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澜作为一个伟大爱国主义者、老一辈的民主革命家，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热潮。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为亲密的战友，他在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与思想路程上，始终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同仇敌忾，为促进各界力量共同抗日积极奔走。这充分表明张澜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对他这些事迹的了解，有益于我们更加全面的对张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张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评价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1-0027-06
一、张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原因
张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由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方面是他个人的内部因素，即早期的人生经历，包括去日本留学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另一方面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密切关联的。
（一）个人经历
1.日本留学。1903年张澜被派遣去日本学习。作为一名留学生，在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等理论，对维新变法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刻的意识到中国变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因为当时日本的繁荣昌盛与中国的落后腐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巨大的反差深深地震撼到了张澜以及每一位赴日留学生。再加上梁启超也正在日本宣传维新思想，影响了更多的留日学生。于是，张澜借清政府驻日使馆为慈禧太后举办70大寿的典礼上，公然提出慈禧太后不应该继续把持朝政，应该退位并还政给光绪的意见。就因为这件事，张澜遭到了逮捕。最后还是在校方的交涉下，才逃过了这一劫。后张澜回国，开始在家乡进行教育改革。？譹？訛
2.与各界人士的接触。张澜思想的转变离不开与各界人士的接触。就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那年，张澜中了秀才。在这期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能将战争进行到底，并且一直都在谋求与日本议和。日本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使中国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利益都遭到了损害。最终，清政府不得不屈服于日本，并派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再次激起了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开始争先恐后的划分势力范围，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实力，使得中华民族陷入了危机之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各界爱国人士都在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维新人士认为当务之急应该进行变法，他们利用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开办学堂等一系列途径来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些活动也影响了四川人士蒲殿俊、罗给等人，他们在当地开始广泛的传播变法思想。张澜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开始阅读有关维新人士宣传变法图强的书籍，再加上后来与这些各界人士的相互接触与了解，张澜渐渐地倾向于支持改良派。
（二）历史背景
1.四川保路风潮。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争夺铁路修筑权。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定之后，各国列强企图控制中国的交通运输命脉，开始更加疯狂地抢夺中国铁路的建设权和经营权。所以，收回和保护铁路主权也就成为了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机的大事。清政府在1911年的时候，一方面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于国有，并对四川股本不予退还，另一方面派盛宣怀与美、英、德、法4国签订了极其不平等的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大概1000英镑左右。清政府的这种卖国、卖路行为，激起了川、粤人民的强烈反抗，尤其以四川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当四川绅民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即刻发动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各县也急忙派代表去成都商定對策，张澜以南充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上张澜被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之后他带领着四川人民把保路斗争推向了更有计划、有组织的新阶段，保路风潮运动达到了顶峰。这次事件可以说是张澜早期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次爱国运动。在领导保路运动的前期阶段，张澜其实并没有涉及反叛朝廷的意图，只是把活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然而朝廷不但对民众的意愿不予理睬，而且还对保路斗争进行公开的镇压。这使张澜深刻认识到，要想逼迫清政府让步，必须要尽快的推动抗捐抗税及其罢市罢课的发展。虽然后来因为这一举动而导致了张澜等人身陷监狱，不过张澜在监狱里经过许久的深思熟虑后，他对清政府的腐朽专制统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即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也没能动摇他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勇于斗争的决心。后张澜的思想渐渐地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尤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他因反对复辟帝制，使得这种民主革命思想凸现出来，变得更加鲜明了。
2.五四运动时期，民主思想的传播。张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这使他深切感受到来自于青年学生以及群众市民热情高涨的反帝反封建专制主义的磅礴力量。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目前封建落后的局面，唯有彻底根除被帝国主义钳制的满清政府。后来，张澜在一次偶然机会下结识了李大钊等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张澜初步了解接触到了共产主义。在当时浑浊的社会洪流中，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事物脱颖而出，呈现出其蓬勃的生命力，张澜被深深震撼，思想意识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随着五四运动的迅速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张澜“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渐渐地在脑海中产生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基础，为抗战时期支持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根基。
