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没有现代型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也就无从谈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二十余年，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市场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安排差别不大，社会体制的创新刚刚开始，社会要素制度安排的目标模式还没有明确。运用制度力量造就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是现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应当选择的路径。只要具有现代特质的社会结构形成了，现代化社会的呈现就顺理成章。
关键词：现代化；社会结构；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7-0079-07
作者简介：邹农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7）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内部主要社会性要素的搭配关系，一般说来，包括人口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财富分配结构，等等。在中国改革和建设当前阶段，调整社会结构历史地、逻辑地成为时代的重大主题。那么，调整社会结构应从何着手？应当说运用制度建设的力量来调整社会结构是最为根本性的，也是最为有效的。
一、现代化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结构支撑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现代型的社会，即现代文明社会。现代型的社会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特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文明的积淀，也就是说，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社会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才能支撑起一个总体上现代化的国家。所以说，现代化国家是最终形态，而这个国家内含的重大要素的特定结构则是其内核，内核决定形态、特质决定形式，没有现代型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形成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使小作坊变为大工厂，第二产业的兴起也必然要求服务业与之相配套，于是作为经济中心、社会活动中心的城市的崛起、扩张就具有必然性。大量原材料、制成品进出工厂进而推动了交通的变革，而工业化的成就，比如具有高强度钢的提炼成功，又为交通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大工厂的确立势必创造出管理大工厂的办法：工厂制度。工业化的拓展、延伸导致工厂制度也向众多领域渗透，社会要素的增多、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得社会管理必须规制化，照章办事、文本化管理成为通用规则。制度建设、制度文明与现代化结伴而来，并互为支撑、相互依存。大工厂的诞生、商店餐馆等服务行业的兴起使得原来城市中的人口远远满足不了其需求，于是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移动，大片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性地域，城市化的浪潮由此形成。城市化与现代化相伴随，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城市化的变迁活动。以美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例，可以看到：“到20世纪初期，美国已具有高架、地面、地下并行的发达的城市交通系统。市内交通的一系列变化意味着安步当车的旧时代结束，城市开始向四周蔓延。城市交通状况的改观还使早期的商业小城向现代大都市发展。乡村和小镇的人口以及工厂纷纷向城市凝聚，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城区范围扩张到过去的郊区，并具有了更远的边缘和郊区。这一时期的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都经历了剧烈的扩张，比半个世纪前扩大了5-10倍。”“187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仅占其总人口的1/4，1910年则达到1/2，1930年跃升到2/3。在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同时，城市数量急剧增加。1860年，人口在1万以上的城市有100个，而到1910年则猛增至600个；同期，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则由9个增加到50个。”1955-1975年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20年，也是日本城市化水平高度发展阶段，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到76%，日本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
在技术水平低下的时代，工业产品的生产只能靠人手与器械、加工品的直接接触来完成，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技术不断改进、产业结构提升，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成为必然。自动化、智能化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再也不需要大量工人现场直接操作，而商业、服务业、管理业、金融业、保险业、咨询业等等则因为强烈的社会需求而大量兴起，逐渐地，“白领”劳动者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在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阶层中，只有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着它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80年前，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到1940年，这个数字达到1250万以上。在这个时期，老式中产阶级增加了135%；工资劳动者增加了255%；新中产阶级则增加了1600%。”“自内战以来，职业的主要变化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处理各种事情的个人越来越少，而管理人和符号的却越来越多。”
工业化开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工业化相配套的行业也纷纷出现，这些新兴行业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白领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劳动者教育程度、收入的提高导致社会中出现了“中产阶级”，并成为人口结构的主体，整个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几乎所有现代化的国家的人口结构都是这种形态。“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城市中等收入者的人数，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迅速增长。1870年，美国的办公室人员中只有6000名文书和誊抄人员，到1920年增至2.5万人；商店簿记员与会计在这10年间则从3万人增至6万人；保险公司的办事人员增长了约1倍，银行与铁路公司的办事人员的增长率略低于此；流动推销员约增加4倍，即从1870年的7200人上升为1880年的2.8万人，各种推销员则增加了1倍多，从1.4万人增至3.2万人，店员是这一时期白领中人数最多的集团，其数量由22.2万人增至35.3万人，大型公司与公司专业化的发展，促使中等收入阶层以更大更快的速度增长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白领增长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领阶层的数量又增加了1倍。”“1980年，白领职员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以上，这一群体中的两个分层在最近10年发展势头很猛，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公务员的比例较以前增加了约5倍。”城市化率和白领阶层超过一半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
