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医生郭雷枢向他的西方同道者发出呼吁：“首先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你的东西‘有用’，然后才能谈到使他们理解基督教义的博大和崇高；再没有一种造福人类的方法比解除人身体的痛苦更能收到直接效果的了……我希望看到那些有医学专长的人在这项伟大的工作中充当先遣队，通过赢得中国人的信任，使牧师们在向他们弘传我们宗教的伟大真理时不用那么吃力。”[1[美]嘉惠霖、琼斯著：《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①这一呼吁很快产生了效果。1834年10月26日，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伯驾，经过143天的航行到达广州。伯驾出生在英国一个基督教家庭，15岁加入教会，学过解剖学、生理学和神学，并在广州创办了博济医院。成立于1835年的博济医院，是除澳门外内地最早的西医医院，这是西医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博济医院不但是传教士医生来华后第一个落脚点，更多的，它的建立及发展对广州、广东及全国的西医事业发展及中国文明带了冲击。
19世纪中后期，“医学传教”取得较佳效果，广州居民从怀疑到接受乃至开始认同西医。随着传教士医生来华者逐渐增多，西医诊所的开设也促进了近代广州西医事业的兴起。同时西医及医学院体系的建立，对广府人的医疗及医学伦理、医学人文产生了很重要的冲击，甚至对当地文化也产生了影响。本文是以博济医院及其附属学堂为例，探讨西医及其教育对广府的影响。
一、博济医院带动了西医在广州的发展
博济医院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于1835年创建，最早为眼科医院，经多次搬迁并改建，逐渐发展成为综合医院。1865年被大火焚毁，重建后易名为“博济医院”。1836年，郭雷枢医生、裨治文牧师和伯驾医生研究认为，不能依靠个人管理医院，三人决定建立广州教士医学会管理博济医院，并通过学会招募会员、培训人才等等，并通过医学促使基督教在中国国内的传播。博济医院成为中国西医院的“孵化器”，自鸦片战争后，大批的西方传教士医生到达广州后，在博济医院熟悉中国的文化并学习语言后，再继续向内陆前行，在内地通过开设医院行医而传教，这些包括现在知名的上海仁济医院，广州的精神病院、广州柔济医院等。多年来，博济医院的多项技术成为我国西医的第一，包括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学校，第一例眼科手术，第一例耳廓再造术，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结石击碎手术，第一例子宫颈瘤摘除手术等。
教士医学会下属医院与诊所一览表（部分）
時间医院名称负责人病人数目
1838年澳门诊所一一
1843～1844年舟山医院雒魏林医生（William Lockhart）一
1843～1848年香港医院合信医生（Hobson）一
1851～1861年宁波医院玛高温医生（D.J. MacGowan）一
1844～1847年厦门医院 —一
1844～1847年上海医院雒魏林医生（William Lockhart）一
1851年广州靖海门附近诊所哈巴安德医生（Happer）一
1852年广州太平沙街诊所哈巴安德医生（Happer）一
1855～1856年惠济诊所嘉约翰医生一
1860～1965年佛山诊所嘉约翰医生主管22938人
1961～1870年肇庆诊所纪好粥医生（Graves）21239人
1865～1871年梧州诊所纪好粥医生（Graves）9316人
1883～1892年海南琼州诊所杰里米亚森（Jenemiassen）先生60631人
1894～1899年广州十五甫诊所富马利医生 一
1895～1898年肇庆广宁诊所 一14003人
1898年芳村嘉约翰疯人院嘉约翰医生一
注：根据（美）嘉惠霖、琼斯著《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第275～280页内容整理。
二、近代广州中医情况
晚晴以降，中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责难、排斥，出现了“中西汇通”的大争论。民国期间，出现“旧医”的歧视性称呼，甚至梁启超被西医错割其肾后，仍然针对中医而维护西医。1929年，全国性的中医为保存自身地位，挽救中医，争取生存的空间，采取全行业抗争，中医界自行提出了“国医”的称谓。
（一）晚晴以降的广州中医情况
自清朝道光年间后，虽然西医在广州发展较快，但中医仍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号称岭南“四大金刚”的陈伯坛、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四人均在广州开设医馆。其他广州的中医名家还有孔沛然、杨鹤龄、卢朋著等人。其中，陈伯坛因用药大胆，单味药常以两计，甚至上斤，人称“陈大剂”， 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两广陆军军医学堂的中医总教习；而孔沛然则因单味药常用二三钱，甚至数分，一剂药总量不及一两，所以人称“孔小剂”，成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的军医长兼医学教习。
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卫生会议，通过了废止中医药案。为此，广东中医公会即发去电文反对，全国医药团体聚集在上海总商会大厅，通过了把3月17日作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为“国医节”）的决定。以此机会，广州中医药界在城西方便医院举行联席会议，成立广东中医药联合会，由广州中药公会、广州中医公会广州医学卫生社、中医药专校起草宣言，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在全国中医界的共同努力下，国民政府卫生部取消了废止中医案。
广州最先实施医生注册领取牌照，实行执业管理。1921年，广州市市政厅卫生局就颁布了中、西医的注册章程。1933年，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广州市公布了《修正中医生试验规则》，取消了歧视措施，出现了大量中医生投考的状况。
（二）近代广州诊所及医科学校
1.九大善堂
满清中期以后，岭南鼠疫、流行性感冒等流行疾病多次在广州爆发，广州中下层市民或因缺医少药导致患病而死亡，而清朝广州政府救援不力，使广州城内居民死伤惨重。为解决问题，当时广州城内一些富裕士绅、商人纷纷出资组织善堂，办理施医赠药、收容病人、执敛死尸、举办救济急赈等事务，先后成立多间善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爱育、广济、广仁、惠行、方便、崇正、润身、述善、明善等九间，称之为“九大善堂”。其中爱育善堂为广东省第一家民间善堂，成立于1871年3月，设于十七甫。后來各大善堂或逐渐消亡，或改为专业医院，如城西方便医院则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2.个人中医诊所
