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关键词：原敬；政治理念；对美认识；日美协调
中图分类号：K3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8）03-0073-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8.03.008
近代日本著名的政党政治家原敬于1918年9月组阁，第一次实现了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这标志着近代日本第一届真正意义上政党内阁的诞生，并由此开启了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内阁的惯例。原敬内阁成立伊始，即以日美协调取代日英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并由此对一战以来大隈、寺内两届内阁的外交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认识日美协调政策可以从国际政治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和平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以公开外交为特征的“新外交”，反对列强秘密缔结协约或协定的“旧外交” ①。不过，在阅读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原敬日美协调政策与他在一战期间提出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也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在关于原敬日美协调外交相关研究中虽对此有所涉及[1]，但未展开论述。鉴于此，文章在回顾原敬早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日俄战后日美关系之演变、原敬对美认识及日美关系认识等诸方面的考察，对一战期间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做一探讨和分析。
一
1879年，原敬投身新闻界，在报知新闻社担任评论记者之时，正值国内自由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原敬目睹其发展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其中“时势论”尤为值得关注。“时势论”始于原敬在1880年发表的《政体变更论》一文。在该文中，首先，原敬提出政体之变更“无常理也无常势。是以需要循时乘势，或未必需要变更，或必须进行变更。总之，是否变更政体唯在于时势之如何。”[2]14接着，原敬指出自由民权运动所体现的是依据舆论和公论，“国民正热望立宪政体之时势”[2]15。再次，原敬批评当时藩阀政府对于要求颁布宪法、开设议会的自由民权派的敌对态度，认为“原本国会请愿之徒是为时势所推动。即其徒之见识能够成为时势。夫已为时势。何问其贤不肖，何论其进退举止，孟轲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2]1617即原敬积极支持运动并非因其是当做之事，而是基于其必然产生的认识，认为促成自由民权运动的出现是由于时势的作用。最后，原敬强调不察“时势”之危害：“盖在未可变更之时势之际进行变革，则崩坏四出以至于天下复不可收拾；又若在可以变革之时势之际不进行变更，则上下乖离终至于不可维持之境地。此二者皆不可为矣。”[2]17在1881年发表的题为《知大势为官民当务之急》一文中，原敬又进一步详加阐释“时势论”，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势者也，而治国之国莫急于察势也。今夫不知势者往往违背大势之所趋，是故祸害不旋踵而至。而能察势者，无论何人皆可乘大势之所趋，是故其所欲者不期然可以得之。……治国者安能不察其势之所趋，而事先予以处理也。”[2]3940由此，原敬认为“时势论”是治理国家者不可不关注和予以重视的普遍政治理念，并运用于其后对外关系的认识中。
“实力论”，源于原敬早期的政治实践。1882年，他因偶然的机缘结识长州元勋井上馨，并受其赏识，开始踏上仕途，进入外务省。1884年，担任驻清天津领事。1885年，被任命为巴黎公使馆副书记，1889年归国。海外的五年任职经历，对于原敬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方面大有裨益。自1890年起，原敬相继出任身为農商相和外相的陆奥宗光的秘书。1895年5月，原敬升任外务次官。原敬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历经条约修改和三国干涉，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他深刻认识到日本作为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国地位。1897年，随着陆奥宗光的去世，原敬离开官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翌年，担任社长。1897年至1900年期间，原敬在《大阪每日新闻》上陆续发表社论，基于弱国认识提出“实力论”。他认为，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各国处于对等之位置，此为国家当然具备之权利”[2]501，但“无论如何国家强弱之间必定存在差异”[2]685。而基于强国之幻想，无视日本弱国之实际，提出强硬外交之言论，在对外关系的实际上则危险之极[2]646。由此，原敬指出，日本外交应该关注欧洲列强之动向，慎重采取外交手段，为了国家利益起见，也可以与敌人采取合作之手段[2]615。总之，原敬非常重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要素，明确提出崇拜实力的“实力论”。
基于“时势论”和“实力论”，原敬认为，在当时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之下，日本作为后起之资本主义国家，在羽翼尚未丰满之际，惟有与欧洲列强在达成协议、保持协调的前提下实施“对清政略”，才能实现日本在清朝权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对清政策和与欧洲列强保持协调密切相关，即“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2]350。总之，“时势论”和“实力论”作为原敬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原敬政治观和外交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
美国自1899年发表第一次关于中国门户开放宣言，即开始逐步推行在中国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政策，主要采取经济和教育手段，增强其对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大幅接受中国留学生，通过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增加中国留美学生数量和培养留学生的亲美意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学校和医院等教育机构和公共设施。在传教的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支持中国的改革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1905年日俄战争之前，美国为抵制俄国在中国东北之扩张，与英国一同支持日本发动对俄战争。并在日俄之间进行斡旋，使得日俄缔结和约。1905年7月，日美签订《桂太郎-塔夫脱备忘录》，美国承认日本控制韩国，日本承认美国控制菲律宾。但战后，日本取代俄国，垄断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并“开始向东北地区大量输出资本。……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2年即1906年，日本的对华输出额达到11 777.9万日元，与日俄战争前即1903年的6 499.4万日元相比，增长了81.2%。”[3]27围绕所谓“满洲门户开放”问题，日美之间关系开始紧张。1905年末至1906年初，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意欲与日本共同经营南满铁路，起初得到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的同意，并签署《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遭到刚从朴茨茅斯回国的外相小村寿太郎的强烈反对，遂通知美方宣布备忘录无效。此一事件成为日美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美国爆发排斥日本移民的运动。1906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关于限制日本移民的决议案。同年10月，旧金山市教育局颁布禁止日本学童与白人一起就读的命令。1907年2月，美国联邦议会两院批准新移民法案后，取消这一命令。为改善日美关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派遣陆军部长塔夫脱于1907年9月赴日，相继与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高层首脑会谈，谋求改善双方在移民问题上的矛盾。经过沟通，相互对对方的立场均有所谅解。随后，美国驻日大使欧伯连与日本外相林董就日本移民问题进行多次谈判，终于在1908年2月达成“日美君子协定”，以日方主动限制对美移民而使得移民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接着，3月，美国舰队在环球航行时特意停靠日本，日本也表示热烈欢迎，以营造缓和舆论。为缓和双方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1908年11月，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罗脱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实现有关太平洋方面问题的换文，即《高平-罗脱协定》。协定提出，两国须保持彼此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自由和稳定，必须在中国维护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同时，还应该保护列强在中国之共同利益。很明显，美国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之企图，重申一向主张之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坚持列强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