由此可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造就过程，或者说，是现代型的社会结构推进着现代化社会的到来，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支撑着现代化社会。没有现代型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也就无从谈起。
一般而言，经济结构比较直观，特别是在过度关注物质财富的当下中国，经济结构容易为人们所重视，比如当前中国经常提到的调整产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调整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尽管社会结构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对间接些，见效也较为缓慢，但应当说社会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层次更深、潜藏的力量更加持久、意义更为深远。事实上，与经济结构相比，社会结构的内涵更加宽泛，涉及的领域更广，社会结构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的关系更为复杂，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深刻、持久。而且社会结构变革更加困难，要改变一种定势的社会结构难度非常之大。
社会结构具有超稳定性，是社会要素中的慢变量、巨变量。人口素质的提升、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者职业结构的演变、“橄榄型”人口结构的形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长期建设的结果，都需要较长的积累过程，而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以及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经历危机的多个国家结局、影响迥异，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健全与否，现代型社会结构的基础扎实与否。依靠现代型的社会结构能够抵御多种社会危机，能够熨平社会危机带来的创伤。当然社会结构的调整、建设的时间长，难度也远远比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大。
就社会政策层面、实际操作层面而言，在温饱还未解决之前，必然将极大的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以期迅速改变物质匮乏的状态，为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而到了温饱有余、小康生活阶段，着力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关键时期就应当将社会结构的调整摆到重要位置，要通过造就现代型的社会结构来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实现，要依靠现代型的社会结构来支撑起现代化社会的大厦。
二、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匹配
经济结构是指重大经济要素之间的搭配关系，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结构、交换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投资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经济结构决定着经济的形态、经济产出的具体成果、产业的技术形态。现代型的经济结构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高度的耦合关系。如果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匹配出现了问题，也就是经济与社会出现错位，就势必造成经济或社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成功的做法应当是确保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任何单方面的滞后都必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或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跃迁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三二一”的演变过程。与此相对应，劳动力就业结构也顺此次序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论生产的部门结构还是劳动力的部门结构都是变化着的。其变动的一般趋向为，农业部门占的比重不论在总产值中抑或在总劳动力中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占的比重则趋向上升。不过，它们在总产值和总劳动力中占的份额的变动趋向虽然是一致的，但其变动的具体百分比则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与世界多数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相似，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的发展，美国产业结构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即工业化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为主（即工业化经济），然后转向以广义服务业为主（即后工业化经济）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方向发展。”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基本上完成由农业国向工业国阶段的过渡。1900年美国基本上成为工业国。1920年前后，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从60年代开始，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比重超过半数，劳动力迅速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逐步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二次大战后至80年代，美国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呈现迅速下降趋势，从1950年的3%下降到1989年的1.9%；劳动就业人数及其比重也相应减少，从1950年的755.1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322.3万人，净减少430多万，占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12.8%迅速下降到2.8%。”“（第二产业）90年代以来比较稳定，产值占GDP的比重稳定在22-23%，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稳定在23-24%。”“第三产业在二次大战后增长最为迅速，其产值与就业人数的绝对数及相对比重都增长最快。”
人的消费结构变迁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时代，生活必需品等必要消费资料在消费结构中占绝大的比重，且整个消费结构呈现高度的稳定性，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不仅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化的总趋势是必要消费资料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享受和发展型资料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法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揭示了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总支出中购买食品的支出比重就越大；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比重将逐渐下降。这一定律大致能衡量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高低，通常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的为贫困，50-59%为温饱，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可见，消费结构与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人的生活水准。
