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历史阶段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其中较为突出的三项是：一，汉代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二，汉代政论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引义慷慨”，勇于建言，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三，汉代人物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人建构的学说体系，撰写的宏文典册，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精神；汉代社会的创造力；汉代政论家；汉代宏文典册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1-0003-07
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是一个富有活力、成长迅速的重要时期，我们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研究这个问题，内涵丰富，意义深刻，本文仅从三个较为突出的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汉代社会呈现的蓬勃创造力
中华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来鼓舞我们民族在艰难征途中从事伟大创造和英勇抗争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柱。党中央文件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作了重要的概括。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概括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热爱和平精神、勤劳勇敢精神、自强不息精神。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报告中，进一步概括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是：民族自尊意志、民族英雄气概、民族自强意识、民族团结精神、民族创造力量、民族奉献精神。哲学史家经过探讨也作出自己的概括，有的学者提出《周易大传》中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凝结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1］（p.490）有的学者将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五项：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2］我认为，党中央文件的论述与学者所作的概括是相通、相符的，并且深刻地启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既有其核心的内容，又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环境中多样的表现，研究者应当从历史进程中深入探讨民族精神的提升和发展。
在汉代，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创造力，故有的论著称之为“英雄时代”。这种上升趋势和创造活力，尤其显著地表现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和各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大量涌现。刘邦建国之始，即吸取秦朝因实行暴政、迅速灭亡的严重教训，变秦的苛暴政治为宽厚政治，与民休息。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极度凋敝，经历了秦朝十五年的严酷压榨和反秦战争、楚汉战争长达八年的战乱，汉初社会残破不堪，人民大量死伤流亡，“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十二三”。［3］（《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许多农民流徙他乡，不得耕作；有的还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自卖为奴。社会财富极端匮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致使“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3］（《平准书》）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及其决策集团及时地采取了恢复生产、轻徭薄赋、安定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高祖五年（前202），罢兵并遣送士卒回家。同年又连续下诏奖励农业生产，规定：一，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二，劝说原先因逃避战乱逃亡山泽的回到原籍，重新成为编籍内的民户，恢复他们的爵位、田地、住宅，以从事农业生产，不准官吏虐待。三，规定原先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恢复庶民的身份。十二年（前195）二月，又连续下两道重要诏令。一是布告天下，朝廷立意要减少赋敛，指出由于郡国向朝廷的贡献没有作出规定，所以造成献礼过多，向民众征收赋敛过重。命令诸侯王等每年于十月朝献，并规定数额。一是诏令各郡国荐举贤能之士，要求各郡守、诸侯相国若发现有德行、有才能的士人，立即上报，并负责护送到京师。这两道诏令，体现了汉初轻徭薄赋的方针，并成为重视荐举人才的先导。刘邦实行十五税一，更是汉初轻徭薄赋的重要内容。刘邦卒后，丞相萧何、曹参依然奉行“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更始”、“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方针，当时人用歌谣赞颂萧、曹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3］（《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还避免了与匈奴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3］（《吕太后本纪》）之后，文帝和景帝在位共四十一年，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显著上升时期。如，文帝前元二年（前179）十一月，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指摘施政的弊病；敕官吏务省经费以便民；减少守卫京师的士卒；减少太仆用马，用以补充邮驿的需要。正月，下诏亲耕籍田，并赦免因被论罪充当官府役作为奴者回乡务农。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十三年。景帝继续实行薄赋劝农的政策。景帝前元年（前156）五月，下令民半出田租，实行三十而税一，从此成为汉朝定制。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迅速上升，史籍记载：“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寖息。”［4］（《刑法志》）社会秩序长期安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至汉武帝初期，遂出现西汉社会的盛世，《史记·平准书》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武帝初年这种物产丰饶、城乡富足的景象，与汉初经济凋敝局面形成强烈对比。这是西汉各族人民所迸发的伟大创造力的生动体现，也是西汉政治家以高度的民族智慧总结历史经验，而采取了正确的治国方针所取得的结果。
