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蒙书是古代儿童学习的重要载体，也是今人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资料。《新编对相四言》图文对照形式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于此书在不同的方面，如成书年代、源流、发展等曾有过探索，本文结合前人的考察探析本书的历史基本情况及书中的内容、特征、性质，以求更全面地认识此书。《新编对相四言》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教材，其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符合初学者的认知发展规律，并对现代教科书编制有着启迪之效。教育史学研究视角的下移要求我们研究《新编对相四言》之类的蒙书，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蒙书在教育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蒙学 蒙书 《新编对相四言》 教育价值
作为我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学教材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从最早的《史籀篇》问世到为后世熟知的《三字经》的流传，蒙书的发展可谓有着天翻地覆之变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蒙学教材中由单纯的识字到看图识字、识字图说的历史转换与变迁的使命则由《对相四言》和《新编对相四言》来完成。《新编对相四言》是中国古代蒙学书籍中的一种，在很长时间内不为世人所知晓，但是其“识字图说”之特点与创造性赋予了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教育学界并未将此书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就忽略了它在教育史上的价值。“对相”谓为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对刻于次行，以便童蒙，如今日“识字图说”。北京图书馆藏一钞本《内阁书目》，皆载正统以前书，已有《对相识字》一册，则明初即已有此类课本。数百年前，此类儿童读物已通行，实教育史上所应大书特书者[1]。王重民先生之语恰道出了这本蒙书的重要性。
一、蒙书《新编对相四言》的历史基本情况
一本蒙书首先呈现的是教育内容，其中隐藏着教育理念，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对一本蒙书的了解需要对其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助于我们把握蒙学的历史状况、教育文化和其在教育史中的价值。
（一）《新编对相四言》的承前启后
从书名上看，“新编对相四言”中有“新编”二字，可以猜测这本书并非原始版本。同时文中字韵上，有些有韵，有些无韵。此外，根据其他蒙书分类编排条理清晰的特点，再看此书编排上同类字词穿插于不同处，没有文理，这些表现可能是重新修订后造成的。这为此书是原始初本的观点打上了问号。国内学者张志公先生1977年发表了《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一文，他根据手中的《新编对相四言》石印复制本，从政治思想、少数民族服饰、政治避讳、用字用语、所收名物、编写体例等方面对此书的年代和版本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曾在明初的《文渊阁书目》与《箓竹堂书目》中查到一本《对相四言》。这也是见于著录的最早的看图识字课本[2]。但《对相四言》已经佚失，是否与《新编对相四言》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无法考证。后续文中张志公先生分析认为《新编对相四言》只是个复刊本，另有祖本。但由于史料欠缺，对其祖本的考察只能暂放。同时，他还将《新编对相四言》与清末两本“对相”杂字——清绿慎堂刊《魁本四言对相》、清坊刊本《幼学杂字》进行对比研究，这两本书都是在《新编对相四言》的基础上删改和借鉴而成的，因此认为《新编对相四言》既有它的先祖，又有它的后代，是一本承前启后的蒙书[3]。
（二）《新编对相四言》的成书年代探究
关于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书中所记的字词、图片寻找一些线索。双字词中有明显的蒙古族特点的服饰名称，如“毡帽”、“毡靴”、“答护”、“一撒”等词。又如书中图画部分“士”图描绘的是官员戴展翅乌纱帽，着圆领官服，手持笏，具有宋代官员服饰特点。因为明朝官员服饰与宋代差异较大，所以不大可能在明朝中后期成书。《新编对相四言》刊本的时间推测大致约在元朝或明初。
《新编对相四言》的成书年代曾有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过考证。中国古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将《新编对相四言》录为明司礼监刻本。书中提到赵万里先生认为此书是明初刻本，王重民先生根据《新编对相四言》中所列的算盘流行时间和“算盘”、“算子”先后顺序判断此书不是明初刻本，“至其刻书时代，余疑应在嘉、万间”[4]，即在明嘉靖、万历年间。
