，对“圣王”智识的崇拜使得民众丧失对自我理性的自信，丧失个体的独立人格，依附于圣王的“圣意”，成为“圣王”的子民。其次，圣王观念及其理论从理论高度论证了以帝为师的合理性，同时在政治心理上又把崇拜权力、崇尚理性和崇奉神明合而为一，使君权合法化、神化。对个体来说，对王所代表的权力不管是主动的顺从，还是被动的屈从，从政治心理角度看，都难以使人具备独立的政治人格。另外，“崇圣”还意味者对“圣人”的渴求与呼喊，在民间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对清官的渴求与依赖，这也就意味着民众独立人格精神的萎缩。“圣王”观念犹如苍穹，覆盖和控制了几乎全部的传统文化观念。在这个苍穹之下，盛行的是臣仆和顺从观念”。因此，千百年来，这种个体依附意识世代相袭塑造了中国古代众臣万民的子民依附型人格和政治心理定势。
二、“崇圣”意识在当代中国的表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由于其独特的结构特点，具有“显著的超越时间的特性”。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核心内容的“崇圣”意识并没有随着旧制度的坍塌而湮灭，也并没有在经历一系列社会文化运动、政治运动后完全消解，反而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而得到强化，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建国后，这种“崇圣”意识突出表现为政治主体的权威主义人格以及对道德政治功能的放大。
第一，政治主体的权威性人格。建国后，政治以特有的方式渗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泛政治化”的社会结构形式导致中国成为典型的政治全能社会。这种社会体制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崇圣心理，这种心理当前往往以对权威的崇拜与依附表现出来，而对权威的崇拜与依附在政治人格上突出表现为权威性人格。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逐步转型，中国民众的政治人格也开始由依附性向独立自主性转变。但是，由于传统崇圣政治心理的影响以及建国后一段历史对这种心理的强化，我们仍然不能对这种转变做过于乐观的估计，依附性依然是中国民众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现在，在整个政治运行中下级怕上级、百姓怕公仆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有些老百姓往往以当街跪官的方式，乞求官员解决问题。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他树立了一个敢与官斗的百姓榜样。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就用不着思考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
笔者曾做过调查。在回答“村里丢了一头羊，村长决定每家搜，您持何种态度?”的问题中，有24.9％的受访者对权威持有相当程度的依附心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反正我没有偷羊，随他怎么搜”，“他是村长，当然有权搜他的村民”，“既然是村长要搜，不乐意也得让他搜”三个选项的分析中，显示出权威依附意识并非与年龄成正相关，而且没有形成明显的规律，2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的权威依附意识比较强，66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权威依附意识较弱。这说明：目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子民心理”在年轻人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职业分层分析表明：农民的权威依附意识最强，占350名受访者的39.8％。这一数据与1989年闵琦等学者得到的数据(73.3％)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表明，十多年来，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对这个问题进行文化程度的分层分析，得到的数据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权威依附意识逐步减弱。由分析可以得出，当前中国有相当大比例的公民持有权威依附意识，表现出权威主义人格特征，这一意识通过社会化代代相传，影响新一代政治人格结构的形成。
第二，放大道德的政治功能。崇圣也就意味着崇拜道德，这就放大了“道德”的政治功能。“政者，正也”，孔子这句屡被引用的格言，最能表达中国人对政治本质的最执着的看法。在中国人眼中，政治与道德乃是一体的。如果要加以分析的话，则政治必须为道德所统摄，政治权力的取得与运用，都必须以道德原则为其最高的和唯一的合法基础。
“崇圣”意识所蕴涵的崇拜道德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重道德轻制度。儒家对人性予以积极地肯定，强调自我省察与人格修养，而忽视制度上的制约与监督。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道德的重视必然导致对制度合理设计追求的忽视。这种政治取向在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品的好与坏成为组织或选举过程中挑选国家公务人员的重要尺度(“德”是公务员四个考核标准——“德、能、勤、绩”的首要标准)。在笔者的实证调查中也很清晰地反映了民众的这种轻视制度建设的心理倾向。例如，在关于“您认为一级政府治理的好不好主要在于什么”的问题中，只有25.9％的受访者选择是规章制度，这表明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忽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的年龄分层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选“规章制度”的比例大致呈下降趋势。对这个问题的文化程度分层分析表明，本科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出规律，但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治理的好坏主要在于规章制度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受访者。数据表明，当前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没有认识到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重道德轻制度的心理特征。
三、“崇圣”意识的现代政治功能透视
中国历代先哲的树圣、造圣、崇圣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楷模，在特定情形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文明的发展，但是这种心理所培育的政治主体权威性人格以及对道德功能的放大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极为不利。