3.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始终为大资产阶级、少数大地主发声，全然不顾来自于民间百姓的疾苦，加之蒋介石对权力的欲望极其强烈，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实行民主，就这样，“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局面便顺理成章的形成了。蒋介石为了巩固其专制独裁的统治，专门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支令人不寒而栗的特务机构。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保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它从根本上就容不得任何主张民主的反对政党来阻碍其专制独裁。即便在民主党派坚定表明立场的情形下，国民党在独裁的道路上仍然一意孤行。实际上，国民政府所作出的民主姿态，只是为了蒙蔽自我和缓解形势的烟雾弹。对于开放党禁，吸纳中间势力共商国事，设立参政会，承诺实施宪政乃至于召开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等举措，都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表象工作，其本质上依然走的是独裁统治道路。此类种种手段，只是希望以此迷惑人民，拉拢分化中间党派的拙略伎俩。如果目的达成或是人民的民主活动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它就会失信于此前允诺过的所有事情，露出其一党独大、反对独裁的丑露面目。其反动独裁的手段屡见不鲜，极其恶劣。其中最具有说服性的例子就是：张澜在二次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民意机关、停止特务活动等十项动摇国民党统治地位的主张，被蒋介石下令禁止讨论。随之而来的是马寅初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而入狱、两次宪政运动的失败、下关惨案的发生、李公朴、闻一多的相继被杀害，以及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大量民盟盟员被捕、民盟解散等等。国民党一系列残忍手段和野蛮行径，使得张澜与其他民主人士彻底放弃了与国民党协商的愿景，他们明白要靠国民政府来实行民主政治改革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至此，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进，一同走向一条民主的康庄大道。
二、张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团结四川和南方实力派
1.南方考察。柳条湖事件爆发以后，张澜意识到中国的出路应该是联合抗日。因此，张澜以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和地方自治情况为由，陪同鲜英等人共赴上海、广州等地展开考察，期间会见了以冯玉祥为代表的许多知名人士，并且联络到南方各省抗日反蒋的实力派。在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之后，张澜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彻底失望，尤其是国民政府对日寇的妥协和对内的独裁使他们感受到了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这次考察更加坚定了张澜抗日反蒋的决心。在抗日的洪流大背景下，张澜与众多爱国志士和民主人士在相处的过程中团结协作，为日后发展民主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刘湘、邓锡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即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在国家遭受苦难之际，张澜为了发动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作为“华北抗敌四川后援会”的会长，他积极地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历史洪流中，紧密跟“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协作，期间做了许多的宣传工作，不但催促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而且向全省的各界人士广泛征集钱物。特别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初期阶段，蒋介石面对日军的侵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中国东北地区大部分落入日军手中。张澜为了抵御日军侵略，积极联络刘湘、李家钰、邓锡侯等川军将领并向他们阐释自己的战略思想，希望他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经过张澜的苦心说服，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刘湘就电呈蒋介石，恳求能够马上出兵抗敌。同时刘湘主张要想安内必须先攘外的国之大计，并详细的做出陈述：“如若抗战四川可以出兵上万、壮丁上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等等。”之后，刘湘回到四川，安排马上出兵。在部队前行之际，张澜语重心长地嘱咐刘湘：“我们乃正义之师，我们要打的是保家卫国之战。我们必胜，敌人必败。基于我国现状，此战必将为长久之役，你们任重道远，需要坚持不懈。”为了改变川中将领“宁愿保川，不愿出川”的观念，张澜诚恳的跟他们谈话，让他们切身的体会到出川抗戰的必要性。张澜说保国就是保川，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如果国家都没有保住，那么四川更保不住了。用这种简单朴实的话说服官兵，邓锡侯和孙震才决定率领部队出川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张澜凭借刚正不阿、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和“川北圣人”的社会影响力团结了许多四川民众，影响了他们的救国观念，增强了他们抗战救国的信心。随着张澜抗战救国思想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多的川军加入到抗日战争的庞大队伍中，不断地壮大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督促国民党放弃党派之争
1.联合共产党。1933年红四军在张澜的协助下顺利抵川。与此同时，张澜极力说服曾被红军击败的川军军长田颂尧与红军多方沟通接洽。在张澜的努力周旋下，双方避免了冲突，这为红军巩固川北根据地赢得了良好时机。中共为了更好的协助张澜在川北展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毅然决定派张崿返川协助父亲的工作。在与儿子的彻夜长谈中，张澜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在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张澜以其重要社会影响力和突出地位，为共产党人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在国民参政会上，周恩来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基于中国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所作出的明确的理论与指导方向，得到了张澜的首肯。张澜在西南地区的威望与日俱增，中国共产党依托张澜的威望把西南地区党政军三方人士集结一堂，共商国事。这些措施为日后西南地区英勇抗击日寇作出有力的保证。
