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人口与第三产业分布匹配研究

时间:2023-05-02 17:18: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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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人口;第三产业;四大行业;匹配度

作者简介:赵成伟,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6);孙启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6.007

引    言

津冀地区作为首都经济圈,区域发展不均衡,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人口向首都北京过度集中(张耀军,柴多多,2017)。[1]为缓解人口聚集压力、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首都北京采取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带动人口疏解。目前与首都核心功能不相关的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和医疗机构、部分行政和事业型服务机构等产业是进行转移的重点。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在京津冀区域内通过空间布局,推动产业转移对接,实现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实现人口、产业的均衡分布。

2015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占全国的10.4%,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1.11亿人,占全国的8.1%。2010年左右,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京津冀地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集中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部分地级市辖区。其中,天津市河西区、南开区的人口密度最高,达到40 000人/平方千米以上;天津市和平区、河北区、河东区、红桥区和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的人口密度均超过10 000人/平方千米;其余都在10 000人/平方千米以下。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密度最高的地区集中在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其中天津市和平区最高,达到45亿元/平方千米,北京市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海淀区和天津市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密度均超过5亿元/平方千米,河北石家庄、保定和沧州三市市辖区的第二产值密度在河北省最高,都超过1亿元/平方千米。

在首都北京三大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是第三产业,自2012年开始首都北京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就超过75%,总就业人数超过800多万人。在首都产业的转移中,第三产业是转移的重中之重,如《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年版)》中就涉及第三产业的9个行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和产值在京津冀区域的空间分布状况,了解二者在京津冀三地和区域整体上的匹配以及随时的演变情况,以及产业特质(多产业法人的比重)1对首都人口疏解的影响。

为了解京津冀的第三产业和人口的匹配,考虑到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是首都北京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人数比较多的行业,本文选取第三产业中的这四大行业为研究对象,利用行业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来分析京津冀区域差距。这将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首都人口疏解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研究

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范洪敏、穆怀中(2015)[2]通过灰色关联和耦合度模型,对我国人口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进行测算,对第二、第三产业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和第二产业的关联度较大,而第三产业更多的是和城镇化、老龄化、高学历人口比重相关。肖周燕(2013)[3]基于空间效应探讨了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趋势,指出人口与经济存在偏差是必然的,但这种偏差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如果偏差超出合理区间且随着时间推移偏差愈加变大,会造成空间效率损失,并带来诸如区域人口压力突出、地区差距扩大以及地区空间结构优化滞后等一系列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后果。

通过综合人口和经济的关系可知,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会通过作用就业结构间接作用于人口结构。

(二)京津冀相关人口产业研究

京津冀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有其自身的特征。郑贞、周祝平(2014)[4]针对京津冀三地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和GDP数据,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发现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及经济分布的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张车伟、蔡翼飞(2013),[5] 蔡翼飞、张车伟(2012)[6]则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分析了中国区域差距的变化,通过把区域差距分解为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程度变化的相对差异,探讨区域差距变化的动态机制,发现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由经济聚集度变化所决定,人口聚集度变化一般处于从属地位,但随着人口流动壁垒的降低,其在缩小区域差距上的作用在不断加大。张耀军、柴多多(2017)[1]也利用空间分析方法以及人口产业弹性系数的概念及方法,对京津冀地区2000—2014年人口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重心的变动以及2014年人口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研究京津冀人口分布问题不仅要考虑各地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应该以在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制定的人口调控目标为发展约束条件。

(三)其他相关研究

在首都经济圈内,[7]首都北京承担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区域间的人口和经济分布不均衡为在区域内进行人口和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如安锦、薛继亮(2015)[8]研究指出,产业协调发展和转移是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转移的经济手段,京津冀都市圈產业协调发展和转移有助于提高区域人口、就业和产业的匹配性,实现人口的有序转移。钟廷勇、孙芳城(2017)[9] 通过分析要素的错配性,在各要素供给侧改革的大前提下,探讨了如何降低文化要素的错配率,提升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区域人口和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研究既可以发现人口和经济分布的现状,也可以了解二者之间的演变情况(张耀军、柴多多,2017;郑贞、周祝平,2014)。[1] [4]在首都北京已开始产业疏解的背景下,对此进行研究也可以看出产业疏解带来的效果,如张耀军、柴多多(2017)[1]针对京津冀三地人口与产业重心变动的分析得出产业疏解所带动的人口疏解,但是对于其中的重点产业的分析并没有细化,所以,只能得出效果较为有限的结论。