著名的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有一句话：“有关珠算盘的最早图说出在1436年的《新编对相四言》。”[5]从文后的注释中看这是李约瑟在1959年写作时引用Goodrich先生在1948年《算盘在中国》的一篇学术通信的观点。Goodrich先生引用了Arthur W. Hummel于1946年2月发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年度购书报告[6]。Arthur W. Hummel曾说：“这本中文读物是1436年出现的那个版本在16世纪早期的重印本。中国也有更为古老的启蒙读物存世，不过没有一本是有插图的。”[7]为什么会有此说法呢？哥伦比亚大学商伟先生考察认为“王重民先生著录的北图本，即是Arthur W. Hummel所说的国会图书馆藏本。而他认为该本为1436年版的覆刻本，想必也咨询过当时正在国会图书馆善本部任职的王重民先生，因为根据王重民先生的意见，该书出自嘉靖、万历年间”[8]。西方学者引用Hummel的观点，遂有了《新编对相四言》成书于1436年这个说法。
张志公先生考证此书并判断“大约在南宋晚期，即十三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的蒙书——‘对相’的，即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新编对相四言》是元初以宋本为底本经过较大修改的产物，所以带有较多的元代色彩，又留有若干宋书痕迹”[9]。后随着资料的收集，信息增多，张志公先生在1990年对其1977年的论文进行了补记，他去美讲课后查阅哥伦比亚大学馆藏本，并将其与自己手中的版本进行了对比，发现两本是一样的，认为“书上无批注或考订识语之类。所说刊于1436年，不知何所据”[10]。后又从我国珠算学家华印椿先生将日本珠算学家户谷清一先生收藏的《魁本对相四言杂字》赠送于他的复制本再复制一本送于张志公先生，此书有字“洪武辛亥孟秋吉日金陵王氏勤有书堂新刊”，经过分析与比对，内容基本相同，仅有几处略有变动，从而认为这本《魁本》显然是以《新编》为底本，稍加修改的復刊本。明初洪武年间就有了《魁本》，它据以复刊的《新编》必是元刊本无疑。现在可以大体上考订出这个识字课本的世系，如下：南宋祖本→元初《新编》→明初《魁本》→晚清《魁本》→清末坊本《幼学杂字》[11]。由于王重民先生当时没有可参考的诸多版本，在《新编对相四言》的版本源流上没有进行详细考察。张志公先生以元明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民族风俗等为背景，从书中字词演变考证年代，并查证多种古籍字书，如《事林广记》、《一切经音义》、《广韵》、《中原音韵》、《碎金》等，综合分析判断认为《新编对相四言》刊印于元初。此说考证面广，所列证据之多，较令人信服。
（三）《新编对相四言》的再版
目前存世的《新编对相四言》刊本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中。此书于1967年4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刊印英文本，标题为《新編對相四言HSIN-PIEN TUI-HSIANG SZU-YEN》，副标题为Fif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Chinese Primer HSIN-PIEN TUI-HSIANG SZU-YEN（十五世纪图文对照的中文初级识字课本）。又近半个世纪后于2015年3月经上海书店出版社刊印原版出版。“首次面世的再版《新编对相四言》宣纸彩印，版框高26.5厘米，半页宽17.5厘米，忠实地再现了明刊《新编对相四言》版式疏朗、页面阔大的原貌”[12]。从《新编对相四言》于20世纪40年代从中国历经磨难辗转藏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到今大陆刊印再版，经过了七十余年的漫长时间，国人终可再观其容貌。本文涉及《新编对相四言》书中的内容考察即以哥大藏本2015年刊本为依据。
二、蒙书《新编对相四言》的内容、特征及性质
《新编对相四言》全书共十六页，每页五行，每行八格，右文左图，文图对照。首页右边第一行书名“新编对相四言”，下方有人题写“祝氏藐园所藏”六字并有印章，末页最后一行“新刊对相四言终”七字，下方有一段文字，末有两印章，文字为“此宋本课儿书。看图识字，当时已用此法。共八页，三百八十八字，三百零八图。传留至今，完全无缺，颇不易得。内中不惟筐字缺末笔，所取材料皆有时代关系，颇堪令人玩味也。时壬戌秋七月既望，荫庭志于藐园”[13]。全书除了有书名、内容、藏者题字外，没有撰者姓名、序、跋、刊刻机构、出版年份等。书中正文单字224个，224幅图，词（双字）82个（164个字），图82幅，共计单字388个，图共306幅。书中祝氏于书末题字说三百零八图有误。
（一）《新编对相四言》内容与特征
