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大量的明清时期的海洋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下海取宝的文学主题。通过文学传统、历史史实和社会背景这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个“取宝”主题形成的原因，并指出中国的海洋文学并不缺乏海洋趣味和海洋意识。
关键词： 海洋文学 海洋小说 明清小说 下海取宝
中国是一个拥有1.8万多千米长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和6000多个岛屿的海洋大国。但是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却没有海洋文学。不过，纵观中国古典文学，其中并不缺乏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所以所谓的缺乏海洋文学，只不过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学对于“海洋”这个题材，未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开挖，因此未能形成一个完整成熟的海洋文学体系。而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的海洋文学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这些并不能影响中国的海洋文学展现自己的特色，以及从中反射出的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说到海洋文学，它是“通过海洋以及与海洋相关的一切活动（“海洋”的范围包括了海洋岛屿、沿海地区以及与海相接的水域），来表达作者蕴藏其中的复杂情感、人生理想以及海洋意识。”［１］
海洋小说是海洋文学这个文学范畴下的一个分支。海洋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它最大的特点是以海洋为载体，将故事情节发生的环境置于海洋之上，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海洋趣味和海洋意识。
中国的海洋小说，本身还是具有一定的数量的，但是其分散在浩如烟海的作品集中，并且没能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出现大量的聚拢，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洋小说无法作为一个文学类型而被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纵观这些海洋小说，其本身还是存在着大量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特征。
细数明清时期的海洋小说，“宝物”、“寻宝”、“取宝”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而且从未间断过。比如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取自东海龙宫；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金碧峰长老手中护持下西洋众军官的宝物是四海龙王所献；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抚夷取宝”。即便是描写市井的《三言二拍》，但凡涉及下海，便也总能提到海洋得宝。例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文若虚，因下海得一鼍龙壳而一夜暴富。清代的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文字。即使是到了清中晚期，海外航行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小说作家同样还不改初衷地重复取宝海外的神话故事。比如沈起凤《谐铎》中《蜣螂城》一篇，小说明显已带有寓意色彩，但是文中还是提到荀生偶附贾舶出海，得赤金数锭的片段。还有晚清无名氏的《海游记》，政治寓意相当明显，但文中那个路见不平，见多识广的管城子能够助人的前提是他自海外得到明珠。似乎在小说家的眼中，但凡自海外来，必得宝，必能腰缠万贯。
其实海洋小说中反复出现“寻宝”、“取宝”这个主题，并非是偶然的，它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笔者经过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海外世界多宝的文学传统
1.《山海经》中的海外异物世界
目前最早大量描写海外世界的文学作品，应该算是《山海经》。《山海经》中《海外经》和《大荒经》为中国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神仙，充满异物的海外世界。西王母、夸父、十巫，远古时期的神人；刑天、三苗、羿，黄帝时代的英雄等都住在海外的岛屿上。海外的岛屿上还有比翼鸟、毕方鸟、龙鱼、騊駼、蛩蛩等等奇珍异兽；还有遗玉、青马、视肉、杨柳、甘柑、甘华等等的方物。应该说，《山海经》作为早期的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反应了先秦时代的人们由于交通的阻隔，只能站在陆地上通过想象，对海洋世界进行的初步探索。
2.方士、道士口中的海外不死世界
《山海经》只是提出了海外世界多神人，多奇珍异宝这个构想。到了战国末期，大量寻仙求药的方士的出现，让海外的神话世界变得更加的丰满。
其实《山海经》中一共存在着两个神仙世界：一个是《山经》中构建的高山绝壁世界，可以称之为“昆仑世界”；另一个是《海经》中描绘的海外神仙世界，可以称其为“蓬莱世界”。但是到了战国，传统观念中的神仙体系似乎更加倾向于海外世界。
