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中国产业结构全景出发，分析了当下中国三次产业经济与劳动力结构以及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变化情况，也指出了如粗放式发展导致污染严重，以及科技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其次，文章分别研究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产业的现状与问题。最终，文章总结了中国产业结构现有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结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一、 中国产业结构全景
1.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自201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逐渐告别高速增长，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创新世纪以来中国年度GDP增速的新低。
与此同时，从2012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国第三产业的增速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在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进一步回顾过去近十年的数据，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表现出此消彼长趋势。其中，第一产业贡献率由1999年的6%降至4.9%，第二产业贡献率由57.8%降至48.3%，而第三产业贡献率由36.2%上升至46.8%。
2. 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效率有待提高。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就业人员的结构变动上。从1999年到2013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50.1∶23.0∶26.9变化到31.4∶30.1∶38.5。相比于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0.0∶43.9∶46.1，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分别偏离产业结构 21.4、13.8、7.6，说明就业结构的变动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
3. 传统产业集群投资及增长日益放缓，新兴产业集群快速成长。近年来，我国重化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明显下滑，传统优势制造行业与传统居民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为稳定。2013年1月～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低的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和传统居民服务业，其增速在15%以下，明显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20.2%）。
4.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化工业化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显著特征。虽然从“十一五”开始，国家意图推动环保技改改善情况，但重化工业依然在给环境带来持续破坏。2012年，我国消耗1吨标煤创造14 000元人民币的GDP单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不仅高于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更是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差距。
5. 技术储备不充足导致中高技术产品竞争力匮乏。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低技术含量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们高技术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却大幅低于低技术产品，而中等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份额以及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三类产品中最低的。
二、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现状及问题
1.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现状。
（1）就轻重结构而言，工业结构呈重型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趋势。至“十五”末期，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70%。“十一五”期间，这个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而“十二五”期间，重工业增长继续领先于轻工业，工业结构的重型化趋势继续加强，在2012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甚至达到了77.1%。
（2）从要素结构看，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2011年，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和利润占整个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65.30%和69.56%，因此，我国工业的主体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十一五”以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继续呈上升趋势。相比而言，2011年，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产值比重比2004年下降了6.45个百分点，利润总额的比重则下降超过19个百分点。2009年后，资本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工业要素结构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依然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2.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存在的问题。
（1）制造业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尽管我国正日益加深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程度，但我国企业仍主要以代工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我国企业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负责加工组装环节，研发、设计、产品的品牌、市场营销、技术、设备都由跨国公司所控制。这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赚取了价值链的大部分利润，而我国企业只获得了低廉的代工费。
（2）高技术发展落后于高技术产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带动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2000年～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了9倍，年增长率接近20%，远远超过GDP的增幅。但是，产业总量扩张并不意味着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事实上，推动我国高技术发展的并不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是依靠大量承接跨国公司的OEM。
同时，从高端产品、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原材料、关键设备制造的自给率看，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例如，在光伏领域，关键材料、关键设备供应商多为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如Applied Materials、Centrotherm、GT Solar等。
（3）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2012年年底，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五大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产能过剩导致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根据中钢协的数据，2013年上半年会员钢铁企业利润仅有22.67亿元，平均销售利润仅有0.31%，在全国工业行业中最低。86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中亏损35家，亏损面高达40.7%，比去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大量的重复建设，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
三、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现状及问题
1.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现状。
（1）消费性服务业高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地位下降。自2008年开始，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在2008年时，生产性服务业占到服务业的比重为37.1%，而占GDP的比重不到15.5%；10年时，虽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上升的，但是其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却继续轻微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服务业中的其它部门存在快速的增长，导致服务业所占GDP比重有比较大的提升；11年时，生产性服务业在规模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总值达到205 205亿元人民币，但是占GDP的比重却只达到15.5%。由此可见，2000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依托生产性服务业而是消费性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2）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2003年后，我国房地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近10年的时间，房地产业所占比重逐年提高，从2003年的11.02%上升到2011年的13.03%，共增加了3.32个百分点，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