2.揭露国民党分裂阴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不断壮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党分裂的阴谋被粉碎。1938年，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期间他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有团结抗战、凝聚抗战力量等。而后蒋介石畏于张澜的巨大影响力曾以检察院长的职务来诱惑他，但是被张澜以坚定的态度回绝了，这也使得他对独裁内战的反对态度愈加强烈。对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的对共产党的4个方针，以及其恶劣的分裂行径，张澜义正言辞的对其作出强烈抨击与指正。而且在三次三届的国民参政会议上，他不畏强权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彻底揭露了国民党伪善的面目，为中国的内战环境缓和了气氛。
（三）创建民盟
改组而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由统一建国同志会转变而来。成立之初，由于组织本身力量过于弱小，它的政治作用难以发挥，与当初创立民盟的根本目的相差甚远。于是以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为首的先进爱国知识分子反思其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当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现状，重新建立一个结构更加严谨的政治组织。”经过张澜等人多次协商讨论后，共同决定在1941年3月19日这一天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选举张澜为中央执行委员。没想到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该组织进行多次阻挠。与此同时，还将民盟的主要领导人黄炎培派往南洋，使领导职位空缺，民盟组织不能正常运行。无奈之下黄炎培辞去主席一职。职位的空缺，使组织运转能力下降，迫于这种形势，周恩来等人力主推荐张澜出任主席。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张澜不顾个人安危勇敢的肩负起这一重任。此后在张澜的带领下，民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各界人士慕名而至。其中尤以知识分子和青年才俊居多，在不断地成长中其吸引力越来越大。到1944年初，“无党派盟员的人数急增，它的数量是有党派盟员的20倍”。在人员急增的情况下，民盟急需改组，不能再局限于只吸收有党派人士的加入。这个建议的首次发声源至民盟昆明支部的小组会议上，起初虽然遭到左舜生的极力反对，但最后在9月19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张澜等大多数人都举手赞同，这个建议以民主的形式得以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性质也由原来的政团联合体变为民主分子个人的联合体。正如张澜心中一直所想的那样：“要想使真正的民主得以实现，仅仅依托于党派结合的政团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靠那些主张民主的各界人士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快的促成真正民主的实现。”随着民盟的不断发展，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派，为民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成就与张澜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四）团结国外一切反法西斯力量
张澜深刻的认识到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提出要团结国外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建立国际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联合苏联共同抗日，是在德日意法西斯疯狂的侵略背景下提出，可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一主张却遭到国民党军政界的强烈反对。面对国民党这种消极的态度，张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全面深刻地剖析了联苏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随即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一致响应。他还提出不仅要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密联合，还要联合强大的美英法等民主国家，“把敌寇从国际关系中孤立起来，使其处于无援状况”。在把握时局动态下，张澜所作出的种种举措是睿智的选择，这有益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三、张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评价
（一）积极作用
1.促进了当时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国民政府迫于当时的严峻形势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对于一党专政，国民党却固执己见，同时以所谓“训政”为借口，拒绝实施宪政。国民党中有些高层人士也希望实施宪政，但是他们却不敢直接向蒋介石表露。基于此等状况，张澜却勇敢的表达出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本书中，也生动的体现出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实施宪政的愿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强烈要求。该文章的发表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来强，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进程。另一方面，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遭受到了威胁，使其训政在人民群众中更难展开。在成都5大学学生集会上，张澜对国民政府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何以国家危险到如此境地？政治腐败到如此程度？这都是一党专政所带来的极端影响，人们真实地意见不能被发声，舆论不能被伸张，对于政府官吏的言行举止，人民没有监督的权利，致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当前如此紧急的情势下，民主的实现已然迫在眉睫，要想改变这腐朽的统治和挽救国家的危亡局面，必须团结全国各种力量。”张澜的讲话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这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思潮迅速席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渴望民主的情绪日趋高涨，充分的激发了他们饱满的爱国热情。同时使得学生们以饱满的激情积极融入到民主运动当中去，在历史的洪流中奋勇前行。
2.加速了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决心。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处处被牵制，并且政治上没有主动权，缺乏该有的自主性，以至于局势非常紧张。一方面，他们希望有更多的实力派人物或者民主人士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因为受制于蒋介石而处于两难境地，所以当张澜的民主思想传播开来的时候，他们明白反蒋抗日一致对外，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正是张澜这种敢于直接对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行为，鼓舞了许多地方实力派，使他们纷纷走向了反蒋的道路。张澜在组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后，为了得到川康军政界的支持，开始积极的与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而恰巧这个时候刘文辉也正着手联合西南实力派筹划反蒋活动，并且他表态不但在政治上会尽全力配合张澜，而且在经济上也会鼎力相助。为了促进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多次找张澜密谈，通过与张澜的多方接触，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一组织。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刘文辉、潘文华、龙云的民主思想更进一步的得到了升华。最后，在张澜的介绍下，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决然加入民盟组织。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从根本上提升了民盟的实力，为民盟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消极作用