战国中晚期，齐国邹衍创造了阴阳五行学说；同时在燕齐之地又产生了一大群方士。正是他们使神仙成为了燕国的特产，同时波及齐国。在这些燕齐方士描绘下，仙人都是通过修炼而成，他们都居住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中。［2］（P8）这些神仙所住的海外仙岛名叫：瀛洲、蓬莱、方丈。仙岛上的神仙拥有不死之身，可以享受极乐，同时他们还拥有《山海经》中提到的“不死之药”。但是不得不说，战国后期的方士营造出来的海外仙岛，不死之药的理论，让那些渴望长生不死之人趋之若鹜。据司马迁的《封禅书》提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纷纷派出方士去寻仙求不死之药。而规模最大的莫过于秦始皇派徐福出海了。由此可见，在战国中后期，海外仙岛，不死之药的异说到了甚嚣尘上的程度了。
由于人们对于死亡和未知世界的恐惧，以及对于长生不老的祈望，随着历史的发展，求仙得药的观念并没有丝毫地消减。汉初，燕齐方士又和黄老之学挂上了钩。《史记·乐毅列传》中记载：“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而提到的这个曹相国便是汉初名臣曹参；而安期生是先秦有名的方士。
虽然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是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帝王，足以与秦始皇比肩。于是大量的燕齐方士又开始向汉武帝售卖自己的神仙理论，一批批的燕齐方士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纷纷出海寻仙求药。
到了汉末道教的兴起，还有魏晋时期的玄学的兴盛，都让海外世界在文学作品中变得越来越丰满。这一时期假托东方朔之名而传世的《神异经》、《十洲记》，还有王嘉的《拾遗记》、张华的《博物志》等笔记小说都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人们对于海外世界想象的证据。尤其是《十洲记》更是不惜笔墨地描绘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海外仙岛世界，大大丰富了《山海经》中有关海外世界的描述：四方巨海中有十洲，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瀛洲上有饮之可长生不老的玉醴泉，炎洲上有风生兽、火浣布、仙人，长洲上有仙草灵药、仙女……在《十洲记》笔下，海外完全就是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总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提到海外世界，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仙人和各种宝物、异物。至此，浩瀚无边的大海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想象源泉。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只要提到海洋，便总能和神仙、宝物有机联系起来。即便是到了晚清小说，作者笔下“乌托邦”也多是构建在无际的海洋之上。
二、海外诸国进贡异物的传统
虽然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也有西方神人来献宝的传说。不过，应该说真正意义上有人从海上来献宝，还应该从汉武帝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让更多海上诸国梯山航海而来，贡献方物，进行贸易。如大海之中的爪哇岛上的叶调国——汉顺帝永建六年，叶调国曾派遣使臣前来贡献特产［３］也正是由于海外各国大量进贡异物使“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木、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圃，殊方异物，四面而至。”［4］
魏晋南北朝时期，航海技术的发展，有更多的国家前往中国朝贡和进行贸易。大量产于海外的异物也流入中国。元泰五年，天竺迦毗黎国来华朝贡的进表中就提到：“今遣奉使表诚，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奉献金刚指环、摩勒金环诸宝物，赤白鹦鹉各一头。”［5］可见在这一时期中国已经以朝贡这种方式从海外获得宝物了。
到唐宋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据统计《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上》中的记载，就官方贸易而言，印度各古国来唐通好达31次。他们一般会携带香料、药材、金刚、火珠、石蜜、菩提树五色鹦鹉、犀牛、巨象等等。［6］（P121）
明清时期，虽然明代前期统治者厉行海禁，但是这并不能阻挡海外方物流入中国。通过朝贡贸易，大量的海外的奢侈品流入中国。这让中国人看到了大量的产于海外之物：香料、药材、珠宝、珍禽异兽。例如洪武二十年（1387），暹罗在一年当中就进贡了胡椒一万斤，苏木十万斤。［7］永乐十二年（1414）榜葛剌国向明朝进贡麒麟（长颈鹿），第二年，麻林又一次进贡麒麟。［8］之后宣德八年（1433）古里、阿丹等国再献麒麟。群臣为此纷纷作诗歌以颂，据明内阁藏书目录（卷八）所载，当时汇编这些诗歌而成《瑞应麒麟诗》达十六册。［9］（P1377）由于明朝统治者不允许平民买卖和使用这些异域方物，于是，这些贡品都成为有价无市之宝。
清代，除了东西洋各国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传统国家之外，欧洲殖民贸易的兴起，也让更多欧美产品流入中国市场。