因此,本文在探讨首都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口疏解效果的时候,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分析京津冀人口和产业匹配的角度切入。又因为京津冀地区人口分布与第三产业的分布状况最为接近,北京人口分布与第三产业密切相关,所以,本文将对象限定为第三产业。通过对第三产业里吸纳就业人数最多、同时也是产业转移重点的四大行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产值与从业人口分布的匹配度,来考察京津冀区域内第三产业的产值与人口的匹配现状,兼顾讨论首都人口疏解效果,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前研究的空白。

二、统计描述

(一)研究方法

目前考察区域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方法不一,常用方法是考察某一地区经济份额与其人口份额的相对变化。因此,本文借鉴张车伟、蔡翼飞(2013)[6]以地区人均 GRP与全国人均GDP之比来衡量中国经济与人口分布不匹配度的计算方法,构建衡量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经济与从业人口不匹配度的R指数和M指数,不仅考察单个区域某一行业的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偏离,还考察区域整体某一行业的人口与经济的偏离。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此外,為进一步解释首都人口疏解效果的影响因素,本文也将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考察产业中的多产法人比重与不匹配度的相关性。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年版)》相关文件,以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择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4个代表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以考察京津冀三地的人口与产业的匹配度。

京津冀三地四大行业的行业增加值、行业从业人数分别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市的2013—2017年的统计年鉴。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行业增加值和行业从业人数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相应行业数据的加总。

(三)描述分析

下面从行业从业人员的现状、行业与人口的匹配结果、影响行业与人口匹配度的因素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京津冀区域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4个代表行业具体匹配情况。

1.行业从业人员的现状

图1 京津冀三地批发零售行业的从业人数
图2 京津冀三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
图3 京津冀三地住宿和餐饮业的从业人数
图4 京津冀三地房地产业的从业人数

图1至图4呈现的是京津冀三地四大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变化。可以看出,由于首都北京所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其四大行业的从业人数一直处在三地的高位,都具有强大的人员吸纳力,行业人员集中分布于首都北京,行业人员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现象。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首都产业疏解的背景,从时间发展趋势上看,四大行业之间存在差异:

第一,对批发零售行业来说,作为首都北京疏解重点的行业,其从业人数仍在呈现上升趋势,而作为产业转移重要承接地的河北竟呈现轻微的下降趋势。这初步说明该行业的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口疏解效果不明显。第二,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已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表明首都北京的这两个行业在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口疏解已初步显现(详细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2.行业与人口的匹配结果

利用前文的计算公式,本文对2012—2016年京津冀三地的四大行业的人口与经济的匹配程度进行了计算,每个行业对应的R指数和M指数如图5—图8所示。

图5 批发零售业的R 指数与M 指数

图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R指数与M指数
图7 住宿和餐饮业的R指数与M指数
图8 房地产业的R指数与M指数

由图5可以发现,在批发零售行业,首都北京R指数在1之下,而天津、河北的R指数则都大于1,并且天津的R指数趋势线一直在图形的最上方,天津的R指数最大。这表明,对于R指数小于1的首都北京来说,其批发零售行业的从业人员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份额超过了其行业产值在区域中的份额,该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过度富余,存在空间效率损失;而对于大于1的河北和天津两地来说,该行业的经济份额超过从业人员份额,行业的生产效率比较高,为充分发挥行业人员效率,可以把首都北京的行业人口向天津、河北进行转移。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证实了目前首都北京的部分批发市场如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动物园批发市场等向河北石家庄、保定、沧州等地转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根据搬迁前区县数据和工商局初步调查数据,当前城六区共有区域性批发市场约660个,吸附就业人口达到29万人。其中吸附人口较多的有丰台的大紅门服装批发市场(约5万人)、西城的动物园批发市场(约3万人)、东城的百荣世贸商城(约2.4万人)。

同时根据2012—2016年首都北京批发零售业R指数的发展趋势发现,R指数呈下降趋势(距离R=1的均衡状态越来越远),说明在京津冀区域内,首都北京的批发零售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员的匹配度进一步恶化。这一结果在反映京津冀整体区域的批发零售业的经济与人口匹配度的M指数中也得到证实,M指数的上升趋势表明在京津冀空间区域内批发零售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口分布不匹配且不匹配度在上升。上述的研究结果都在说明,虽然首都北京从2013年就已开始转移批发零售业,但目前依靠产业转移带动从业人员疏解的效果不理想,存在有“业走人留”的初步现象。批发零售业作为首都北京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第三产业,在产业转移人口疏解的背景下,仍具有人口吸纳能力。