汉朝社会具有蓬勃创造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一大批见识远大、才能卓著的人物，他们在人民大众终年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基础上，推动国家走向强盛。汉高祖刘邦本人富有谋略，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的谏议。在他周围集中了一大批人物，他们原本出身贫贱，但经历了楚汉战争的锻炼和创建统一国家的实践，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干。如萧何、曹参原为沛县吏、掾；韩信是无业游民；陈平、王陵、陆贾、夏侯婴都出身平民；郦食其是乡里守门者；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娄敬是輓车的戍卒。［5］（卷2）他们都历练成为刘邦周围著名的文臣武将，不仅帮助他战胜了项羽，而且在汉朝开国后为治理国家作出出色的贡献，因而名垂青史。汉武帝时代人才更盛。武帝本人雄才大略，夙兴夜寐，兴造制度，多所设施，开拓边境，变汉初“无为”政治为大有作为的政治。武帝求贤若渴，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前140—前106），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武帝对于所遇到的出色人才，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语中，史家以充沛的热情，赞誉武帝时代人才大盛、异人并出的局面：“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前73—前58），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才。宣帝出身微贱，遭受过许多磨难，因此特别重视吏治的坐标整顿。尤其重视任用刺史、郡守一类地方大员，亲自接见并与之交谈、郑重嘱托，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二千石乎！”［4］（《循吏传》）史籍称宣帝时人才之盛仅次于武帝之时。其中宰辅人物以魏相、丙吉最有名，辅佐宣帝励精图治，奖励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平冤狱，宽租赋，故史家赞曰：“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4］（《魏相丙吉传》）宣帝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良吏，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被誉为“所居民富，所去民思”。［4］（《循吏传》）
大有作为的时代产生了众多大有作为的人物。西汉时期由于国家实现更大规模的统一和社会的长期安定，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积蓄的创造力和民族智慧，至此异乎寻常地迸发出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汉朝人创造的政治设置、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学术文化奠定了中国二千年中古社会的基本格局；我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汉朝奠定的；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也是在汉朝形成，并且以这一强盛的朝代命名的，当今世界各国也都称中国的语言、文字、学术为汉语、汉文、汉学。汉代各族人民创造的业绩堪称辉耀千古。
二、“引义慷慨”：政论家的诤诤建言
“引义慷慨”，［3］（《袁盎晁错列传》）是司马迁、班固对汉代贤臣智士议论国家大事的言论风格所作的深刻概括，“引义”即依据国家民族之大义而慷慨陈言。这也是汉代社会勃发的向上力很有光彩的一种表现。究其原因，一是封建国家在创立、上升、鼎盛时期，有许多重大问题摆在政治人物面前，促使他们作出主张明确、陈述有力的回答；二是封建专制主义尚未形成严密控制，古老的原始民主制之下政事咨于群臣、咨于贤者之风尚有遗存，战国时代诸子勇于立说、提出治国主张的影响犹在，古代大臣以社稷利益为重、敢于犯颜直谏的作法依然具有榜样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政治人物对国家大事确实勇于诤诤建言，即使冒犯君主之威、招致革去官职甚至更大祸难，也在所不顾。汉初的陆贾不避忌刘邦一向讨厌儒生，而及时地向他提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言，他应刘邦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在《新语》一书中提出了既采取黄老的“无为”政策，又实行重视儒家仁义、德政的理论，奠定了汉初治国思想的基础，已为此后政论家作出示范。文帝时代的贾谊继之而起，以济世安民、为国谋划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为解决西汉建国初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多所匡建，同样突出地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贾谊最重要的政论是《过秦论》和《治安策》。秦亡汉兴，如何总结秦朝因暴政而灭亡的教训，为巩固刚刚建立的西汉国家提供鉴戒，这是西汉初年政治家、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课题。《过秦论》对秦亡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贾谊以一种纵贯分析的眼光概述了秦国由崛起——统一六国——最后灭亡的历史，从而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他相当正确地论述了这个僻居雍州的小国所以迅速强大，主要得力于商鞅推行“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等政策。论述了各国间长期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秦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海内。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又说：“（秦）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他又相当正确地论述了秦的灭亡是实行暴政的结果，“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可以说，贾谊的分析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他把国家兴亡和时势变化的原因，归结到政治的得失和人心的向背，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卓越的见解。他还发问：统一了天下的秦国比起它以前僻处雍州时要强大得多，而拿陈涉的地位、武器等等来说又根本无法与秦以前的对手山东六国相比，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为什么呢？他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3］（《秦始皇本纪》）政治搞坏了，丧失了民心，攻势就会变成守势，兴盛就会转向灭亡。这一切中肯綮的结论，足令后代政治家警醒！
