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9—30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海峡两岸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专家、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代表、期刊编辑、青年学子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涉及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以及生态文学主题、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等多个方面。
两岸学人携手探究、发展生态论述，助力实现共建美好家园的梦想，是历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的共同宗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回顾了自2011年起前五届研讨会的主题：厦门大学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台湾中兴大学的“全球生态论述的地方演绎与实践”、山东大学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与美学”、台湾中山大学的“环境、主体与科技”、南京大学的“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新趋势”。本届会议主题则深入到思想层面，希望通过解读中西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寻找到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梁坤教授还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从希腊文■而来，意为“关于家园的学说”，因此生态文学当解为“关于家园的文学”，它处理的是危机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家园”母题的延续。
生态批评自发端之始就内在地蕴含着跨学科的要求。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而是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视角，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的责任感。与会者就多个主题开展研讨，体现出不同视域的对话与融合。现将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各方学者基于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试图从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剖析、比较和对话中进行价值重估，寻求救赎之道。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林耀福先生从对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谈起，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终结论总是跟西方文学与思想传统中对乌托邦的追寻互为表里，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制度因其结构性缺陷，无法达成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建构，因此历史的终结尚未完成。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误，推动历史迈向生态意识文明的建构。他将当代环境运动的起源置于“落魄世代”（the beat generation，即“垮掉的一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认为当代环境运动和生态意识从一开始就肩负起鲜明的政治、道德和乌托邦使命，生态主义的发展将生态的层面引入乌托邦与上层建筑的建构，终结了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由意识形态的典范更替展开了历史的新页。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記》《归去来辞》和《饮酒》等诗歌中见出历史与自然的互动，认为那里呈现一则以道德界定的乌托邦故事，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道法自然，没有人为的暖化导致气候变暖，扰乱天纪，也没有背信弃义的钩心斗角。
从生态视角对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和价值重估，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集中议题。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石海毓副教授指出，美国生态文学以雄厚的生态思想为基础，具备自觉的生态写作立场和现实生态危机的迫切语境，它的出现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根源和思想理论依据。她从自然主体性的回归，人类伦理与审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唤醒人类的感官体验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文学并非存在于自身的独特空间里，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定其文学性，无异于断离了它与其他体系的联络。而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表达之中方兴未艾，是因为一些作家“懂得自己的书写是在作这样的尝试，即不但要写出美丽而抒情的语言，还要能够達成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这个星球的现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生态文学用生动的语言形象、深刻的生态思想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和生机，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尊崇，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生态智慧以及生态批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带来的价值重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分裂的，与自然相比，人与神更为近似，可以支配并征服自然。基督教这种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二分，加上文艺复兴之后与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共谋，造就了今天的生态灾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分别与当代生态批评中的理想派和现实派相类似；同时，中国文化明显的阴柔特性也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尺度将会对中西文化传统发生颠覆性的重新估价。
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解读了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Nature）一词含义的演变：由“本性”过渡到对象化的“自然界”，词义重心的转移标志着西方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他以《呼啸山庄》为例，认为其中“自然”的含义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天性”“自由”“自然而然”的含义，在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上，倡导二者的和谐交融，其中体现的东方意蕴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对于生态危机时代修补西方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具有启发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晓辉教授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国内外状况。她指出，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先后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对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及作品的译介，发展到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生态文学研究态势的阶段。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第一人（自然写作第一人）野田研一教授、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副会长结城正美教授等学者成为研究阵营中的领军人物。跨学科性和对日本本土公害疾病的关注，是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较为显著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