图6呈现的是京津冀三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R指数与M指数。可以发现,首都北京的R指数在1之下,而天津、河北的R指数则都位于1之上,并且河北的R指数趋势线一直在图形的最上方,说明河北该行业的R指数值最大。对于首都北京来说,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员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份额严重超过了其行业产值在区域中的份额,存在从业人员过度密集的现象。而河北、天津该行业的效率比较高,表明在京津冀空间区域内该行业有进行产业转移的条件和空间,为目前首都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向河北、天津等地转移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根据2012—2016年首都北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R指数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该产业转移带来的首都北京人口疏解效果初现,首都北京的R指数呈上升趋势,与R=1的距离在逐步缩小,表明首都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员的匹配度进一步改善。同时这一结果也得到M指数的支持,反映京津冀整体区域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经济与人口匹配度的M指数下降趋势表明在京津冀区域内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口分布匹配度得到改善。根据图6本文还发现,河北和天津该行业的R指数也都呈现下降趋势(逐步接近R=1的状态),也可以说明首都北京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天津、河北两地的产业转移也改善了两地的该行业产值与人口分布的匹配度。

根据图7我们可以看出,在住宿和餐饮业方面,与批发零售业的情况类似,首都北京R指数一直保持在1之下,而天津、河北的R指数则一直在1之上,并且河北的R指数一直在2以上,说明京津冀三地的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份额与从业人员份额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区域之间有进行该产业转移的可能性。对于首都北京来说,其住宿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份额大大超过了其行业产值在区域中的份额,该行业中的从业人员严重集中,可以向R指数大于1的区域如天津、河北进行产业转移。同时根据2012—2016年首都北京住宿和餐饮业行业R指数的发展趋势(R指数呈下降趋势,距离R=1越来越远),表明首都北京的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员的匹配度进一步恶化。另外,无论是天津和河北两地的R指数发展趋势,还是反映京津冀整体区域的住宿和餐饮业的经济与人口匹配度的M指数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呈上升趋势,表明京津冀地区的住宿和餐饮业的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且不匹配度进一步恶化。这些结果都在进一步说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首都北京的住宿和餐饮行业的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效果不理想。

图8展现的是2012-2016年京津冀三地房地产业的R指数与M指数。整体上看,三地的房地产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相似,行业产值和从业人口的匹配度有改善的趋势。具体来说,虽然首都北京R指数仍在1之下但有着上升势头,存在逐步缩短与R=1的距离的趋势;天津、河北的R指数虽然都大于1但呈下降趋势,也在逐步向R=1靠拢。这些结果都说明在京津冀区域内,经过产业协同发展,首都北京在住宿和餐饮行业中的人员分布过多的现象得到缓解,天津、河北两地的产业优势得到发挥,京津冀区域整体上的住宿和餐饮行业产值与从业人口分布的匹配度得到优化。这一研究结论在反映京津冀整体区域的住宿和餐饮行业的产值与人口匹配度的M指数中也得到证实,M指数逐步靠近0的下降趋势表明,在京津冀区域内住宿和餐饮业的产值与从业人口分布的匹配度在逐步改善。同时也证实了首都北京在京津冀区域内进行产业转移带来的人口疏解效果已开始显现。

3.影响行业与人口匹配度的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解释首都北京的行业人口疏解为什么存在上述结果,本文将考察首都行业中多产业法人的比重与首都行业和人口不匹配度的相关关系。即