同时，金融业由2003年的8.91%上升到2011年的12.18%，共增加了3.32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银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活跃，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使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问题。
（1）传统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依然较大。就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的产值情况而言，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产业，跟随其后的是租赁业和信息业，而科研技术的产值最少。从增长的速度而言，除了信息业外，其他行业2011时的产值都近乎翻了一倍，相比之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不够优化，多是由商业、运输业等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提供的，而具有较高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投入规模还较小。就中国消费性服务业各部门的产值而言，批发零售和房地产业依然是消费性服务业中的重要产业。
（2）现代流通业发展落后。我国流通业呈现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主体多样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以及产业融合升级加快的趋势特点。但由于流通市场要素配置水平较低、流通环节过多、价值链功能单一、技术发展落后以及对外程度不高等因素导致流通产业集中度不高，业态上以传统业态为主，产业运行效率和溢出效应不高，并且存在地区差异。流通组织方式落后导致要素配置水平较低，流通环节过多导致效率较低，流通价值链功能单一，流通技术发展滞后，流通产业对外开放度不高，等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
（3）第三产业内部投资不均衡。从2011年来看，我国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第三产业总投资比重分别为16.62%、47.98%和14.4%，三者之和占到第三产业总投资的89%，而对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投资分别占第三产业总投资比重的0.38%、1.28%和0.54%。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我国各行业的协调发展，导致资金投入过多的行业资本产出率较低，而得到投资过少的行业则因资金不足制约其发展。
四、 第一产业内部现状及问题
1. 第一产业内部现状。
（1）增长波动加大，不稳定影响因素较多。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几乎未出现过大幅下降，但整体的波动较大，这种波动情况与第二、第三产业都有所不同。自2004年后，第一产业的波动幅度明显较2004年前为甚。2004年前的第一产业增长率波动幅度为2.1%，而2004年～2014年波动幅度达到了3.3%。
（2）种植业逐年稳步增长，林业、畜牧业、渔业发展比较缓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 709.9万吨（12 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516万吨（103.2亿斤），增长0.9%。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一连增”。其中谷物总产量55 726.9万吨，比2013年增加457.7万吨，增长0.8%。粮食连年丰收，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除了种植业外，林业、畜牧业、渔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增长速度上发展都比较缓慢。
2. 第一产业内部的问题。
（1）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农户分散经营，农业科技进步缓慢。
目前，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有：①农户生产组织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生产相对分散，规模偏小，种养的产品种类多而杂乱，从而导致标准化生产水平低，不能控制产品的质量；②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一方面，农村中，中小学文化程度、半文盲和文盲劳动力占较大比例，另一方面，近年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村青壮年纷纷进入城市，使得现有的农业从业人员无法达到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③我国农业科研，科技成果水平低、效益低、推广价值低。每年我国经中央和省级部门鉴定的农业科研成果约达1万项，但其中可用于推广的仅占30%，与部分发达国家90%以上的推广率形成巨大反差。
（2）农产品流通领域整体信息化建设落后。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信息化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不仅基础设施滞后，网站建设也很不完善。就硬件而言，全国乡村网民总数仅占全国网民总规模的2.6%，而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网民所占比例更是不足1.4%。中西部的农产品产区与信息化更相距甚远，农民几乎无法通过网络渠道获取农产品信息。就信息网络而言，虽然国内各式各样的农业网站已有6 000多家，但这些网站信息散乱且不及时，信息检索功能非常不完善。这些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差距。
五、 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成因
1. 过去的产业发展理念以GDP为导向，忽视科技研发与品牌创新。重视GDP的导向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以GDP为标志的快速增长，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但是，GDP的增长与否只是反映了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变化情况，就本质而言，属于数量型指标。过于重视GDP，表现在我国产品参与全球贸易的数量越来越大，而在质上，由于忽视科技研发与品牌创新，无论是产品的科技含量，价值链含量，都缺乏竞争力。
2. 强势政府思维限制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多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是政府。与经济发达、市场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守夜人”式政府相比，我国政府在参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力度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强势特征。我国未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从而使得市场的调节功能趋于无用。
3. 激励机制约束产业主体创造力的发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型成为现代公司制度，但它们的内在机制并未彻底改变，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主体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在产权制度没有大的变化下，仍然依靠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基本方法，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的积极性。
4. 产业淘汰推出机制不完善，存量调整困难重重。长期来看，有些产业、企业确实不具备竞争力，但是淘汰之后，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无法解决，决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债务化解等问题。同时，对于一些地区和行业来说，被淘汰的落后产能是当地利税大户甚至支柱产业，这无疑为产业推出增加了难度。
5. 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发展时期，这就意味着一些高碳产业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时，受制于资源禀赋，煤主导了中国的能源结构，限制了低碳能源的选择，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就更大。
六、 政策建议
1. 淡化GDP考核，加大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要努力克服唯GDP论倾向，消除对数量、规模、速度的偏好，不再以增长率论英雄、排座次，逐步树立起以质量、效率、效益为取向的新的发展理念。同时，将关注重点转移到劳动生产率指标，企业营利指标，研发投入指标，人力资本投入指标，科技创新指标，生态环境保护指标等等。
2. 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经济发展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变迁，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企业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和激活以往由于体制机制障碍而被压抑的增长潜力和发展活力，尽快适应新一轮发展的需要。
3. 各地根据自身特色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能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同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要接受具体的资源和起点的约束等。各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特点，选择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从而避免产业趋同。同时，需要充分利用目前市场需求减缓的时机，继续推进淘汰落后产能，防止落后生产能力异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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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芮明杰（1954-），男，汉族，江苏省宜兴市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黄舒（1988-），男，汉族，上海市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与企业发展；谭丽焱（1984-），女，汉族，河南省商水县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
收稿日期：2015-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