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为了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敦煌石窟的全貌，敦煌研究院正在积极进行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工作。本文回顾了有关石窟调查的记录工作、石窟考古工作计划的制订以及第一卷考古报告出版的情况，为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
关键词：《敦煌石窟全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40-07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FAN Jinshi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the Dunhuang caves， Dunhuang Academy has been compiling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caves.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records of cave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of cave archaeological pla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hoping thereby to point the way toward future work.
Key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Dunhuang Caves； Compil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意义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余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种病害，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它逐渐发生劣化，很难永远保存。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石窟研究在内的“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已有近二百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貌的出版物。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重要。对于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完整而系统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复原的依据。
二 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回顾
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来考察研究，应追溯到清代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如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1821—1850）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1]，陶保廉光绪辛卯年（1891）著《辛卯侍行记》[2]等。在他们沿途的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作了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但上述考察只是中国传统的舆地考察和记载，缺乏科学的记录。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探险家盗窃藏经洞出土文物来到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调查和记录。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其中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3]。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调查时，对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4]。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摄照片，抄录了部分题榜，摹写了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5]。
1924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6]。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7]。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进行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张大千的《漠高窟记》[8]。在张大千指导下谢稚柳完成的《敦煌艺术叙录》，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9]。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0]。
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来敦煌考察。其中向达的两次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并首创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11]。
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编制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及分期表，出版了《莫高窟形》三册[12]。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所长立即着手抓基础记录工作，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所内孙儒僴、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13]。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安排史岩、李浴调查记录莫高窟各窟内容①和供养人题记[14]。又安排孙儒僴等重新对洞窟进行编号[15]。
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加强保护的建议。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16]。
1957年，在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下，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组成了编委会。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1959年已经编出第285窟的样稿[17]。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敦煌七讲》{1}学术讲座，首次发表了他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特别对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面、完整、系统地调查和记录的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并以此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于逐渐衰老退化的敦煌石窟而言，20世纪上半世纪诸多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的成果还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向达首创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石璋如的《莫高窟形》运用文字，平、剖面图和图版，逐窟记录莫高窟各窟，这是首次运用简要的文字、测图和照片相结合的方法，对莫高窟较为全面、系统的记录和研究；1957年，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代表的众多学者提出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高瞻远瞩，十分重要。虽然那时提出的《全集》规划还只是个“记录性图录”的计划，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这个计划已是难能可贵，对日后按考古报告规范编撰出版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敦煌石窟文物的《敦煌石窟全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通过对多处石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参考田野考古发掘记录的方法，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石窟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并经过长期思考探索，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18]，使完整、科学、系统的记录敦煌石窟文物和编撰出版《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成为可能；推而广之，中国石窟寺都能以此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提供全面、完整、系统的科学记录，就能使中国石窟寺的保护、保存、深入研究和复原成为可能。因此，宿白先生创立的石窟考古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终因“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开始尚不成熟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被迫中断。