[FR<sub>i</sub>]反映首都北京行业中多产业法人占总行业法人的比重,[M<sub>i</sub>]反映了首都北京行业与人口的不匹配度。[COV]的取值范围为[-1,1],如果该值为正,则表明变量多产业法人比重与不匹配度正相关,意味着随着多产业法人比重的提高,该行业的人口与经济的不匹配度会恶化,其水平的下降可以改善不匹配度;如果该值小于0,为负值,则表示多产业法人比重与不匹配度负相关,其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不匹配度,其水平的下降反而可以提高不匹配度。通过计算发现,四大行业中的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都与多产业法人比重显著负相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等与多产业法人比重的相关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对批发零售行业、住宿和餐饮业不匹配度来说,行业多产业法人的比重越高,其行业人口与经济的不匹配度越低。在首都北京进行产业转移、人口疏解的情况下,提高多产业法人的比重,这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明显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对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转移和疏解,我们一般都认为是要减少行业中的法人数量、缩减经营范围;但在现实实践中,能够多产业经营的行业法人一般管理能力比较强,多产业化经营需要的人力要比新建法人少,能够减少从业人口,其增加值要相对新建法人多,所以随着多产业法人比重的增加,M值减小,可以改善不匹配度。

三、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1.基本结论

通过对2012—2016年京津冀区域的第三产业中的四大行业的人口与产值匹配度的研究发现,整体上该區域内的产业产值与人口分布不匹配,存在进行产业和人口转移的空间和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目前京津冀在区域内进行的产业转移的合理性。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和人口的转移,首都北京的第三产业的不匹配度呈现出行业差异性:目前从时间发展趋势上看,在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两个行业的不匹配度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而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的不匹配度则得到优化、改善。

另外,结合首都北京的产业转移和人口疏解的背景,本文从行业产值与人口分布不匹配度的变化,初步探讨了首都人口疏解在京津冀区域内的效果,结果发现首都人口疏解效果与行业不匹配度保持一致,也存在行业差异性:首都北京针对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人口疏解未开始呈现预期效果,存在着“业走人留”的现象,首都北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行业人口集聚压力;而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这两大行业中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人口疏解效果则已开始出现,在京津冀区域内这两大行业的不匹配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得到改善。但我们仍需要注意的是,在解释这一结果时要非常谨慎,因为在衡量行业从业人员时仅考虑了城镇单位的从业人数,忽略了乡村从业人数,这在行业人口总数上会造成一定的偏差。

总之,研究结论再次证实了京津冀区域内存在实现首都北京产业转移的条件和空间,也证实了产业转移的人口疏解效果已在某些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初步呈现。这也表明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实现首都人口疏解的重要途径。

2.对策建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协同发展和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本文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第一,京津冀区域内的产业转移是实现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强化突出首都人口疏解的效果,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对接协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来说,就是立足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比较优势,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坚定实施禁止或限制发展的产业目录清单,着重引导首都北京那些在京津冀区域内具有转移条件和空间的产业向周边区域转移,以带动从业人口转移,缓解首都北京人口的集聚压力。

第二,在对不同行业疏解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要坚持“因业、因企制宜”,如对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来说,不仅注重行业法人绝对数量上的疏解,还要注重行业内部的法人质量,调整行业法人的类型结构;在减少行业法人绝对数量的同时,注意扩展行业法人的经营活动范围,提高多产业法人比重,充分发挥重要行业法人的优势,着重精减小、散的行业法人。而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等的疏解则不必注意这一措施,因为这两大行业的多产业法人比重与不匹配度之间的相关性未通过检验。

第三,在实现首都北京疏解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以业控人”的作用,避免出现“业走人留”的现象,需要定期地对行业疏解效果进行评估,尤其是针对批发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这是因为虽然目前首都北京已对该行业进行疏解,但目前它的行业吸纳效应仍然显著。为了更好地发挥产业转移的人口疏解作用,需要定期对转移产业的人口疏解效果进行评估,制定评估标准,分阶段实现产业转移的目标,以便在评估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第四,在对第三产业进行疏解的过程中,在强调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障、满足居民生活性服务的需求,巩固扩大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提升与发展,不能一刀切。

参考文献

[1] 张耀军、柴多多:《京津冀县域人口城镇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研究》,载《人口研究》2017年第5期.

[2] 范洪敏、穆怀中:《中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分析》,载《经济地理》2015年第12期.

[3] 肖周燕:《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空间效应研究》,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5期.

[4] 郑贞、周祝平:《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状况评价及空间分布模式分析》,载《人口学刊》2014年第2期.

[5] 张车伟、蔡翼飞:《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6] 蔡翼飞、张车伟:《地区差距的新视角: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

[7] 原新、唐晓平:《都市圈化:日本经验的借鉴和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载《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

[8] 安锦、薛继亮:《基于产业视角的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转移研究》,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9] 钟廷勇、孙芳城:《要素错配与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载《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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