《治安策》是直接向汉文帝建言，对当时危害国家统一、阻碍生产发展和民众安居乐业的种种社会弊病表示极度忧虑，为之“痛哭”、“流涕”、“长叹息”。他尖锐地批评那些向皇帝进言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者，都是故意粉饰太平，“非愚即谀”。他指出实际情况是隐藏着巨大危险，犹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贾谊洞察当时构成对统一国家最大的威胁，是诸侯王势力的膨胀，济北王、淮南王先后谋反即为严重信号。他反复论证诸藩国恃其地广兵多、势力强大，必然成为对抗朝廷的力量，异姓王幸被战胜了，同姓王以后将成为严重问题。“其异姓负强而反，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在征矣，其势尽又复然。”他形容现今同姓王尾大不掉、朝廷无法制服的严重局面是：“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手脚肿大，指挥不动。“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同姓相残相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亲兄之子西乡而击（指济北王）。”目前，朝廷尚能控制诸侯，因诸侯王年幼，设置傅、相，握有权力。以后若皇帝威权减轻，将出现“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尤其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同是诸侯王，规律是强者先反。他举出，长沙王不反，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诚善良，而是因他势力最小，仅有二万五千户，结果“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哙、周勃等与韩信相比，也正说明不强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生命。因此，贾谊明确得出处理诸侯王的结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皇帝广泛地推恩，把大国分成小国，而达到拱卫朝廷、巩固统一的目的。“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4］（《贾谊传》）
除了剖析藩国割据势力对朝廷的威胁和提出坚决削除的办法外，贾谊在《治安策》中还深刻地论述了以下三项：一是匈奴连年侵扰，在北方边境构成严重威胁：“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而汉文帝却竟然不专注于制服匈奴、解除边境威胁，而耽于射猎取乐，这是不顾国家安危、颠倒主次的行为：“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二是风俗趋于侈靡，富人大贾服饰华丽，锦绣被墙，大量财富被挥霍，习俗背本趋末，生产者日少，靡费者日众，致使贫者忍受饥寒。“夫百人之作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秦朝因风俗败坏，“遗礼义，弃仁恩”，致其败亡。汉朝建国之后，秦的“遗风余俗，犹尚未改”，而“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三是应当重视教育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与选左右”；又务必显示帝王的尊严，做到等级分明，“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4］（《贾谊传》）这篇《治安策》，以见识之卓越，洞察现实问题之深刻，态度之诚恳，议论之剀切透彻，充分体现出西汉政论家高度的历史智慧和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谙熟历史的毛泽东，以其政治家的高超识力，极其赞赏贾谊此作，称它“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时为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建议他仔细研读：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矣，祗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6］（p.45）
毛泽东誉之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正是对贾谊之卓越见识的最好评价。同样值得仔细体味的是毛泽东所言“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则是他对当时政治上形成比较开明的气氛的一种判断和赞许。试想，贾谊上书的对象，是专制时代的皇帝，位居九重之尊，贾谊先后官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职位不高，如果汉文帝时朝廷没有一种鼓励臣下大胆诤谏的开明气氛，贾谊如何能如此剀切陈言？他论诸侯王骄横，则谓天下如害肿胀病，“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言风俗趋于奢靡，应以移风易俗为急务，则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尤其是言匈奴侵掠边境，而汉朝年年厚币求和，乃“足反居上，首领居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责备文帝不采取果断措施解除此“天下倒悬之势”，反而耽于射猎，“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这样几乎不留情面地严词批评，放在日后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年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贾谊之所以不避忌讳、直言谏议，其前提是汉文帝能虚心采纳臣下的批评意见。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经常思考着国家的政治生活怎样才能形成思想活跃，开明、民主的局面，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敢于说话，毫无忌讳地对重大问题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避免蒙受大的损失；贾谊的议论使他受到启发，故称赞贾谊的剀切建言“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古代民主制遗风和汉人高度政治智慧的褒扬！
汉代敢于对现实重大问题诤诤直言的政论家，还有文景之时的晁错、武帝时的主父偃、徐乐、严安等。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指出商人剥削兼并、农民破产流亡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他说：“（农夫）勤苦如此，尚或被水旱之灾，急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称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为了制止大商贾囤积居奇、侵害农民利益，晁错建议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现象，对于能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主张招募天下民众，凡是能为国家提供粮食的可以赐爵，可以赎罪。这样，“主用足”、“民赋少”、“劝农桑”三个目的都能达到。［4］（《食货志》）他的建言，对于文帝奖励农业生产和官府掌握有充足的粮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至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说：“削之也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4］（《吴王濞传》）晁错当时官御史大夫，坚决主张削藩，遂使自己置身于中央政权与藩国势力矛盾的焦点。吴楚七国起兵就以讨伐晁错为借口，结果晁错被误杀，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如班固所评价的，“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错虽不终，世哀其忠”，［4］（《晁错传》）赞誉他是忠诚于国家利益的政治家。平定七国之乱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位，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国家统一得到显著加强。至武帝时，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王以“推恩”的名义，将王国的土地分给子弟为列侯。这些措施，都是继续实行贾谊、晁错坚决削除割据势力的方针，藩国强大难制的局面至此进一步解决，实现了“强干弱枝”，中央集权力量得到了巩固。