《新编对相四言》一书内容大体上四字为一句，单字所述内容按照顺序大致可分为自然现象（12字）、人工建造（12字）、植物菜蔬（12字）、动物家畜（32字）、房屋及构件（6字）、家具（8字）、文墨器具（8字）、计量器具（4字）、食用器皿（8字）、日用铁器与武器（20字）、梳妆用品（8字）、竹制用具（8字）、乐器（12字）、金属分类（4字）、衣着服饰（12字）、捆束器具（4字）、交通用具（8字）、农具（6字）、盛装器皿（4字）、身体部位（20字）、社会阶层（4字）、信仰类别（4字）、身体状态（6字）、形状（2字）等名称。双字大体上涉及生活器具与室内摆设（82字）、武器用具（4字）、服饰（32字）、手工商业场所（6字）、果蔬花卉（28字）、建筑构件（4字）、牲畜场所（8字）等名称。通过对文本字词的归类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蒙书涉及的教育内容。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在字韵上，单字部分个别地方押韵，多处不押韵，如“厨灶阶厅，桌床梯凳，炉柜帘屏，纸墨笔砚，书画棋琴，秤尺斗桶，碗碟壶瓶”。全书押韵之处较少，双字部分不押韵，字词代表的名物不成条理性。
其二，全书伦理道德的内容不明显，无官方教化气息，内容通俗。仅在第十一页处有“士农工商儒道释人”介绍社会阶层和信仰的信息，与封建道德教化联系不大。
其三，全书选取字詞代表的名物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从字词类别上看，全篇内容完全以生活为中心，所选字词多以生活日常相关的物品器具为主，皆属生活中常见的名物范畴。如上文分类器物都是日常所能接触到的。
其四，全文所选字词都是俗字，即生活常见字，没有生僻字。全书共约有36个字重复使用，如“子”字重复最多，在书中共出现6次，但大多重复字仅使用两次。据统计，除去重复使用字，全书约339字为不重复字，都是生活常用字。在本书中蒙童等初学者可以掌握约339字。
其五，书中有少数民族服饰词汇。例如“毡帽”、“毡靴”、“幔笠”、“答护”、“一撒”等词，说明了相应时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融，汉字将少数民族语翻译过来，也体现了汉字对外部变化的适应力和包容性。
（二）《新编对相四言》的性质
首先书本名称为“新编对相四言”，其中“对相”即以图对照之意，为字词配上图画，进行图文对照或看图识字，适合初学者识记与掌握。《新编对相四言》又是一本识字书，其面向的对象是不识字的人群，包括儿童和成年人。沈津先生在经过去美研究中国古籍善本后，对此书做了概述。他在《美国所见中国善本书志9》中谈到“‘对相’为每字或每词一图，对刻于次行，起图文对照之意。此书始‘天云雷雨，日月斗星’，止‘牡丹芙蓉，粪斗笤帚’，乃儿童启蒙读物”[14]。在我国古代教育中，识字教育是重要方面，读写和作文要以识字为基础，这是一本启蒙识字读物。但是，这本读物与古代主流启蒙读物有所不同。如《千字文》有一千个字组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涉及自然、历史、修身、读书、园林、祭祀、封建伦常教化等知识。《三字经》约一千二百余字，涉及教育、学习、封建伦常、历史等知识。这些主流的童蒙识字教材必定涉及伦理道德、历史、修身的字，而且成韵，读起来朗朗上口。《新编对相四言》字数仅388字，全篇不成韵，内容不涉及伦理道德、历史、修身等字词，但是有图文对照，文中内容与人们生活实际关系密切。古代启蒙字书的种类繁多，张志公先生曾对识字蒙书分类有过研究，“从《急救篇》下来，到了南北朝，隋唐，识字教材分成两路，一路以《千字文》领头，后来加上《三字经》、《百家姓》，基本上为官府所承认，编法比较雅驯。一路则主要流行在民间，宋代以下统称‘杂字’”[15]。根据《新编对相四言》的内容及特征可以判断这是一本“杂字”类启蒙读物。张先生将《新编对相四言》归为杂字类识字教材。杂字书一般较为通俗，流行于中下层社会，因其特征与内容的侧重不同和“三百千”等主流的启蒙识字课本有着不同的功能。“三百千”等作为官方应试的基本教材，作为进一步读写作文的基础。杂字书类启蒙课本在应试科举方面的倾向不鲜明，主要侧重对日常生活中常见名物的认读，写的要求较低。《新编对相四言》中字数较少，以生活名物为主，这是与主流蒙学课本有着较大差异的地方。
三、蒙书《新编对相四言》的教育价值
（一）《新编对相四言》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教材
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本图文对照的儿童读本是夸美纽斯于1658年出版的《世界图解》。美国汉学家Arthur W. Hummel在1946年说：“这本书不仅是已知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儿童看图识字读物，而且比1658年由夸美纽斯出版的西方第一本儿童图画书——Orvis Sensualium Pictus（《看得见的世界》）早一个世纪。”[16]这是基于他对《新编对相四言》的考察分析而得出的认识，早一个世纪的观点是Hummel先生参考了王重民先生的意见得出的，上文已有叙述。经过张志公先生的考证，《新编对相四言》的原本刊印时间不晚于13世纪，即元初。这一时间比西方的《世界图解》早了三四百年。无论一个世纪还是三四百年，都说明了《新编对相四言》在世界教育史上的重要意义，成为目前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教材。
（二）《新编对相四言》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符合初学者的认知规律
