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
一战为何爆发
陈浩南：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刺杀，从而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以德意奥为主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我想请您先谈谈一战之前的世界格局。
马勇：对于一战，我们过去是根据列宁的说法，把它看作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最近有人提到，一战的爆发，跟瓜分殖民地有关，也跟后起的强国对先前强国的挑战有关。
在欧洲，德国作为后发崛起的国家，到了1871年打完普法战争之后才开始真正富强。它以普鲁士的名义和法国人打仗，不但把法国打败了，还把拿破仑三世俘虏了。普法战争标志着德国的成立，而德法之间的世仇实际上也跟普法战争有关。
德国统一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因为德国的制造业太好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相当强盛。从1871年开始，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德国就变得很强势了，对这个世界也有了新的企图——它觉得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瓜分上不太公正。
一战的爆发，其实也与奥匈帝国的崛起有关。奥匈帝国大概存在了51年。在一战之前，奥匈帝国的发展势头也是非常好，非常强势的，把几十个民族集合到了一起。它的民族问题，比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要复杂得多。奥匈帝国里面的各个民族，是真正不一样的族群，把它们拢在一起，就非常不稳固，容易出问题。
总体来说，我认为一战的爆发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工业化的进步，二是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从17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各国的技术进步很快，一战时就有了飞机、坦克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技术落后时，人们还容易相安无事，而一旦拥有各种武器，就很容易擦枪走火。另外，欧洲在走出中世纪后，面临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储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被干掉，其实这里面故事非常多。这对夫妻到萨拉热窝去，塞尔维亚的民族激进分子就认为他们是来挑衅的，但他们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刺杀事件发生后，几个帝国间的矛盾也都引发出来了，形势恶化得非常快。
陈浩南：您说工业革命也是导致一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马勇：对。实际上，每一次战争的爆发可能都有产能过剩的原因，因为产能过剩会导致危机，而工业革命恰恰导致了产能过剩。按照列宁的分析，就是帝国主义需要殖民地，需要市场，需要通过战争来消化它过剩的产能。专门研究近代世界史的学者对此可能会有更好的分析，我的重点还是在中国近代史。
一战爆发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在那几个大国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和其他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以，一战之后开始成立“国联”，就是想建立一个国际协调组织。一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很多，对人类的启示之一是：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去解决的，谈判、妥协对人类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后来者”美国的作用
陈浩南：美国在一战中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1917年4月，美国正式加入协约国一方，扭转了双方原本势均力敌的战局，也使得这场主要发生在欧洲的战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请您谈谈美国在一战中的表现。
马勇：美国在建国之后，其实一直不主张介入他国事务。就像李鸿章所认识到的那样，美国的立国原则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贸易自由的绝对性。你看在一战爆发后美国人的立場，无论对东方事务（包括中国问题）还是欧洲事务，只要不影响它贸易自由的，它都不管。那么美国为何会卷入一战？因为德国。在英吉利海峡，英国海军本来已封锁德国的海军，把德国海军截到港湾里去了，动都动不了。但是，德国的潜艇后来又封锁了英国的这个海峡，这就使美国的自由贸易受到影响了，德国海军甚至还打了美国的商船。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和二战时非常相似，美国人截获了德国的一个电报。这时是1917年，一战已经打了两三年了，很多国家都被卷了进来，但美洲的国家还没有加入。德国这时给墨西哥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墨西哥参加同盟国，站到德国这一边来。德国给墨西哥开出的条件是，等打完了仗，把美国的西南部分给它。这可把美国民众给惹恼了。1917年，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开战。美国的军队到了欧洲，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一战快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点声明，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讲的是一些普遍原则，比如要尊重各个民族的自决权，也要尊重殖民者的利益，另外是主张外交要公开透明，不能再有秘密外交。到1918年，苏联已经出现了。那对苏联怎么处置呢？威尔逊讲得也很清楚，尊重苏联人民的权利。他对共产主义虽有一种恐惧感，但并未和苏联冷战。美国对外采取的策略是，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利益，我就能容忍你的存在和发展。
美国参加协约国之后，不仅使得协约国很快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它对战后秩序的安排。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后，我们认为威尔逊对中国问题的承诺没有兑现，像陈独秀等人就认为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其实，仔细去分析，好像不是这样的，美国还是竭力想把中国问题解决了的。过了几年之后，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中国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
自美国参加一战之后近一百年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我们还没有仔细去体会。
战后出现的一个“大意外”
