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美术与其他文学艺术一样，都是外部的社会存在经由美术家头脑（心源或主观）的能动作用之后诉诸画笔所外化或物化的产物。把浙派人物画视为“红色经典”，正是基于产生这一美术学派或中国画学派的外部社会存在条件或时代特色。
浙派人物画诞生于人民共和国初建期的1955年前后，而共和国的建立，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即人民军队，顺应反法西斯抗战胜利的旋风，通过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进行“枪杆子”较量，由局部的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不断扩大发展并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结果。“红色经典”之红色，正是来自于或折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政权的“红色”（此即其时代之“特色”）；而“红色经典”之“经典”，则是指在合乎其红色要求的前提下，在艺术或学术成就上又有其典范性：不仅本身有成功的实绩，还有其传承、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近年来已有美术史学者把新中国前期的中国美术称作“毛泽东时代的美术” ，其上下限是1949至1976年，即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个学术定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本身就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作为美术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它因此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类为“红色美术” 。当然，《讲话》作为指导思想，所指导的不光是新中国美术，而是涵盖了新中国所有的文艺工作，它的基本原则或要求，可大致概括为：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以革命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法反映现实生活，歌颂新时代，展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产生于1955年前后的浙派人物画，自然是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的一部分，它在这个时代的前期产生并得到时代的认同而获得很大发展，它不能不是红色美术，而且还是红色经典。
浙派人物画开创期公认最有影响也最优秀的三件代表作当数周昌谷的《两个羊羔》（1954）、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1955）与《说红书》（1964）。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方增先的两幅作品做一番考量与解读，而它们作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也是更道地的。
1.《粒粒皆辛苦》：新中国确立的国民经济基本国策的艺术经典
就在周昌谷的《两个羊羔》于第五届世青节赢取金奖的同一年，周昌谷先生的美院同事、方增先先生创作完成了之后成为其成名作，也构成其本人及浙派人物画传世代表作的《粒粒皆辛苦》（1955） 。众所周知，《粒粒皆辛苦》的画题，借用了唐代诗人李绅著名的五言绝句《悯农二首》之第二首（全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末句。由于《悯农二首》的特定含义加之通俗易懂，在新中国是被国家教育部门作为课文列入当时小学统一教材的语文教科书中，致使该二诗几乎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方增先以其中类似警句的诗句为创作画题，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此画恰恰具有体现“新中国确立的国民经济基本国策”的意义。“民以食为天”，人口众多的中国千百年来也一直是农业国。在新中国，“农业是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也最终列为了国民经济的基本国策，尽管同一年的1955年7月，全国人大在通过的“一五计划”（1953—1957）中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它是从长期战略出发的，旨在根本改变旧中国遗留的基础工业极端薄弱的现状），但是国家对于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重视始终是没有放松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粒粒皆辛苦》完成的两个月后，1955年8月，国家公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这意味着新中国从此开始，对城镇居民实行了凭购粮证或粮票定量购粮的政策，对农村则实行了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 。无疑，方增先同年推出的直接描绘粮食与农民主题的《粒粒皆辛苦》，不说其艺术表现，单就达到的社会效应就胜过了哈琼文等画家创作10张以上宣传画的强度。
不过《粒粒皆辛苦》也与《两个羊羔》相似，一直以来都盛名在外，闻泛泛美言者不少，见细微考察研究者不多。鉴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该画的成就做一些较充分的解析，以下大致概括为这样几点：
（1）新中国新农民形象的塑造
《粒粒皆辛苦》塑造了一个以辛勤劳动为国家、集体与个人创造了劳动果实从而也更珍惜（不容浪费）这一劳动果实的当家人形象。只有有如此觉悟或自觉意识的人，才会做出如同画面主人公那样的行为——对撒落路上的粮食不容放过——尽管这行为本身是不起眼的。画家在这里也由此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只有在新中国才可能有的新农民典型形象，一定意义上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性格鲜明、富有正气与主人翁精神的新农民形象。相比较而言，杨之光早一年创作的人物画《一辈子第一回》（1954），其主人公也接近农村老大娘的形象，作品对这一人物内在情绪的刻画也很有力度，而且直接就是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主题，但其画面构思相对而言带有图解性质：如果你看不到老大娘准备用红布包裹起来的纸片上直接显露的那“选民证”三个字，那么作品力图表达的基本主题——老百姓在新中国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而第一回获得公民选举权利的新气象，很可能就落空了。在新中国直接礼赞新时代农民伟岸气概的群象力作，可能要数浙江美院出身的画家刘文西画的《祖孙四代》（1962）了，不过该画却要在七年之后才诞生。2010年7月，即《粒粒皆辛苦》诞生55年以后，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在浙江美术馆首展的“农民画时代·时代画农民——全国农民绘画展”中，《粒粒皆辛苦》理所当然地入选该画展分展之一“时代画农民：新中国农民题材优秀作品展”，在展厅面对诸多作品的观众心目中，该作仍属夺人目光之作，它所塑造的这一新农民形象仍是过目难忘的。
（2）从“悯农”到“敬农”的思想提升
从“悯农”到“敬农”的思想提升，可以说是《粒粒皆辛苦》表达其思想感情的力度与时代性的关键。“悯农”的思想，显然是李绅其诗取《悯农二首》标题的原由。诗作者在诗中对封建制度（土地所有制）不合理的批判与抨击，也许在“悯农”第一首（“春种”）所言“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二句中有更集中的体现。对于天底下的不平等不合理状况，诗作者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对“汗滴禾下土”之辛苦，甚至“农夫犹饿死”之悲惨命运的深深感慨并抱以怜悯之心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其人民性的立场。但李绅毕竟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员，历史的局限性使他仅能以文人墨客清醒的眼光超然地俯视农夫们，要让他与农夫们处于同一地位、站到同一立场就勉为其难了。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在借用《悯农二首》诗句时深化了原诗的人民性思想，显示出从“悯农”到“敬农”的思想提升。思想的提升实际上是一种立场的转化，意味着原诗外在于农民的立场被转移到了农民的立场。作品描绘的主人公及其行为举止，作者表达的对于画面主人公的审美态度，证明了画家与我们新时代农民是处于同样的地位，体会着同等的思想感情，所以对于他们在珍惜与爱护粮食上虽然平凡却属传统美德的点滴行为理所当然地给以赞美与敬重。《粒粒皆辛苦》是画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的可贵典范。创作者本人的立场转化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