广州民间中医的行医方式一是“坐堂医”，一是“游方医”。至晚清末期，中医为适应西医医院的发展，兴起了创办诊所的热潮，如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应为广州第一家中医医院。后来许多中医个人自行举办中医诊所，早期多在荔湾西关开馆行医，抗战前集中在冼基和洞神坊，抗战后集中在和平路、龙津路、长寿路等地方，形成新的“中医一条街”，集聚了40多家中医诊所。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政府实行医生登记制度后，在西关注册的中医生就有450多人，为全城之最。[23曹磊：《杏林芳菲——广东中医药》，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第51页。]②解放后，众多中医进入了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警察医院，在1960年改名为广州市中医院，为广州中医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中医医学教育
对于中医的医学教育，广东中医学界是非常重视的，纷纷把自己的独门技术贡献出来以培养人才。20世纪初期，参照当时政府关于西医学校应附设医院的规定，广州也开始兴办正规的中医院。1924年广东中医专门学校创立，广州中医同行筹资在大德路购房建立医院（即现广东省中医院），并于1933年开业
上世纪30年代后的广东政府比较重视中医发展。1930年，广州市卫生局承认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光汉中医学校的学历；1934年广东中医界在东郊创办广东省立国医学院（又名华南国医学院），[4梁力：《终身从事免费牛痘试种的医生》，《羊城沧桑》，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③由广东省政府提供办公经费。后来虽有波折，但是中医在广州仍然能发扬光大。据1933年7月的统计，广州市立医院西医看病人数，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儿科等就诊人数为2385人，但作为华南地区的大城市，广州并不止如此病人，其实是大批病人到了私人中医诊所就诊看病，这表明中医仍然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
三、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对广府地区的冲击
明末清初出现了中西医学交流，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ael Boyn），于1650年到澳门，后担任南明永历帝使者出使罗马教廷，1658年回中国，翻译了中医脉学、中医舌诊、中医制剂等书籍，其中脉学部分在1671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市出版，名为《中医秘典》。他是传播中医到西方的第一个传教士医生。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医以赠医送药的方式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医疗体系及医学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广州地区作为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所受的冲击尤为严重。
（一）单向打破中西医疗的界限，促进了近代广州医疗体系的发展
雍正年间，清朝禁止基督宗教在中国境内传播，欧美国家的传教士多利用外交使团或商队的机会进入中国，如英国基督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1807～1834年就以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长久居留在广州。但是这并不代表西方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传教士医生随船到达澳门、广州地后，以开设诊所的机会伺机进行传教活动，如1820年罗伯特·马礼逊就与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李文斯敦在澳门开设诊所； 1835年11月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以医院、医生的形式掩饰其传教的实质。
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打破了广东地区无西医的历史。这些医院在发展过程中，由单一诊所发展成综合性医院，开设附属医校、护校，单向上打破了中西医的界限，使西医在广州医疗体系中占的组成部分。
西医进入中国后，许多西医的先进技术传入中国。如1796年英国人发明了牛痘以防止天花发作，1805年，春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在澳门开始为中国人接种牛痘，通过十三行中会隆行的南海人郑崇谦抄写成书，名为《英咭唎国种痘奇术》一书并传播，同时广东南海人邱熺在十三行行商伍秉鉴、谭有度等筹款支持下，为超过100万广东人接种过牛痘，这为西医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5梁力编：《岭南最早学习解刨学的中医》，《羊城沧桑2》。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④同时由于中国传统习俗，中医对人体的认识弱于西医。清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中医陈定泰在广州寻找西医学习解剖，最终在临床医术、医学理论上有所继承和创新，最终成为岭南一代名医。其孙陈珍阁更赴当时属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学习西医，于1899年回国开办医院。[67刘小斌、郑洪主编：《岭南医学史（中）》，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第7页。]⑤另外，鸦片战争期间，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也因眼疾曾到博济医院看病，并被保存了病历。这些行为都证明了当时的广东人，或者在广东的中国人对西医的看法，认可了西医在医术上的贡献，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更多的广东人、广州人学习西医以解救中国人的病难。
（二）博济医院成为广州、中国西医院的“孵化器”，为广州地区建立西式医院奠定了基础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2款规定开放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中法《黄埔条约》第22章规定，美国、法国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其它国家根据与中国签订条约中的优惠条款，自动获得了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的权益，保证了传教士医生在内地“以医传道”的活动。所以早期西方传教士都是以广州为落脚点，以博济医院为媒介，在熟悉中国情况、学习中国语言后，再进入内地进行传教，这使博济医院成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教会医院。随后博济医院以教会传教士医生为基础，在广府各地开设诊所，如博济医院的院长嘉约翰在芳村自资购买土地，与夫人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广州医颠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医生富马利于1899年建立柔济医院，同时富马利还把博济医院的5名女生集中起来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医学堂——广东女医学堂；曾在博济医院工作过的谢爱琼医生1908年建立了广州妇孺医院（现广州市妇婴医院前身）；中华基督教会和华南万国医药救济会在1947年成立了华英医院（现广州市传染病医院前身）等。到19世纪末，博济医院成为了中国西医医院的孵化器。到1919年，基督新教差会在广东开办的医院有39所（香港4所，广东内地35所），共有外国医生59人，中国医生67人，病床2722张。[8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⑥