陈浩南：一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是怎样的？
马勇：一战之后的世界，其实还是几个大国在主导。李鸿章在19世纪晚期的认识是对的，外交一定是大国说了算。但李鸿章说的“大国”，并不是指体量上的“大国”，而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国。
一战之后，世界变得比原来更有秩序了，但又出现一个大的意外——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了。
共产主义和苏联为何突然壮大？这个问题很复杂，但值得分析。苏联的前身是俄罗斯，它从19世纪中期就开始改革，但始终找不到方向，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就是生长不起来。到了19世纪晚期，它就变成沙皇帝国了。在中国发生甲午战争那段时期，俄国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哪能想到，它会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被小日本打败了。1905年爆发了俄国革命，使得沙皇的统治慢慢地开始不稳定了。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沙皇被彻底推翻，出现了临时政府。可以看到，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些人所讲的——列宁接受了德国的策动——这么简单。德国当时作为同盟国，没办法把战争推动下去了，如果俄国能退出战争，当然是好事。列宁确实接受了德国的资助，回到国内后，利用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马上宣布俄国退出一战。但在整个俄国的发展演变中，其实一直是它国内的因素在起主导作用。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战之后世界的格局：英国开始衰落，美国逐步崛起，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加大，俄国明显地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而中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尽管我们在政治上没有马上转向苏联，但在文化、信念上已经开始出现倾向了。
日本取巧成为一战“赢家”
陈浩南：请您谈谈日本在一战中的表现。
马勇：英国和日本是盟国，它们建立了结盟的关系。英国参战的原因是德国突然袭击并灭了比利时，而比利时是从一战刚开始就宣布永久中立的。比利时被灭，英国受到了威胁，宣布参战。英国参战的目标是对着德国的，德国在世界上有它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对德宣战，不可能只打德国本土而不打击德国在殖民地上的势力。当时青岛就是德国的殖民地（租借地）。日本是英国的盟国，所以英国在参战之后，就请日本在远东收拾一下德国。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这两次战争后，日本在国际事务上一直要出头。别看日本在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上是个小国，它一直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但日本的老牌政治家还是一直尽量遏制住一部分人想出头的冲动，使日本有限度、有节制地往前走。英国对德宣战之后，作为英国的盟国，日本马上答应了英国的要求，在远东对付德国。
当时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德国在中国的权益怎么处理呢？中国找不到方向。当时有中国外交官提出，让德国把产业直接交给中国。德国也有人说可以先把德国在山东的整个权益托管给中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中德再算账。
陈浩南：这似乎有拉拢中国的意图。
马勇：但中国不敢要。中国有一拨外交官提出的方案是，让英国和美国出面，请它们先接管过来，然后再还给我们。中国有些政府官员内心深处其实也有这个想法。日本对德国宣战，给中国政府的印象是把德国打败之后，会把德国的权益还给中国。日本在对德宣战之后，和中国的交涉非常密集。中国就把山东开辟为一个中立区，就像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让日德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交战，那伤害的不是中国老百姓吗？现在看来，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不明智的，应该检讨。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有担当，两种做法可选——要么暂时站在德国的方面，把这些产业接过来；要么直接对德宣战，实际上我们最后还是站到了协约国这边，对德宣战了。但是，等到中国向德国宣战的时候，我们在山东的权益已从德国手里转到日本手里去了。
日本参加一战，其实也就是在山东打了一下德国。它和中国一样，没有真正派兵出战欧洲。但在当时的盟国英国看来，日本是非常讲“哥们义气”的。
被一战扭转的中国政治走向
陈浩南：您曾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那么，您认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马勇：一战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它扭转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尽管这个过程比较缓慢，但它逐步诱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巴黎和会的失败，对中国人的打击非常大，读一读陈独秀在那时写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他那种从期待到失望的心情——陈独秀把中国人当时的心情全部写出来了。威尔逊总统发布了“十四条”，中国人欢欣鼓舞，一开始都认为是公理来了，但后来的巴黎和会却没解决中国山东的问题，中国人一下子就开始对世界失望了，对资本主义不信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的列宁对中国宣布，要把沙皇政府从中国获得的所有不法权益都还给中国。这样两相比较，不少中国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就逐渐倾向苏联了。
从1918年、1919年这两年开始，李大钊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甚至像蔡元培这么持重的老先生，也在天安门演讲，号召重新认识劳工的意义，赞美十月革命是苏联劳苦大众的胜利。这表明，中国在向西方学习长达80多年，向日本又学了20多年之后，突然发现东方和西方的这两条路都不可行，而新生的苏联逐渐成了中国学习的榜样。
在文化上，一战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有几个人应该着重提出来：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张君劢，一个是梁漱溟——這几个人物开启了后来新儒家的先河。
