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北京奥运会圆满结束，尽管闭幕式没有了开幕式的大气、震撼，但是轻松欢快，不失民族风情。从开幕式到闭幕式，两场盛大表演，满满的中国元素。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说，这种华丽的表演可能只是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缩影，而奥运会开幕式所代表的中国式表演，也只是中国文化、中国创意走向世界的剪影。中国创意、中国的创意产业，正作为我国经济新增长点，悄然的走向世界。
“创意产业”并不是新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就给出了创意产业的定义并且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在今年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表的一份公报《创意经济报告2008》中，分别就创意经济、创意产业做了更新、更具包容性的阐释，而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最能体现创意产业竞争力的出口一项上，排名第一的不是人们惯常以为的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也不是用现代文化侵蚀世界的美国，而是中国。
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出口的创意产业总值为613.6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中占到了18.29%的份额，2000年到2005年，增长的速度为17.6%。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一段时间以来，“过冬问题”成为探讨企业发展的热门话题。一项初步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这些在“中国制造”时期实现丰收的企业， 不得不面临整合与转型的迫切思考。而2001年申奥之后的7年来，由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暂时性的经济增长，也使得后奥运经济充满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占领市场，但是随着消费市场的成熟和品牌的分量加重，劳动力的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了。正如10块钱中我们只能赚到1块钱一样，低价值带来的低补偿越来越满足不了大量劳动力的消费需求，而与社会中可以获得高附加值阶层的比较，又使他们感受到更大的不公平感。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制造业的产业链可以分为6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而我们“中国制造”所创造的价值往往只占到10%左右。郎咸平认为，高效的产业链整合成为企业存活的出路。而在他所谈到的6个环节中，与高附加值“产品设计”相关的创意产业——“中国创造”，正是改变“中国制造”窘境的根本。
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来讲，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也是必要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巨大的能源消耗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成为被西方社会诟病的死穴。与其他产业相比，创意产业以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主，涉及组织、策划、设计、营销等多方面，耗费的能源及投入产出的比值远小于其他产业。而通过创意产业减少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也可减弱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负面影响。
高科技与高文化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对科技领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和支持。近年来，我国对科研项目的投入更以近20%的速度增长。作为对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防的保障，科技事业的发展是必须的。然而作为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除了高科技，“高文化”则是一条更为轻快、成本更低的路：它的成本已经被教育事业及与创意相关的产业所分担。
作为拥有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中国的文化几乎可以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形容。坐拥如此丰富的文化财产，成为中国发展创意产业的一大优势。而面对中国不计其数的民间文化和创意，从另一个层次来说，创意产业不仅是高端人才的奢侈品，更应成为惠及民众的创意动员。而这种有层次的创意产业结构，有利于缓解其他产业中积压的就业压力。
在这份联合国《创意经济报告2008》中，在关于创造力的关系图中，科技被摆在了一个相当显著的位置。在互联网、数字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高科技与高文化的结合，无疑会带给文化、创意产业以惊人的助推力，实现两者综合下的高增长。
事业，还是产业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样板戏到红色电影，从村头的大喇叭到除夕的春晚，公众的文化印象中，事业的色彩总是盖过了产业。我们重视了文化的宣传功能，却忽略了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消费功能。
《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衍生了很多系列的创意产业，创造出了大约10亿美元的营业额，“仅仅一只达芬奇手表就卖到2万元，还有无数的书迷影迷飞往巴黎到卢浮宫亲身体验《达芬奇密码》中的场景。”
再看美国，成功的包装和营销，把琐碎的生活变成了《成长的烦恼》、《老友记》；把不着边际的幻想变成了《星球大战》和《魔戒》的上百亿票房；把小孩子的游戏变成了全球共知的迪士尼乐园。相形之下，我们对于文化消费的认识，微观上是市井的，宏观上是存在宣传口径的事业，而在西方国家成了微观上喜闻乐见的，宏观上高附加值的产业。
