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征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针对长征时期民族平等团结观念深入少数民族人心进行分析，包括：红军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红军努力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红军广大官兵自觉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
关键词：长征 民族地区 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年10月，在为时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红军途经大西南和大西北几十个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深入接触。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375天，其中在民族地区136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9320公里，在民族地区行进2830公里。在此期间，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面对严峻险恶的自然环境，面对长途征战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民族问题，沿途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和团结少数民族群众，赢得了理解与支持，得到了支援和帮助，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
一、红军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中民族工作的实践证明，红军坚定不移地抗日救国，贯彻和发展了“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坚持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极力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多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都有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和实现民族平等、自决等内容。[1]但是中共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主张在长征前并没有传播到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就是对共产党和红军，这些地区的群众也是听了不正确的宣传，充满着恐惧。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关心群众，为少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其次，中央红军长征时期，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汇合，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2]可见，在长征时期，党一开始就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度。
第三，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1935年12月和1936年5月，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分别发表对蒙古族、回族人民的宣言，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毛泽东还亲自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3]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发布了有关指示、宣言、布告、决议，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法规、壁画，反复阐述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使很多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了我党抗日的真诚、真心。
红军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使所经地区少数民族了解了中华民族危机的现实和应采取的措施。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执行和宣传，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广为所经地区少数民族所知，敌人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诬蔑不攻自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明白并接受了各民族友好、团结、平等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等先进的思想，促进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红军努力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长征开始后，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与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以及民族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总结，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具体情况，逐步改变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
一是表现在苗族、瑶族聚居区。1934年11月，红军到达的苗族、瑶族聚居区，面对新情况、新环境，党和红军不是照搬以往的做法，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而是深入分析苗、瑶民族的具体情况，准确把握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采取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策略。如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就认为“在反对民族的压迫方面，瑶民的上层还带有革命的作用”，在汉族地区开展的土地革命在这里是不合适的，要求“不求过早地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1935年5月，刘伯承主动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小叶丹等彝民护送红军畅行直达安顺场，赢得了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
二是表现在四川阿坝州羌族藏族聚居区。1935年8月，《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表示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党在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对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充分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上层在团结和号召群众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会议指出，对民族上层，除少数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有了重大转变，即由不在民族地区发动阶级斗争转变为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
三是表现在内蒙古地区。1935年12 月，毛泽东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又更加坚定地向前迈了一大步，它号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4]
以长征为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了根本性转变。红军长征前，党只是主张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建立统一战线；长征期间，认识到民族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开始实施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弥补了民族政策中的不足。
三、红军广大官兵自觉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
為了让广大指战员在新形势下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党和红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当时，《前进报》和《红星报》等是党的机关报，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些载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
一是邓小平首先发文阐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35年7月10日，邓小平就曾在《红星报》刊登文章，指出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不论干部、党员，还是一般战士，都应深刻认识到搞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关系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本保障。他强调：“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军战士”。同时，红军还编制小册子，把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相关要求汇集起来，发放到各个连队，要求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和领会，并举行讨论、问答等方式，以便于熟悉、牢记。通过这一系列宣传、学习，全军重视民族工作、贯彻民族政策的意识迅速形成，为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很多时候，在不被少数民族理解，甚至遭受少数民族武装袭击，付出伤亡代价的情况下，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忍辱负重，不反击，不开枪，避免激化矛盾。红军战士高度的思想觉悟，使党的民族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二是朱德总司令、红六军团长萧克等领导同志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朱德总司令要求部队爱护藏胞一草一木，以实际行动争取藏胞的支持；红六军团长萧克一再告诫部队：进入藏族地区可能遇到一些身披羊皮袍、面色粗黑的大汉子，那就是藏族同胞，大家要尊重、爱护他们，千万不能开枪伤了同胞。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婚丧、节庆、娱乐、礼节、禁忌等，每到一个地方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按照党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规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習惯，不能用威力加以统一和纠正”，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同时使用。红军官兵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红军通过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政策、努力团结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及广大官兵自觉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得民族平等团结观念深入少数民族人心。确保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彻底贯彻，使途经各少数民族对红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注释：
[1]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Z].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编.红军长征在四川[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3] 〈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编.红军长征在贵州资料选辑（内部出版）[Z].1983.
[4] 王熙兰.我党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成功实践[J].学理论，2010，7（48）.
参考文献：
[1]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3] 人民出版社编.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兰培坤（1982-），男，畲族，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周慧婷（1982-），女，汉族，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和平面艺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