一战结束后，梁启超带着张君劢、徐新六、丁文江几个学生到欧洲考察，写成《欧游心影录》。当时一些企业家给他们提供赞助，他们本来想去看看这场战争会对人类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但《欧游心影录》传递给中国人的信息是什么呢？——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错误的。梁启超分析一战为何会死几千万人，而过去的战争没有死这么多人，他的结论是，这是科学，也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所导致。紧接着，中国掀起了一场对科学局限性的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也很快发生了。这种对科学的怀疑，对后来的影响很大。张君劢提出，还是玄学重要，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就是宋明理学那一套），比西方的科学更重要，这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科玄之争也直接启发了梁漱溟，他大概在1919、1920年就开始做《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写作。他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西方文明也可能是有问题的，因此人类的未来是先回到中国文明，再回到印度文明。在当时，梁漱溟等人认为，人类发明了科学，而科学可以毁灭人类。严复是一个对西方文明有更深理解的人，但是严复说，一战证明了西方文明发展到现在，就剩下“寡廉鲜耻”这几个字，人类可能还需要一种道德的提升。
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了不合时宜的忧患意识，导致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中国传统中去寻找资源，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复兴。但这和我们今天有意识地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不一样的。1920年代以后，宣扬科学、发展科学，在中国反而成为很艰难的事情——这可能是一战带给中国的最负面的东西。
陈浩南：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中国从甲午战败开始，到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再到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在这一连串屈辱性事件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真正形成了。
马勇：是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这几次事件中被真正激活的。
一战爆发后，从“二十一条”开始，一直到巴黎和会的结束，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再也没有消停过，一直影响至今。
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我们对历史真相的不清楚有关。我们一直认为“二十一条”就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一个文件，袁世凯当时也是这么讲的。所有反袁世凯的人，也都这样讲。实际上，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再去仔细分析“二十一条”，真不是这样的。日本那时已发展成一个“近代”国家了，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的，要有一个备忘录。日本提交给中国的，是可讨论的稿子，中国在哪个地方不接受，还可以再讨论。它没有说给你发的是最后通牒。当然，在我们的传说当中，中国如果不接受，日本就会出兵。中国内部一直在渲染这样一种悲情，包括袁世凯也一样，而不是把这个事情纳入正常外交状态下讨论。
到了1919年，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失败，中国又爆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我觉得这也跟当时国内政治的煽情有关。用今天的眼光看，中国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是非常伟大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资格介入国际事务，是段祺瑞强行参加一战而为中国赢得了一个机会。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有机会介入对战后秩序的安排，在处置战败国上也有发言权，而且中国还和几个战败国签了双边协议，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成功之处。那一代外交家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顾维钧也好，陆徵祥也好，都非常优秀。但是，因为我们当年搞的是政党政治，反对政府的声音远远高于政府的声音，我们把所有的外交成就都给最小化了，而把所有外交没有达成的目标都放大了。所以，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陈浩南：中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但根本没法像其他战胜国一样享有同等权利，甚至成了待宰羔羊，这也很容易导致国内民族主义爆发。
马勇：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未来，中国若想进入决定世界政治的圈子，就必须拿出对公平正义的担当来。如果在国际事务上没有这样的担当，即便有十几亿人作为后盾，但在世界的重大問题上，还是说了不算数。李鸿章那一代人早就明白了，要引领中国和世界一致，这才是近代中国的方向，我们不应该和这个方向相悖而行。只要我们往世界主流大道上去靠拢，大国的影响力自然就成长起来了。
陈浩南：有学者说，没有一战，就没有“五四”。您怎么看？
马勇：这句话是对的，没有一战，肯定没有“五四”。
在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之前，山东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大概从1916年开始，国内就不断有要求收回山东权益的呼声。一战结束后，这种呼声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山东本地人。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利用了国内民意作为外交谈判的筹码和后盾。如果没有民间的呼声和压力，纯粹是政府之间的往来，中国要很快收回山东可能更难。因为中国和日本虽然没有签订“二十一条”，但在1915年，也就是民国四年，中日之间签了一个“民四条约”取代原来的“二十一条”。“民四条约”是在“二十一条”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加减合并而成的一个新条约。如果这个新条约在外交上没有公开化，没有让民众介入，而是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那山东后来的历史就很难说了。山东很可能就会像香港成为英国的租借地一样，成为日本的租界。
一战为中国解决山东问题留下了政治契机。中国政府当时如果不是背着山东问题的包袱，在巴黎和会的时候，就可以跻身决定世界未来的角色了，因为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
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没有一战，可能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是1915年9月1日出的第一期，1915年9月正好是袁世凯帝制的阴影弥漫最严重的时候，而帝制又和一战是搅和在一起的。由于帝制的发生，知识界觉得这是中国政治的大倒退，陈独秀这一拨人就看不下去了，发动了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巴黎和会的“另一面”
