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人：张朋朋
主讲人：何南林 范 锋 孙 峰 2007年10月14日
张朋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语言文字大论坛”已举办8期了，今天是第9期。“语言文字大论坛”不是科普讲座，其宗旨是本着百家争鸣，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围绕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讨论。为什么要研讨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呢？所谓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就是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到底什么是语言，什么是文字的问题。为什么要探讨语言和文字的元理论（meta-theory）问题呢？因为中国的学术界对汉语和汉字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上个世纪，汉字被某些人称之为“落后的文字”，甚至一时这种认识占据了统治地位，“改革汉字”也几成国策。今天国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汉字”虽然不提了，但某些人并没有改变对汉字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人还在用他们的语言文字观来看待语言和文字，尤其是用西方传统的文字观来看待汉字。而这种语言观和文字观是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就不能怀疑呢？在前几期的论坛中，参加会议的学者就此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并取得了进展。现象之一：人们不再信守成说了，有人说：“过去有人问我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字记录语言，文字使语言传于异地、留传后世。如果现在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可能会有所犹疑。”还有人说：“以前确定语言文字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理由似乎都非常勉强。”由此可见，人们开始反思了，开始质疑了，思想开始解放了。现象之二：论坛开始时参加的人主要是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的成员，而后来，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教育部语用所的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都纷纷参加。现象之三：大论坛不仅引起了北京学者的关注，而且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今天的主讲人就是从外地来的，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苏大学的三位专家发言。
浅谈语言与思维逻辑的关系
何南林
一、语言与思维
萨丕尔指出：还有一种有力的趋势也使形式的繁复不能严格相应于清楚的概念差别。这就是要构造分类格局，把语言所用的概念全都塞进去的趋势。一打定了主意，认为一切东西不是好定了的，就是坏定了的，不是黑定了的，就是白定了的，就很难改变态度，承认某些东西可能是又好又坏的（或者说，无所谓的）、又黑又白的（或者说，灰的），也更难认识到好坏、黑白这些范畴可能根本用不上。语言里的分类在许多方面的不讲理，顽固，正像这样的头脑，它必须有它的完全彼此排斥的鸽子窝，不容许有流荡的鸟儿。任何概念要想表达出来，都必须服从这种游戏的分类规则，正像在有的统计表里，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被贴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的标签，要不就没人理睬他。我们是认定了英语要把一切动作想成是属于三种标准时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命题昨天是真实的，明天也是真实的，就得假装现在这一刻能够向前向后伸延，以至包括永恒①。法语里，一个东西永远是阳性的或是阴性的，不管它有没有生命，就像在许多美洲和东亚的语言里，先要把东西归入一定的形状范畴（如环形的、球形的、细长的、圆柱形的、片状的、像砂糖那样一堆的），否则不能计数（如两球土豆、三张地毯），甚至于先要这样，才能说它“是怎样的”或“怎样被对待的”（例如，在阿萨巴斯根语支和雅纳语里，“带”或者“扔”一个石子和“带”“扔”一块木头是两回事，语言上的差别就像做这两样事的时候肌肉经验上的差别）。这样的例子要多少有多少。好像从前有过一个时候，这个种族曾经在下意识心理上给经验开了一个草率的清单，现在死守着这不成熟的分类法，不许修改，让继承语言的人背上了一种他们再也不相信、可是又无力推翻的科学。传统所硬性规定的教条，僵化为形式主义。语言的范畴变成一个遗留下来的教条系统——无意识的系统。当作概念看，它们往往只是半真半假的；它们的生命逐渐枯萎，成了为形式而形式。
萨丕尔以英语、法语以及美洲和东亚语言为例，证明先人分类之草率与不成熟，以至于“让继承语言的人背上了一种他们再也不相信、可是又无力推翻的科学”，由此也就证明了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
不过，其中有些论断我们却不能完全苟同。
法语（以及所有具备性范畴的语言）的例子很好解释——问遍所有法国人，恐怕没有一个会认为“一个东西永远是阳性的或是阴性的”这种分类有任何科学根据，而只能十分遗憾地将其视为一种僵化的形式主义，一种遗留下来的教条系统。
其次来看英语的“时态”。很显然，在萨丕尔看来，英语把一切动作想成是属于三种标准时，这样的分类同样“不讲理”，而且一旦形成，便极其顽固，难以去除。他在这里特意加了一个注，以资证明：①所以说，“4的平方根是2”，完全像“我的叔叔现在是在这里”。有许多“原始”语言倒更有哲学味，能区别真正的“现在”时和“习惯”时制或“一般”时制。
两句话虽然用了同一个“is”，但性质显然完全不同，前一个属于绝对真理，永恒不变，后一个则必须随着“此情此景”而进行相应的变化，如“was here”，“is here”，“will be here”。由于英语是一种“形态语言”，其谓语动词必须贴有“时间”的标签，而既然标有时间，当然就是“有标记”（marked），反之，没有时间标签，则为“无标记”（unmarked）。
一种“理”既然能够称得上“真”，当然属于常态，即不受时间限制，不应该有时间标记。问题是，再“真”的“理”也必须用语言表达出来，由此也就导致一种荒唐现象，即：原本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仅仅只是因为表达真理的语言受到时间形态的制约，本身也就被迫贴上时间的标签，也即萨丕尔所说，“就得假装现在这一刻能够向前向后伸延，以至包括永恒”。换言之，究竟是不是真理，必须由“此时此刻”决定，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使用了毫无区别的“is”，于是4的平方根究竟是不是2，就有如“我叔叔现在是不是在这里”一样，完全要由“我叔叔”的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再来比较“He was a worker and now is a teacher”与“The square root of 4 is 2”。既然前者可译为“他从前是工人，现在是教师”，那么，后者岂不照样也应该译为“4的平方根现在是2”？一句话，正是由于不得不贴上时间标签，于是“常态”变成了“异态”，“绝对真理”变成了“相对真理”。
最后再来看看美洲和东亚语言的“形状范畴”。我们自然马上就想到了汉语的“量词”。按照萨丕尔的观点，这种分类当然也属于“不讲理”，也是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上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汉语量词的设立，绝非随心所欲，而是深刻反映了汉语民族认知上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特征。
石毓智对汉语物体形状量词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数量观念表达对一个语言的语法系统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数量表达的方式，可以把人类语言分成两大类，一是属于单复数的，一是属于量词的。汉语是后一种语言。通过对形状量词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的量词系统的设立的背后隐藏着严格的数学规律，它们远比单复数语言复杂和精密。这一事实使得我们可以借助严格的数学概念和规律对其进行精确的描写。
他并且以英语和汉语中名词数量的表达为例说明语法范畴对认知的影响：英语的语法中有单复数标记，复数在名词后加-s，单数为零标记。我在美国学习了七年，经观察，母语为英语的人在单复数的使用上可以完全不犯错误，我们中国学生却经常在这上面犯错误，不管是说话还是写作都是如此。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中国人经常分不清“一”和“二”之别，而是我们的语法中没有这个范畴，所以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如果没有表达需要，就不会去关注事物的数量的多少。然而以英语为母语者，语法中有单复数的范畴，他们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时候，必须关注事物的数量特征，而这纯粹是为了满足合乎语法的要求。久而久之，这种对事物数量特征的认知成了一种内化的感知活动，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关注事物的数量特征，因此就几乎不会在单复数的使用上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