1.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从思想本身来说，张澜的民主思想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因素。如他不能够清晰的看到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本质区别，而是一味地照搬西方大国的军队国家化。在当时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控制着国家政权的情况下，如若张澜的这一主张被付诸实践，国民党就会轻而易举的独揽军权。到时候，国民党不但会继续维护专制独裁统治，而且将对共产党进行残酷的镇压。因此，张澜要求国共两党都交出军队的主张无疑是不正确的。还有张澜虽然认识到了要想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得努力争取，但是他却把希望寄于知识分子，希望凭借着知识分子的几声呐喊打开局面，解决问题;他还寄希望于民主的刊物，利用刊物宣传各阶层人民要求民主的意见，希望通过这些强大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来迫使国民党让步，使其还政于民。而这些怀柔的民主方法在向来一意孤行的蒋介石面前，顯然是无济于事的。
2.其思想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从适用性来说，张澜的民主思想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希望通过借鉴欧美厉行民主的方式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政治自由经济民主的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充分体现了张澜为国为民的情怀。但是当时中国国情比较特殊，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没有跨进资本主义的大门。革命的实际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中间阶级占多数。由于帝国主义近百年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促使广大群众得以普遍觉醒。他们根据自身经验深深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救不了中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才是中国通往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广大民众在中共的领导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到抗战胜利时，人口已达到一亿多，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展到百余万平方公里，拥有120余万正规军和260多万民兵，这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铺平了道路。而且自从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迅速地散播全世界，中国人民早已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张澜的民主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适用的。
张澜早期的个人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使他形成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并树立了济世救民的理想。为了实现民主，不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他都会勇敢的去面对。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他为团结四川和南方实力派、团结国外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而四处奔波;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揭露国民党分裂阴谋、创建民盟等等。这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实践都对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本身也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因此，对其评价也应该辩证的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够清楚地了解抗战以来张澜的政治思想，增强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可团结的一切力量，从而更好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
注 释：
苏蓉.论“川北圣人”张澜[J].中华文化论坛，2010，（01）：44-4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50.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95.
林淇：张澜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46，147.
戚如高，潘涛.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102.
余科杰.张澜评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95，205.
龙显昭：张澜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08.
张茂廷.抗战时期的张澜[J].四川统一战线，2005，（10）.
康大寿，谢增寿.张澜传略[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80.
参考文献：
〔1〕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237.
〔2〕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冯维纲.张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4〕彦奇.中国民主同盟歷史研究[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5〕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6〕张利源.试论张澜的政治思想[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2）：90-96.
〔7〕闻讯.张澜生平与思想学术讨论会综述[J].四川社联通讯，1991，（02）：45-47.
〔8〕铁华.张澜与中国共产党[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01）.
〔9〕曹睿.张澜与党的统战工作[J].文史杂志，1996，（02）.
〔10〕杨萍.张澜对巩固和发展民盟的贡献[J].四川党史，2003，（05）.
〔11〕陈品高.张澜政党思想和实践浅析[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3）.
〔12〕苏蓉.论“川北圣人”张澜[J].中华文化论坛，2010，（01）：44-48.
〔13〕巩晓华.张澜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研究[D].复旦大学，2012.
（责任编辑 王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