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尔让侯爵是法国伊壁鸠鲁主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主要作品《中国人信札》集中对欧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进行审视和比较。由于阿尔让所创设的这些中国游历家双重的文化背景，双重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视角，使得《中国人信札》在很多方面呈现为一部“审视他者”、“反观自我”的文化游记或比较文化著作。作品中的中国游历家，无疑是阿尔让本人的代言者，他们的视角和观照，都真实地转达作家对中法文化、社会和哲学的比较和看法。
关键词：阿尔让；《中国人信札》；中国；互看互识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2-0042-08
阿尔让侯爵（Marquis d’Argens 1704-1771），原名让-巴特里斯特·德·布瓦耶（Jean-Batriste de Boyer），是法国伊壁鸠鲁主义的一个重要人物，除写过一部“道德化的性小说”《泰雷兹说性》外①，主要作品有《犹太人信札》和《中国人信札》②。他曾经这样宣告：“我把这两部著作视为一体：第一部作品谈论的是欧洲，一部分谈非洲，第二部作品我想把目光投向亚洲。”③要“把目光投向亚洲”，投向中国，于是，这位哲人步孟德斯鸠的后尘，仿照《波斯人信札》，结撰《中国人信札》，让东方人（中国人）到巴黎和欧洲来“观光”、“游历”，借“他者”的眼光来数落“自我”，来批判欧洲的弊端，宣扬东方（中国）文化，实不失为启蒙思想家惯用的笔法。
阿尔让的《中国人信札》，虽然借鉴了孟德斯鸠的书信体形式，在内容上却有所出新。它不同于《波斯人信札》中政治上失意的贵族游历家，阿尔让所构想的中国游历家，都是深谙欧洲知识和本土文化的“精英”。《中国人信札》主要写这些“中国精英”漫游欧亚，由他们将自己在各地的所见所感，写给北京的信友尹世山（Yn-Che-Chan），或者彼此间互相通报消息，讨论问题，由这些书信构筑成一个欧亚通讯网络：以北京为辐射中心、巴黎（谢宙）——北京（尹世山）为中轴，集中对欧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进行审视和比较。由于阿尔让所创设的这些中国游历家双重的文化背景，双重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视角，这就使得《中国人信札》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当作是一部“审视他者”、“反观自我”的文化游记或比较文化著作来阅读，也可把它视为一部哲学批判的读物。作品中的这些中国游历家，无疑是阿尔让本人的代言者，他们的视角和观照，他们在各地所发出的赞叹和批判，都真实地转达了作者的观点和心声，深刻地体现出作家自己的文化观和中国观。
一、互看互识：中法文学的比较
阿尔让侯爵虽然不是地道的文学家，却是18世纪启蒙哲人中较早关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戏剧文学的第一人。他先于启蒙主帅作家伏尔泰，首先将中法戏剧作品放在一起“对看”、比较观照，开创了中法文学（戏剧）互看互识的先河。在《中国人信札》第一卷第23封信函中④，他通过客居波斯和里斯本的中国旅人庄先生致北京信友尹世山的书简，首次将传入法国不久的元杂剧《赵氏孤儿》置于西方古典主义悲剧观的视野下比较观照。毫无疑问，阿尔让侯爵对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节译本都很熟悉，但他的中国戏剧知识并不比后两位多多少，他对中国戏剧艺术的理解和评点也不比他们高明多少——然而，却比较明确，也比较具体，且对欧洲文艺界和伏尔泰中国戏的创作不乏影响。
阿尔让在《中国人信札》这一封信件中，首先借助写信人“中国精英”庄先生的眼光，将中国戏剧文学置于中亚、中欧不同国度的戏剧框范下比较观照，来表达他自己的戏剧观。他认为各民族的古典戏剧，“都是对创造它们的民族本真的写照”，指出，“波斯戏剧的主题总关乎某桩私情。这种嗜好更多迎合的是那些沉湎于男欢女爱的异教徒的品性，而非一切与崇高、雄心与荣誉相关的情感。我们极少在这些剧目中发见有益的教导和去恶的训诫；从头至尾惟见温存缠绵。”他说，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戏剧要高出很多：“它将实用寓于消遣；其中善行总得报偿，恶行总受惩处。”法国和欧洲的戏剧呢？作者通过写信者庄的口气道：“我听英国人说过，他们的戏剧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却也充斥着残酷和野蛮。你读过法国人的悲剧，知道那是对法国人绝佳的描绘：我们从中看得出他们性格柔和、多情而温顺；看得出他们懂得自尊，主人公说到自己的时候极少自吹自擂。”相较于英、法两国的戏剧，阿尔让认为：“中国人对科学与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悲剧充溢着道德；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过分拘泥于一点，仅仅满足于从对美德的喜爱与对邪恶的憎恶中汲取灵感，而忽视了一切寓娱乐于有益的东西。”显示出作者宽广的比较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
紧接着，阿尔让将笔锋一转，转向马若瑟译《赵氏孤儿》元剧艺术的质疑，将这出中国戏剧文本完全置于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观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批评中国艺术家没有遵守“三一律”（les trois unités）。《中国人信札》的作者借写信人庄“这一比高乃依还古典气的中国人”为元剧作家“不愿服从欧洲人称之为三一律的准则”而深感惋惜，主要目的在于指出《赵氏孤儿》的时间不一致和地方不一致，批评纪君祥严重违背了西方悲剧创作的至高准则。孤儿戏中动作是在晋宫、驸马府、太平庄帅府、闹市等五六个地方进行的——这些是地方的不一致；至于时间，从屠岸贾诈传灵公之命把赵盾赐死起至孤儿长大成人，前后二十余年，所有这些都是奉“三一律”为圭臬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家阿尔让所不能赞同的。
与此相关的，阿尔让还批评《赵氏孤儿》违反了西方传统悲剧创作“措置得体的惯例”，他反对血洒舞台的戏剧动作。譬如他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过“孤儿戏”中公主自缢的场面。公主自缢的场面，差不多是唯一博得这位批评家好评的戏剧场面，依他之见，这个可歌可泣的场面，向人们宣示了“一个母亲的慈爱，一位女英雄高尚的灵魂，以及一颗最勇敢的心灵在辞世前所引发的本真的冲动。”尽管如此，阿尔让还是执拗地反对血洒舞台的做法，主张事后追述。这是当时新古典主义悲剧作者所奉守的一个惯例。我们注意到，在这封评点“孤儿戏”的信札中，阿尔让还十分赞扬程婴和公孙为救孤而赴汤蹈火的精神，尽管他借庄先生的口，称元剧远比欧洲人的戏剧差，他还是赞叹，“在任何一个法国诗人的作品中，都没有如此优美的戏剧场面，在这个场面里，一个医生为挽救孤儿的生命而献出自己的儿子，为大批同龄婴儿免遭屠戮杀而自愿赴死”。在我们今人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勇敢而又高尚的场面，同时也是令人欢欣的训世场面，“因为在这儿，促使人们欺骗暴君的是道德，可以这么说：自从有了暴君和道德，自从有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o）笔下的安提戈涅与克雷翁的冲突之后，就是如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