第一，政治主体权威性人格阻碍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公民政治人格水平是判断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离开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建成国家的现代化。而人的政治现代化又是人的现代化中重要的一环，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从心理到行为都要转变为现代的人格。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写：“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崇圣”意识所蕴涵的对权力的崇与惧的二元政治情感，使得民众从心理上依附权威，丧失独立
的政治人格，表现出权威性人格。权威性人格的核心品质是“权威主义侵犯”和“权威主义服从”，即权威主义者的统治一服从倾向。具有这一倾向的个体往往会在其认为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人面前贬低自己，而在其认为软弱或劣势的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阿德诺形象地将这一人格特征比作“骑车人的本性”——“对在上者鞠躬，对在下者踩踏”。从阿德诺对权威性人格的特征的概述可以分析出，具备权威性人格的政治主体在某种程度上是逃避自由，反对自由的。普通的权威性人格，对维持传统的家庭制度和阶层体系的稳定，当然有其积极的功用。但其代价则是牺牲了中国民众的创新精神，更不用说它对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构成的最大的障碍。这种政治人格的不独立使公民的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对权力与权利的正确观念，因而在其政治参与过程中往往形成政治冷漠与政治躁动的冲突，倾向于通过非正常的体制外渠道参与政治生活，而这必将损伤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威胁政治稳定，削弱执政者配置政治资源的能力，从而干扰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与速率。而且具有权威性人格的政治精英在决策以及执行政策过程中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的可能性就更大，后果也更为严重。因此，当前中国政治主体的人格结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了阻碍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顺利推进及其发展速率。
第二，放大道德的政治功能影响中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崇圣”意识对道德功能的无限放大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忽视制度建设，加上中国传统对“道”的追求，在制度建设方面就体现为过分强调根本性制度而忽视程序性制度。这一传统在当代中国则表现为，目前我们虽然依据《宪法》建立了一系列的根本政治制度，但缺乏完整配套的具体操作性体制。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体制建设严重滞后于现实政治参与的需要。“政治制度不仅是社会政治进步发展的标志，而且还具有承载政治意识和规范政治行为的重要作用”。根本政治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政治权利，但程序性制度的缺乏使得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制度的规范与约束。目前，虽然为了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真正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作用，我国进行了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如选举制度，但仍然因为具体参与体制的缺乏或者不完善，而使公民难以预测和衡量政治参与的成本，容易导致在某些情形下倾向于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另外，有限的政治参与渠道在运作上存在不通畅的现象，有限的政治参与资源也存在因制度建设不健全而被非公共分配的问题。这种不通畅的参与渠道与资源的非公共分配不仅造成政治参与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而且也会使仅有的有效参与渠道变得拥挤，从而会导致一些急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公民通过某些非常态的方式如暴力、行贿等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崇圣”意识所内涵的政治意蕴对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体制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其中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中国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现实政治变迁的需求。这种较低的制度化水平与转型时期被动员起来的中国民众政治参与需求的并存，必然导致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或政治疏离甚至政治冷漠。政治参与的过度膨胀在缺少适应政治发展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动乱，而政治疏离或政治冷漠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个潜伏的政治炸弹。正如埃森斯塔德所言：“尽管在大多数的现代社会里，具有某种能容纳变迁能力的制度框架往往会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它们的有限的发展，却不能保证现代制度结构充分和持续地容纳频繁变迁的问题。”
现代化专家布莱克曾经告诫：“现代化的心理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当前中国正处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崇圣”意识所培育的权威主义政治人格及对道德政治功能的放大都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中国“人世”、经济体制改革等契机培育适宜中国政治发展的现代政治心理，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