三 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
编辑出版计划的制订
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均应编撰考古报告，以达到永远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学、系统的档案资料的目的，故绝非只编一两卷而已。因此，敦煌研究院要担负的将是编撰出版一部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之重任。显然，这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首先遇到如何编排多卷本考古报告各个分卷、各分卷如何组合洞窟、各分卷如何排列顺序、各分卷考古报告如何撰写编辑等问题。为使此项工程顺利进行，确保《全集》各分卷报告编撰和序列的科学合理，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们认真编制了《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计划。
如不经意观察敦煌石窟崖面，其石窟群现状排列布局似呈现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石窟群的修造似无统一计划。但依据崖面石窟分布遗迹仍不难看出，“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2}，北朝至唐代期间各个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或各自有其分区的布局。至五代、宋以后，在崖面空间基本饱和的状态下，要继续开凿洞窟，只有或向崖面两端发展，或在石窟上层、下层崖面的空缺处，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填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或破坏前代洞窟另建洞窟。另外，据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洞窟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形制、艺术水准、制作技术和保存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上述石窟群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成为制订《全集》编排分卷规划的依据。为了使多卷本的《全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避免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和重复，避免各册分量的畸轻畸重，避免只重视重点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的问题发生，我们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排列布局走向与形成的现状，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进行全面规划和编排分卷。这是编排分卷的基本原则。这样，可避免过去各种分卷方案的不合理因素。已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和今后各卷都是根据这一规划要求做出的安排。
多卷本记录性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由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发展而来，故仍定名为《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因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全集》拟分为“敦煌莫高窟分编”、“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瓜州榆林窟分编”分别编写。通盘考虑三处敦煌石窟的数量、体积、保存程度等具体状况，《全集》拟编成100卷左右。第1卷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即包括公认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由此卷开始至第86卷为敦煌莫高窟分编，第87卷到89卷为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第90卷至第99卷为瓜州榆林窟分编。第100卷为《全集》的总论、总目录、总索引及各专题索引。莫高窟北区除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461—465窟外，其他243个洞窟经全面清理发掘，已单独编辑出版了考古报告[19]，不再列入《全集》计划之内。
各分卷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内容。记录洞窟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彩塑和壁画，注意区分历史遗迹的层次叠压关系、注意观察和分析对于考古学研究具有意义的各种迹象。此外，附近的舍利塔群和遗迹、流散在国外的彩塑、壁画，应尽量搜集，争取编入《全集》。此外，全面、准确的测绘图和详备的照片图版是本书中与文字并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全集”，本书亦不限于对现状的记录，在附录中，尽可能收录、汇集前人调查、记录的成果，以及有关洞窟的研究文献目录，还包括相关的科学分析实验报告等。
《全集》使用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洞窟编号，附注伯希和编号、奥登堡编号、张大千编号及史岩编号。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分卷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全集，将力求完备的文物资料留存于世。
为了科学地完成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的编撰出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考古、测绘、数字、摄影、化学、物理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参与组成的《敦煌石窟全集》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
本卷报告是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按照《全集》编辑出版计划，通过多学科结合，以文字、测绘图和摄影图版等多种方法，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本卷报告分为两个分册，第一分册的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绪论”、第二至第六章分别为“第266窟”、“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274窟”、“第275窟”、第七章“结语”、英文提要、附录，以及插页“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和“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卫星影像图”。第二分册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全书大八开本（260×420mm），共780页。2011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的老课题。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表明，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取代20世纪50年代规划的“记录性图录”的形式。《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的成果。
本卷报告是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资料信息中心等部门和美国戴世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通力协作，由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测绘学、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图书馆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完成。