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向武帝上书的事迹载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他们针对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再度反思秦亡教训，预见到其中潜伏的危机，警告武帝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主父偃以明显的针对性，论述长期征战是导致秦亡的原因：“暴兵兴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徐乐更深一层分析造成陈涉揭竿而起、天下风从的条件：“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众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他总结出“民困”、“下怨”、“俗已乱”三条作为封建国家行将崩坏的标志，是对贾谊《过秦论》中强调民心向背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严安上书也论述治理国家的规律是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秦朝却反其道而行之，法令严苛，征战连年，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的社会惨状，终因民怨沸腾而最后灭亡。严安以这种历史教训来对比当时的政治情况，强调已经面临严重局面，武帝若不改变治策，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都直言不讳地批评武帝连年征伐是忘记吸取“近世之失”的教训，并且警告说：“今天下锻甲摩剑，矫箭控弦，转输军粮，未见休时，此天下所共忧也！”［3］（《平津侯主父列传》）意味深长的是，主父三人重新反思秦亡教训的这些尖锐言论，非但没有使武帝反感，反而得到他的激赏！史载：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3］（《平津侯主父列传》）三人皆拜为郎中，主父偃还一年四迁，严安拜为骑马令（主天子骑马），官阶虽低，却是武帝近臣。虽然当时武帝并未立即放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既定政策，但至征和四年（前89），他终于果断地改正错误，下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从此罢兵力农，发展农业生产。联系前后史实，可以认为，主父偃三人上书深刻分析潜伏的社会危机和提出的严重警告，当是武帝晚年实行政策转变的重要思想基础。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武帝有亡秦之过而免亡秦之祸，又称他“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7］（卷22）政论家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而尖锐提出的“忠直之言”，帮助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挽救危机，也使汉朝延续了近百年的统治。
三、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由于具备了一些重要的时代条件，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趋势和民族间的凝聚力，在汉代推进到重要阶段。这些重要的时代条件包括：第一，汉朝在秦亡的基础上重建了统一的国家。它吸取了秦朝骤兴而又骤亡的教训，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经济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减轻民众负担，取消各地关卡，商人自由往来经商贩卖，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全国范围内大大加强了经济交流和文化联系，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因而在国家经济实力和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中国历史早就形成走向统一的趋势，至此更加巩固。汉族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坚强民族，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围绕中原地区，广大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从东北、北方、西北、西方，到西南、岭南形成有序展开的局面。第二，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至景帝时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4］（《百官公卿表》）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左官律”等措施，于是“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4］（《王子侯表》）最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4］（《诸侯王表》）与一般富室无异，地方割据势力被最终解决，国家统一大大巩固。第三，汉武帝雄才大略，多所设施，在位时间长久，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和奠定二千年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武帝时期曾经长期对边境地区用兵，这些战争大多是属于防御少数民族贵族所挑起的对中原农业地区的袭扰、掠夺，起了维护安全、保障生产的作用；但也有的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侵犯，造成了破坏。武帝还大规模展开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开发。从总的结果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发展了。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民族，有些民族还显著地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西汉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空前统一，正是各族人民共同进步的结果。