社会生活中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高度耦合关系的基石是社会本身的有机构成，马克思主义将之称为，社会是“发展着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社会的有机体包括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及其他一切社会要素的整合，在这个有机体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人、社会关系、经济要素、社会要素等等组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说其是“有机整体”，主要是说：其一，社会构成要素相互结合的高度有序性。社会的构成要素虽然众多、复杂，但决不是简单地堆积在一起的，而是形成高度的有序结构，就宏观层面分析，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其二，社会构成要素的高度相关性。构成社会的众多要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其中的任何一种要素的存在都以其他要素的存在为前提，任何要素的改变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其三，社会具有自身的活动规律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的构成有着自己产生、活动和演变的客观规律，还有着自己特殊的自我调节方式。
经济与社会之间必然有着自身内在的耦合关系。物质生产力的水平规定着人的生存状态、活动方式；反过来，一定社会状态下的人必然具有特定的经济能力。所以，现代社会应当特别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高度关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匹配。
三、结构性矛盾的呈现
关照现时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结构性问题已经大量呈现出来，成为最普遍的、最棘手的社会问题。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要素搭配的错位而造成的，特别是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不匹配已经导致大量结构性问题的产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的高增长速度为世界罕见，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有增无减，“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劳资关系等社会利益群体矛盾日益显化；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凸显；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掠夺、盗窃等刑事犯罪案件上升，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据相关统计，1993-2005年间，群体性事件上升了近10倍。”“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就业结构性矛盾较大。住房、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养老、教育、收入分配、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体不满意的问题依然较多，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
为什么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矛盾却层出不穷，经济状况与社会状况呈现出如此的不协调？为什么经济发展的代价如此之大？为什么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为什么重大突发事件时不时爆发？面对严峻的现实如果只用“转型时期”来解释，似乎出现这些问题不可避免，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办法。这样做既不能引导我们深刻思考问题的深层原因，也不能为有效治理这些问题提供科学办法。现实生活中大量结构性矛盾的呈现必然有着深刻的、复杂的社会原因。现在到了回顾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历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经验、将成功的经验上升为规制，同时检讨发展模式、思考存在的问题，为以后的发展寻找更加科学、更加理性的道路的时候了。
造成这些问题和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演变阶段与经济演变阶段严重不对称。“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并没有同步得到满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78年的79倍。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速，而且收入差距拉大已经产生了突出的社会问题。财政对民生、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投资。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经济资源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了，但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基本还是旧的一套，社会体制的改革尚未破题。城乡二元化体制依然坚固，依据户籍配置资源的做法还在延续，社会事业的投入仍很单一，社会事业投入体制的改革缺乏顶层设计，政府、市场、社会的新型格局尚未形成，全能政府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发育不良，政府挤压社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任务刚刚提出，建设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也正是因为此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依法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二十余年，经济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市场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着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社会领域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安排差别不大，社会体制的创新刚刚开始，社会要素制度安排的目标模式还没有明确。
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转移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就出了数量高达两亿多的农民工群体，但我们的社会资源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户籍来配置的旧格局，户籍在哪里，其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就在哪里安排。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群体工作、生活在城镇，但在制度设置上，农民工仍属于农民，城市的管理范畴内不包括这部分人，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常住人口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是户籍不在当地的人口，而交通、医疗、教育等设施却是按照户籍所在地来配置。所以，凡是外来人口多的城市，交通拥挤、上学难、看病难就是普遍性的问题。于是有拖欠农民21131资的问题，有农民工缺乏工伤、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的问题，农民工的待遇通常比城镇职工低，应得的社会福利往往没有，他们的子女进城入学更是问题。这一庞大的群体一般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工业化、产业化已经将大量的农民卷入进城市了，城市在客观上需要这部分劳动力加入进来，可是，我们的社会体制、社会要素的制度设定、配置一系列资源的办法、城市管理体制还没有做出相应而及时的调整，社会体制变革的严重滞后导致农民工中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
