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允许失败,也是允许失误的。可有两种科学失败不起,一个是裁人航天,另一个就是考古。一般的科学研究失败了可以重来,但生命和遗存却不能复制,不可再生……
定陵:最遗憾的考古发现
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注:明朝万历皇帝的陵寝)排在首位。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
尽管这一提议当时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在夏鼐(注:夏鼐起初是反对发掘的,后因反对无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指挥下,历尽艰辛,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3000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300多年后它们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
在棺椁中发现了万历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红蓝宝石和5000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2320克,这样的凤冠共出4顶。
此外,还有金器289件,首饰248件,衣物467件,织锦布料165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
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是定陵发掘10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
此前,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曾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而现在,随着万历尸骨的披毁,郭沫若的这一希望化为泡影。
据说,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
缺乏经验的考古事件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它使随后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使其他帝王的陵墓得以保存。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西安至兰州)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成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注: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里面埋葬着唐王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人们在清理碎石时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炮点恰好炸在了乾陵墓道上,这些石条正是墓道上的阶梯。
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很快就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于是,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可想而知,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发掘计划最终搁浅。
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不过,此后发掘的几处汉墓却没有这般幸运。由于缺乏考古经验,以致制造了几起无可挽回的考古事件。
20世纪70年代发掘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时,考古人员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新鲜的藕片,但端起来时一经晃动,藕片却奇迹般地消失了。这对植物生物学研究来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一个密封严实的杯形铜壶。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于是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壶盖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几乎同时,有人惊叫起来:“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
也是在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呈翠绿色,就像刚摘下来的一样。正当他叫人给它拍照时,树叶和果子却变成了黑色。这种酸梅在当地是每年4月成熟,出土时它是青色的,可以说明墓主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东海县政府文化局和当地所在镇党委的领导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会上,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但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释读木牍的工作留下了永远也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出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后来考古人员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也未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一位发掘者说,当时的现场办公会决定,由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牍。然而,当他们要携带这批简牍回馆时,由于支付尹湾村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不让他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留在办公室。待他们一星期后回到尹湾村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着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已经变得十分模糊。
考古不是挖宝
中国的考古尽管出现了如此众多的遗憾,但截至目前尚未与“考古造假”挂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伪判断”式的考古报道,已有泛滥成灾之势,理当加以纠正。
如今,某些记者或编辑想当然的本事越来越大,他们常常根据“炒作价值”,作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伪判断”。比如说,考古现场仅仅是发现了水中漂浮着几个炭化的红枣和板栗,他们马上会说2000多年前的老祖宗已经吃红枣板栗等零食;专家仅仅考证出墓中主人好像与屈原生活年代相当,他们就会联想到“墓主与屈原是同事”;被发掘的汉墓里明明只是清理出几件歌舞伎俑,他们能迅速地以“考古发现汉代歌舞团”为题在头版刊发;如果汉墓里只是出土了几枚钱币,他们便说发现了“汉代财迷”……
不少记者还养成了第一时间就地发稿的职业习惯,既不找工地负责人核实,也不给考古人员过目。某报有一篇报道的题目更是骇人听闻:《金沙遗址考古再获重大发现,4小时出土文物130件》,看上去,记者笔下的考古工地仿佛成了生产流水线。
实际上,在考古业内的专业性报道中,也有不少表述自相矛盾的故事。同一个发现,同是考古专家的表述相互有别不说,同一地出土,记者和专家的记载也是各说各话,叫人不知所从。
科学是允许失败,也是允许失误的。可有两种科学失败不起,一个是载人航天,一个是考古。一般的科学研究失败了可以重来,损失的是人力、财物和时间,但生命和遗存却不能复制,不可再生,上天入地的科学,就更需要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