本卷报告的文字，结合测绘和图版，全面、科学、系统地记录本卷每个洞窟所有遗迹的迹象。敦煌石窟大多是以单个洞窟为单位分别建造，也有少量由多个洞窟成组开凿，构成组窟；石窟的内容由建筑结构、彩塑、壁画组成；大多洞窟初建后，又经过重建、重塑、重绘。故本卷报告的编写体例，是根据上述敦煌石窟特点，以独立的单个洞窟，或以成组洞窟为单位分别设章；每个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后洞窟结构，再分层分壁叙述，彩塑、壁画、坍塌破坏和近现代遗迹等，分别依次设节，记录阐述各种遗迹的迹象。各种遗迹对其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术、颜色、保存状况都加以详细叙述，有的还辅以表格说明。每章之后，概述洞窟营建历史和内容特征作为小结。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综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质、功能、特点，重点阐明早期三窟受到来自西域影响和基于本地传统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时代。本卷报告力求以简明、准确的文字，阐明所有考古遗迹的迹象，体现科学性和学术性。
本卷报告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①早期三窟都与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关系密切，这一观点过去学者多有论述，不乏真知灼见，而本报告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由犍陀罗经中亚的佛教图像传播路线，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体现的无疑是相对早期的特点。②通过比对，早期三窟窟形、龛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与以西的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此后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以东的河西北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龛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龛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275窟的阙形方龛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关联。③过去认为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根据遗迹判断，重建、重绘与洞窟坍塌有关，确认重绘的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供养人，为曹氏归义军的五代时期，从而也证明了此窟坍塌的年代。重绘的五代供养人服饰，说明了重建、重绘由曹氏归义军上层人士主持，他们重绘时，悉心保护早期的原作，仅在毁损的部分进行补绘，内容上亦与原创相呼应。第272窟窟外两个小窟原定为北魏，报告确认其与主窟同时建成，从其所处位置、形制及造像题材判定，系与主室在统一规划下建造。④本卷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266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272窟十分相似，穹隆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272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⑤关于壁画技法，通过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变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凡此，若非通过编写报告，对洞窟迹象做过细的考古学观察，诸多问题极易被研究者忽视。考古工作者应视完成考古报告为本职的第一要务。不从周详的考古记录入手，从事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无异于舍本求末，是不值得提倡的。
本卷报告测绘图，力求准确。由于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和壁画造型较为复杂，测绘难度很大。由此，本卷报告改变了原来无法提供准确测量数据的小平板、罗盘、皮尺、方格网的传统测量方法和手工绘图的方法，而采用了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绘图的方法。考古专业人员与测量技术专业人员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根据敦煌洞窟的特点，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测绘要求，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测绘要求的基础上，做到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选型准确，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达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方格网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考古学测绘中这种先进技术的成功运用在我国尚属首次。虽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采集精确的测绘数据，但壁画画面年久模糊，造型复杂的塑像总有被遮挡无法扫到的盲点；点云影像图上不同时代的重层遗迹无法用仪器来分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把握考古测图描绘的要点和时代特征。为了克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局限性，考古绘图人员根据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提供的点云影像图，需要按照考古测绘的要求，作进一步分析、校对、修改，区分层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进入洞窟反复核对，必要时还须通过手工测量加以弥补和填充。考古绘图人员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描绘成图，并参照我国国家工程制图标准，执行其规定的线型、线宽。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完成了本卷报告的全部测绘图。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不仅保证了测绘图数据准确，而且提高了绘图的质量和效率。
本卷报告的摄影图版，是通过摄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遗迹迹象的实证资料。鉴于洞窟结构和洞窟各种遗迹的复杂，要做到全面记录，且能使摄影记录与测绘记录和文字记录相统一，所以它是完全不同于石窟艺术的摄影。本卷摄影图版，根据石窟考古的要求，不仅表现洞窟的分布位置、整体面貌、洞窟结构、彩塑、壁画及其全部细部，而且还表现了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重修、重塑和重绘的迹象、早晚层次的叠压关系、不同时代的施工工艺、近现代遗迹，给予充分的表现，并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年份。本卷报告摄影图版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与以往的各种石窟图录大不相同，也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
本卷报告除继续采用以往考古报告的文字、测绘、摄影等传统的记录方法以外，还采用了塑像等值线图、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数码高清全景摄影拼图、碳十四年代测定、壁画和塑像制作材料的分析，试图采用更多不同学科的技术与方法，提升考古报告的科技含量。
附录是对本卷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补充。附录一、二是本报告出版前发表过的对于本卷洞窟的全部文字记录及图像资料，用于报告中与洞窟现状对照分析；附录一、二又加附录三论著、资料目录，以供读者研究参考；附录四可作考古分期断代的佐证；附录六是采用多项分析技术，对塑像骨架、壁画彩塑的地仗、原绘重绘不同层次颜料的分析结论；附录五是对于先进测绘技术应用的说明。
本卷报告是根据《敦煌石窟全集》编辑出版计划安排，经过反复探讨研究，付出巨大劳动，编辑出版的第一卷，也是国内石窟考古界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考古报告。它采用多学科结合、多种方法，提供了本卷所含各窟完整、科学、系统的档案资料，对于敦煌石窟永久保存、后续研究利用、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研究、推动敦煌学深入发展以及完善石窟保护，都具有重要价值，甚至在石窟逐渐劣化，以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成为全面复原的依据。本卷报告为敦煌研究院今后进一步完成《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础。敦煌研究院已将《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作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列入本院研究工作长远规划和每年的工作计划，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