推进国家统一发展的需要必然体现于这一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创造。董仲舒构建的春秋公羊学说为巩固汉代国家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好证明了马克思所讲的“一个划时代的体系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8］（p.544）这一至理名言。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说是在先秦原始儒学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所著《春秋繁露》一书即为其集中的成果，在当时得到君主的信重，朝臣的尊崇，成为一代显学。其原因何在？首先是提倡“大一统”，强调尊奉天子的地位、维护国家的统一，是《春秋经》的第一要义。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春秋繁露》中对此作进一步的发挥，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又说：“王者，从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9］（《王道》）正是大力强调尊奉天子、维护国家统一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其次是主张“改制”、“更化”。董仲舒的公羊学又是改制的哲学。他在《天人三策》中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新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春秋》受命所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这是以《春秋》之义论证汉代必须改制更法。《春秋繁露》中论述的“通三统”、“张三世”两大命题，则为改制说提供历史的和哲理的依据。“通三统”言夏、商、周三代朝代不同，历法、服色、建都、制度各不相同；“张三世”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分为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阶段特点各异，证明历史是变易、发展的。故《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实际上，汉武帝时代实行的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剌史，统一货币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上的重要措施，都与春秋公羊学的改制、更化观点相适合。其三是阐发促进各民族融合的进步的民族观。《春秋公羊传》变易、进化的“三世”历史观中，包含着对民族问题的宝贵的进步观点：从文化上、道德上，而不从种族上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视二者为可变的概念，而非凝固不变，“诸夏”与“夷狄”都可以向更高文化水平前进，民族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在汉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已发展到更高水平，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周边的少数民族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春秋公羊学开明的夷夏观正能对推进民族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董仲舒对公羊学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使之更加光彩焕发。吴、楚两国在春秋初年处于落后地位，被视为“夷狄”。至鲁宣公十二年（前597）邲之战，《春秋》却记载曰：“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鲁哀公十三年（前480）诸侯各国黄池之会，吴被称为“子”，作为中原盟主，与晋侯地位等列。随着时代演进到更高阶段，楚、吴两国在文化上、道德上大为提高了，就不再被视为“夷狄”之邦，而与诸夏同列。《春秋繁露·奉本》阐释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黄池之会，以两伯之辞，言不以为外，以近内也。”董仲舒阐释的“诸夏”与“夷狄”可以互相转化，“夷狄”在文化上提升了就应当加以表彰的观点，既是对西汉民族关系前进的反映，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关系越来越密切的美好前景。
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观点与董仲舒进步的民族观可以互相发明。司马相如曾被武帝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他向巴蜀父老晓喻边境少数民族变革落后习俗，接受中原文化，是大好事情，也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并充满热情地传播汉武帝“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当时四川有一部分耆老搢绅先生反对朝廷的做法，认为是“割齐民以附夷狄”，意思是损害四川各郡利益而给“夷狄”以好处。司马相如批评这种看法，首先即说：“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让“夷狄”永远是“夷狄”，是与巴蜀本身历史相违背的。巴蜀原是“夷狄”，处于落后地位，因为接受了中原文化，所以才成为今日搢绅所谓中国。他进而提出武帝作为贤君，采取的是“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3］（《司马相如列传》）诚如冯友兰所说，“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司马相如对“夷狄”和“中国”的区分，完全是从文化上讲的，这正是《公羊传》所讲的“《春秋》之义”。 ［10］（p.57）
武帝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东汉初大思想家王充、大史学家班固也都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团结统一、民族和好精神的发扬光大者。司马迁讴歌汉代的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家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通，得其所欲。”［3］（《太史公自序》）赞扬汉武帝开拓版图的功绩：“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3］（《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王充著《论衡》，班固著《汉书》，都以“宣汉”为著述宗旨，即高度评价西汉国家统一规模和民族关系的发展。王充对边疆落后民族由于接受中原文化而进入文明之境尤为重视，他这样作了对比：“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隽、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11］（《恢国篇》）王充还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汉代民族融合、四海一家的局面：“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11］（《宣汉篇》）班固著史要“宣扬汉德”，因为他认识到“大汉当可独立一史”。他据实赞誉汉代的功业，如总论武帝“雄才大略”，“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号令文章，焕焉可述”。［4］（《武帝纪》）《史记》、《论衡》、《汉书》这三部杰作，纪述了汉代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丰富而确凿的史实宣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勇于创造的伟大精神，因而在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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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1］王充.论衡［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吴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