（三）基督教差会及传教士医生在广州地区建立的医学堂是西式教育的重要补充
基督教传教以医疗、教育、报纸等三种手段为其传教的重要手段，其中医学院就是联系医院及学校的手段，也是传教活动的重要补充形式。
因缺乏医疗助手，伯驾在眼科医院就指导中国青年关韬学习医术，这是医校的开始。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大量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國内地建立多所医院诊所以后，为解决普遍出现缺乏助手的问题，1866年，博济医院嘉约翰院长在医院内开设医学院，成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校，由当时第一个出国留学医学回来的中国人关宽担任解刨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老师，嘉约翰执教药物化学、关韬执教临床各科。1879年，博济医院正式设立南华医学校，学制3年。1914年，该院附设护士学校。这是基督教会在我国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医学校。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99年在广州创办夏葛女医学校，附属于柔济医院，专门招收女生。1931年在教育部核准立案，附设有护士学校、药剂士学校各1所。1936年，岭南大学、博济医学院、夏葛医学院三院校合并定名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即岭南大学医学院，学制6年，附设博济、柔济两所医院。至1951年，岭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有138人，在校学生320人。[9赵春晨：《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⑦
这些传教士创办的医学院成为了广府地区最早的一批医学院，带动了广州地区中西医学院的创办，促进了广东地区当时中西医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也培养了大批的医学生。
四、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对对广府文化的影响
（一）打破了中国人多种传统观念，培养了广府人的“卫生”观念，改变了广府人的习俗
西医的传入，建立了中国人医疗检查的观念，逐步破解了中国人多种传统观念，包括“男女授收不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观念。虽然西医为照顾当时的传统习俗及观念，特别招收了女医师或女助手，并设立女医学堂，但通过医学实践逐渐第改变了广州人的观念和想法。
同时，西医在广州传播初期，广州人并无“卫生防疫”的观念。晚清时期广州曾多次爆发瘟疫，包括鼠疫、流行性感冒等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一般民众对于瘟疫爆发的反应是恐惧和慌乱，采取搭台演戏、祈求鬼神保佑的方式。西医医生、诊所及其医校利用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把近代“卫生防疫”的观念传播给市民，使用赠医送药的方式，让广州一般民众市民认识到流行性疾病是能治愈的，通过长时间的宣传教育，使一般民众认识到疾病由细菌引起，并非自然原因，为广州民众建立了“卫生防疫”的观念，这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也对近代防疫手段建立了信心，增强了广州人的“卫生”意识，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10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⑧
（二）对广府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及影响，扩大了广府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基督教差会就决定要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利用医药作为教会扩大在中国影响的手段。1914年，基督教新教在广东有教堂924所，教徒48347人，占全国基督新教教徒的1/6以上。[]⑨在此背景下，广府地区文化仍然能保持着自身开放、务实、善变的特点，[]⑩接纳着不同文化制度的冲击及变迁。通过赠医送药的方式，基督教文化与广府文化在近百年里不断融合，基督教所提倡的平等、博爱、和平等精神，逐渐融合到广府文化中。
五、结语
广府地区是近代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在中国发展的跳板，以博济医院为首的教会医院对广府地区的医疗体系、医疗教育、善堂体系、广府文化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在广府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的影响下，西医及其教育体系适应了广府地区的人文习俗并做出改变。随着时间的更迭，中医的针灸、推拿等医疗手段也流传至欧美国家，一“出”与一“入”， 中西医在广州逐渐融合与改变，形成了新的医疗体系和新的医学文化。
[注释]
1[美]嘉惠霖、琼斯著：《博济医院百年（1835—1935）》，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23曹磊：《杏林芳菲——广东中医药》，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第51页。
4梁力：《终身从事免费牛痘试种的医生》，《羊城沧桑》，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5梁力编：《岭南最早学习解刨学的中医》，《羊城沧桑2》。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67刘小斌、郑洪主编：《岭南医学史（中）》，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第7页。
8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9赵春晨：《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
10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