总之，经过数十年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实践，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济结构进入了初步现代化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但社会领域的制度变革严重滞后，与现阶段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的要素安排还很不成熟，更不要说定型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不相匹配。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已经比较现代化了，而社会体制仍止步不前，是造成现阶段出现大量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因而，建立起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可以长期坚持的社会体制是当前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战略性任务。建构起先进的社会体制，运用社会体制的力量造就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是现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应当选择的路径。
四、运用制度建设造就现代型社会结构
如何形成一个现代型的社会结构？唯有依靠制度建设。只有通过制度建构起具有先进理念的体制、机制，依靠体制的运作才能造就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纵观现代化实践成功的国度，无不经历一个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跃迁的历史阶段。在现代形态的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建构现代形态的社会体制的历史任务就摆上了时代的议事日程。
人们一般将1900-1917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统称为“进步运动”，实质上这一过程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是运用制度建设来构造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的过程。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工业化先行国——英国，成为全球之冠。但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垄断组织力量膨胀、分配不公、阶级冲突和社会骚乱频发、种族矛盾再次凸显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如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曼公司引发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有60万人参加，致使美国西部铁路交通瘫痪。该时期还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人民党”运动。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阶级冲突最为突出的时期。“进步运动”实质是一场社会领域的变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进步运动”有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自然资源保护等等举措。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更是美国建国以后最全面、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罗斯福新政”建立了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法案，重建了社会秩序，其实质是建立起了一套支撑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靠这套制度调整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结构。
不难看出，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无不经历一个社会领域的全面变革，必须要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所谓社会领域的进步，实质就是建构起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具有现代特质的社会结构，是运用体制设计塑造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国目前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历史阶段，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具备了进行社会结构调整的物质基础，所以适时进行社会体制变革，构建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的战略性任务提出来了。
在当下中国，城镇化无疑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所谓城镇化就是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大量人口由农民转变为现代市民。这一历史性变迁在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意义非凡。但城镇化这样的重大社会结构调整应当有科学的手段。在城镇化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地区热衷于将农民集中到一个既非城镇、又非乡村的所谓“社区”，成为既非农民也非市民的“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又经常性地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源头。一些地区着力于撤县建区、撤乡建街道，将原来的农村区域通过行政手段转变为城镇区域，似乎大大提高了城镇化水平、调整了城乡结构。但所谓“城区”内人口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根本没有改变。所以，诸如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调整城乡结构这类重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必须要运用改革社会体制，必须要运用制度创新的力量才能达到目标。
要实现城镇化的宏伟目标，要提高城镇化水平，就要着力于运用体制创新来提高城镇化水平、调整城乡结构，而绝不是将注意力放在提高城镇人口的数量上。要建立公共产品均等化的供给体制，构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进城农民工逐步市民化。要建构新型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流转机制、城乡管理体制、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来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新型的城乡关系。要建立新的资源配置机制来应对城镇化中的“城市病”问题，通过形成比较均等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从而形成规模有序、功能互补、高质量的城镇体系。唯有建筑于新型体制、机制基础上的城镇化实践才是符合现代化基本要求的。
此外，我们还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点已经被写进了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但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将特定人群的收入涨上去，或者盲目地提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旨在造就一个现代形态的人群结构，逐渐形成所谓“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要形成现代形态的人群结构，就要着力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完善低保制度，增加劳动所得比重，处理好劳资关系，平抑收入差距，构建全国统一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这套基本制度的运行构建起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现代形态的社会结构必然会造就一个现代社会实体。
（责任编辑：薛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