陈浩南：您刚才也提到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家，是近代以来最优秀的一代外交家。我想请您再谈谈，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情况。
马勇：顾维钧这一代外交家是非常专业的，也赢得了外国外交家的尊重。但是中国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当时的民主架构是很不成熟的，所以中国外交代表团内部本身是分裂的，没有凝聚的力量。顾维钧等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而王正廷是南方所谓革命政府的代表，他们各为其主。王正廷向南方政府传递了很多负面的消息。此外还有梁启超，他带着学生去欧洲，除了考察欧洲战后的情况，还给自己规划了一个使命，就是希望能够代表中国民间去介入巴黎和会，因为当时中国民间对巴黎和会的期待非常高，都希望一举解决中国山东的权益问题。
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无论王正廷，还是梁启超，他们所做的工作，都和中国外交代表团的主体所做的工作是相反的。那中国代表团的优秀体现在哪儿呢？他们尽管受到了来自内部以及来自国内国外各方面的政党压力，但他们仍然在坚持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
我们现在叙述巴黎和会，主要的依据还是顾维钧回忆录的第一卷。顾维钧在这一卷里回顾了巴黎和会的谈判过程，提到他们一直在坚守几条最重要的原则。如果最后的总决议，没有规定日本把山东交还给中国，或者没有规定日本在将来什么时候把山东交还给中国，中国代表就不会签字。但是，中国代表团也不会因为总决议不能满足中国的条件，而意气用事地退出谈判，因为段祺瑞和徐世昌给代表团所讲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参与处理世界事务，这是我们的机会。所以，中国代表团不能采取孤立主义，否则中国可能很难走向世界。
实际上，中国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走到凡尔赛宫去参加巴黎和会。幸运的是，中国储备了像顾维钧这样一批优秀的外交人才，每个人都能说好几国语言，而且都是长期在国外生活过的，可以把英语、法语当作母语来用。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学国际法出身的，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很到位。顾维钧最有名的演讲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丢山东”，他说中国不能丢掉山东，就像基督教不能丢掉耶路撒冷，因为那儿有我们的孔夫子。（据有些学者考证，在顾维钧的全集里找不到这句原话，但后来也有研究说顾维钧在演讲中表达过这个意思。）这说明顾维钧很机智，演讲有感染力，这给中国赢得了很多支持。
实际上，如果没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所做的努力和铺垫，如果没有当时西方一些大国对中国的善意帮助，三年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就不可能那么顺畅地解决山东问题。我们今天应该对世界多存一份善意，对曾经作过贡献的无论哪个党派的历史人物，多存一份善意。
一战对当下中国的三点启示
陈浩南：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作为历史学者，您认为一战对当下中国有何启示？
马勇：首先，最大的启示是，在国际事务上，中国还是应该有担当，应该有正义感。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实中国和美国都很侥幸。美国的侥幸在于，它不是一开始就卷入战争，但在卷入之后它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和对战败国的处置都有正面的贡献。中国的侥幸在于，中国两次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其实这是很微妙的，尤其是在一战时，我们差点跟德国站到一起去了，差点成为被惩罚的战败国。但这种侥幸不会永远都有，所以，我们在处理未来的国际事务时，一定要有担当。
今天回过头去看一战，当西方国家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时，中国内部还在进行严重的党派斗争，浑浑噩噩地争权夺利，这也是需要检讨的。我们不必站在革命党的立场去谴责袁世凯的不对，也不必站在袁世凯的立场去谴责革命党不对，应当检讨的是，当中国人再次面对涉及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重大问题时，是否应该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未来世界中，我们当然可以像邓小平讲的那样不出头、不惹事，但如果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中国的态度若再像一战期间那样吞吞吐吐，会有什么结果呢？会否错过良机？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因为国际权力格局的不均衡，有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挑战的因素。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完全形成，后发国家总会对世界的既成格局不满意，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都想参与制定规则。
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些国家讲“中国威胁论”，所以，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在发展的同时，“顺便”给自己制造敌人。有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需要修改，但合理的就得坚持。什么叫合理的？看看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声明，那不仅仅是指导美国的，也是指导人类的，对人类来讲永远不会变的宗旨。
第三，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应该有自省。我们今天的使命，还是向世界学习，而不是输出。当我们真正能够认同人类普遍性原则的时候，当我们发展到有能力去修改规则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推销自己的价值观的。
陈浩南：自二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发展了将近七十年。从当下的世界格局看，是否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
马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这次的乌克兰事件，它给了世界一个相当负面的启示——让人看到了民主制度的弱点，让人看到了民主制度下不可能有一个很迅捷的反应。
我们现在还是要认清，中国的未来就是和平与发展，这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我们只有坚持这个方向不变，才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要维护未来世界的安全，中國的工程量最大最多，职责最重。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