《新编对相四言》一书采用图文对照的形式，与一般仅有文字的读本比较起来在学习上更具吸引力。其中的“胖”、“瘦”、“方”、“圆”图画形象生动，有助于儿童和初学者掌握比较抽象的概念。现代心理学揭示了图像与认知间的紧密关系。图像在传播中经过视觉、感觉、知觉三个认知阶段，人对图像与认知有着整合的过程。这时的理解是一种图像与知识的互动，对图像的理解不仅仅是对传递信息的接受，还是对跨越文化差异的共性的理解，并形成对图像的知性理解。这时的认知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认知[17]。《新编对相四言》将图像加入到读本中，有利于儿童和初学者通过视觉、感觉更直接地把握图像和文字间的联系，有利于记忆的保持，同时有利于人的想象力的开发。这种看图识字的形式照顾到了儿童和成人的学习兴趣，把握了人的认知规律。从有文记载的《史籀篇》开始，到流传最久的《急就篇》，再到“三百千”的家喻户晓及《开蒙要训》、《新编对相四言》的流行，在形式与编排上不断创新，逐步将识字学习与儿童心理认知相结合，以通俗的形式达到易识易记的功效，寓知于图文，寓教于乐，为中国古代蒙养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编对相四言》对现代教科书编制的启迪
关于教科书的编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历来受到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重视。《新编对相四言》作为看图识字读本，将文字配以形象的图画，初学者很容易理解并记忆。虽然现代和古代对于识字教育的认识和要求有所不同，但识字教育的规律是不变的。《新编对相四言》所选字词皆为生活常用词，复杂的抽象的字词不收录，各字词之间相互联系，便于学生联想记忆。如“士农工商，儒释道人”、“跛驼高矮，胖瘦方圆”等同类词编排在一起，所绘人物形象逼真。现代小学教科书特别是低年级语文教科书字词的选用首先要结合生活实际，注意图画的逼真性和现实性。可以将同类字词放于一起编排，有助于记忆效率的提高。在《新编对相四言》中，将一些少数民族语词翻译成汉字并选用呈现，体现了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如“答护”、“一撒”等词。今天的世界多元开放，各国文教交流密切，现代的小学语文低年级教科书和语文读物可以将西方文化中的有代表性的常用字词进行选用，并配以图画，对于中国儿童认识世界当大有益处。
此外，《新编对相四言》以图文对照的形式进行编排，在教材编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所选内容皆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名物。这些都是站在初学者的角度，以便于初学者学习、理解、识记为出发点进行编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教科书的编制者站在成人的角度进行编制，对于儿童的认知有所轻视。《新编对相四言》为我们应站在儿童的视角还是成人的视角编制现代教科书提供了审视的机会。
四、余论
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从过去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新史学”都关注总体史和人民群众生活史的研究，反对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单一化、精英化。“按照费弗尔著名的话来说，新的历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这就是说，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18]。新史学强调总体史，强调对人类全部活动的研究。教育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表达。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关注学校教育和精英人物的教育，对于中下层普通民众的社会、家庭教育应当加以研究。《新编对相四言》等看图识字启蒙读本是面向中下层平民子弟的，具有非官方性质的启蒙识字教材，它是我们研究古代乡村教育的重要资料，通过挖掘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一些面貌，联想到当时教育的情形。作为杂字启蒙读本，其面向的教育对象包括儿童，也包括不识字的成年人，这样使得教育对象人群变得更广泛。图文的形式使得初学者在理解上更便利，起到良好的教育效用，遂在元明时期中下层社会中的平民教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新编对相四言》虽然没有“三百千”那样的声望，但是在古代民间，以《新编对相四言》为代表的一类看图识字读本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史学研究不仅要研究蒙学教材的“阳春白雪”——“三百千”，而且要研究以《新编对相四言》、《开蒙要训》為代表的蒙学教材中的“下里巴人”，此亦符合当代史学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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