因此，一直以来，中国周边的国家，不管是陆地还是海上国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向中国输入各种特产。而这些异物进入中国，一方面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同时也加深了中国人有关海外多宝的观念。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在各种机缘之下，乘船出海，并取得各种各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宝物。
三、明清时期下海经商的社会背景
虽然明代统治者在前期厉行海禁，但是再严酷的手段也抵挡不住疯狂地走私活动。“小民宁杀其身，而通番之念愈盛。”［10］中国的东南沿海，从地方上的豪门到贫民，再到沿海守御的军官，出使异国的官员，形形色色的人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走私活得，贩卖番货，以赢取暴利。这种走私活动，在民间更是一个众人皆知之事，在文学中也同样可以看到。小说《三言二拍》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这篇中，写到文若虚跟着同乡船只下海贩货。文中提到文若虚是“国朝成化年间”人。而在明代，真正意义上允许普通百姓下海经商是自隆庆年间始。由此可见，小说中提到的浮海经商之事，实乃是走私一事。
清代虽然在王朝建立初始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但是所谓的海禁，根本禁不住走私活动。到顺治三年（1646），清政府便颁布了准许商人出海贸易的敕令。［11］（P358）可以说，在清代，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海外贸易都是相当兴盛的。
大量沿海地区的人纷纷下海经商，其根本上的原因只为一个“利”字。就像李渔短篇小说《无声戏》第四回《失千金祸因福至》中主人公秦世良想的：“他既拚得放这样飘海的本钱，我也拚得去做飘海的生意。闻得他的人家，原是洋里做起来的，我如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到洋里去试试。”［12］（P46）可见明清时期，人们对于走海贩货，以期致富抱有热切的希望。
事实是当时通过海外的长距离运输的赢利方式，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利润。以胡椒为例，在郑和下西洋时期，1斤胡椒在苏门答剌的价格是0.01两，而当时作为贡品，明朝政府收购的价格是0.2两1斤胡椒。一来一往，中间存在着20倍的利润［1３］。而这还只是官方的价格。在明朝朝贡贸易制度之下，民间是不允许买卖胡椒的，可以想见通过走私而来的香料，中间的利润可能更加丰厚。因此大量的海外国家纷纷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也正是看中了这种长距离互通有无的贸易中间存在的巨大利润。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对于海外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寻找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物，也不是海外番邦有众多闻所未闻的宝物。而是积极参与到航海活动中去，下海取得海外异物，来换取财富。在明清海洋小说中，这种理念屡见不鲜，而“海贾”这一有别于之前的入海者的形象也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屡屡出现。而这些人的活动模式通常都是入海贩货，由于某种原因，至一无名岛上，或遇上野兽，或遇上仙人，从岛上获得东方大陆没有的宝物，最后由于机缘巧合回到中国，从而一夜暴富。其实海洋小说中出现这种人物活动模式，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下海经商的理解和想象。但归根结底，小说还是围绕着下海取宝这一理念来生发的。
当然海洋即使在当代，依然是一个蕴藏了无数宝藏的宝库，下海取宝这一文学主题当然也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所特有的。然而这个主题在海洋小说中被一遍遍地演绎，正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拥有对于海洋的探索精神。所以中国的海洋文学同样具有生动的海洋趣味和深远的海洋意识。
参考文献：
［1］张如安，钱张帆.中国海洋文学导论.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
［2］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
［3］后汉书·卷六·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4］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
［5］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6］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3.
［7］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三）.洪武二十年七月乙巳.
［8］［明］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二十九）.
［9］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3.
［10］［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开互市.
［11］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3.
［12］李渔著.李忠良点校.无声戏.中华书局，2004.7.
［13］万明.郑和下西洋与明中叶社会变迁.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