从事业到产业，就是事业的市场化。把市场化之后的产业推向市场，不仅不会打垮创意产业，反而会帮助它慢慢适应市场的需要，帮助这个产业发展。正如历史上将乡镇企业推向国际舞台助长其竞争力一样，市场化带来的正是一种主动而健康的成长。而一旦这个产业市场化成熟，其后出现的矛盾可以由市场自身来解决。正如美国的编剧大罢工，市场调节会让矛盾有相对正常的发泄和解决渠道。
国际大循环的第二战场
1987年11月，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曾撰文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的经济战略，指出了一条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农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思路。他认为，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搞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沿海加工业坚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把生产经营的两头（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到国际市场上去，以解决沿海与内地在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积极引进外资，重点是吸引外商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现在，作为新一轮的国际大循环，创意产业的出口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在未来的几年中可以成长为何种量级的产业，它带给我国经济的出口效益、就业和收入的增长，在发展创意产业方面的优势，都值得我们关注。
增长
创意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已从国际经验中得到验证。以2004年为例, 在美国,文化产业已经占当年GDP的21%; 在日本,文化产业已经占当年GDP的18.5% ;在韩国,文化产业已经占到当年GDP的15%。在我国一些地区，创意产业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上海市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在2010年将达到500亿人民币，在一些创意经济起步较早的地区，创意产业产值已占到当地GDP的5%，而且上升势头强劲。
创意经济对增长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以游戏产业为例，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05年，我国网络游戏用户已达50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0%以上，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37.7亿元，比上年增长52.6%，网络游戏产业带动电信业务的直接收入高达173亿元以上。IT业由此产生的直接收入超过了71亿元，而出版和媒体行业由此产生的直接收入也突破了37亿元。
出口
在出口方面，比起“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出口又有很多不同。
从1996年至2005年，中国的创意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增长，中国内地的创意产品出口额在过去10年中从184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按照这一发展速度，我国创意产品出口到2015年将达到2048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5万亿左右的规模。
同样是知识型出口，中印两国不同的软件出口战略值得我们反思：与我国倾向软件制造的低端应用不同，印度的软件业目标市场是国外的高端需求，因此“它的政策大多不是针对国内需求，而旨在提升国内供给”。而我国软件业发展初期的目标导致我国软件业目前的尴尬处境。对于创意产业的中国创造，从需求来看，不妨暂且分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把中国文化创意中最核心的、最传统的留在国内市场，而把文化及创意中具有普适价值、最具包容性和亲和力的部分，包装后推向国际市场。
创意产业与制造业不同，带有明显的人为因素：对于普通的国外客户来说，他们未必欣赏得了中国的文学作品的意境风情，未必能听得懂中国相声的说学逗唱，也未必能参透中国文化推崇的温良恭俭让，但是他们却喜欢中国结、中国功夫、中国美食。而我们参考欧美国家创意出口的步骤，也总是把最国际化的首先推向市场：正如汉堡先于美国的独立精神，安徒生童话先于文艺复兴历史。由最具国际亲和力的产品打头，会为创意产业出口获得好的开端。
分工
制造业中，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可以用一双耐克鞋的价格构成来分析。在这个设计和原材料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制造链条中，除去日本等地区收取的原料费、专利费，中国公司获得的利润在总价格中微乎其微，大部分利润被美国公司赚走。
在创意产业领域，尤其是设计领域，目前出现了类似中美分工的中法分工、中欧分工的迹象，在这份联合国公报中，欧洲作为整体，很多数据方面优于美国。以中国和欧洲共同重视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加强合作，将带来新的机会。
如何向上游调整我们产业分工的地位，如何在新一轮的分工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呢？按照UNCTAD的标准，创意产业可以定义为利用知识和智力资本作为首要投入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生产和商业化的循环。包含文化遗产、艺术(可视艺术与表演艺术)、媒体(出版印刷与视听)和功能创造(设计、创意服务与新媒体)四个层次。在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成了融合科学、文化、经济的关键。除了文化遗产的继承、开发、包装外，UNCTAD所说新媒体，包括数字内容、软件、视频游戏和娱乐等，是当前创意产业的高端。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必须重视高科技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让高科技融入到高文化中，才能不断的争取到分工的有利地位，从“打工”变为自主拥有品牌。
收入和就业
如我们前面所说，创意产业不只是设计师们的高端就业选择，它涉及创意产品及服务的方方面面，因此关涉的就业人群数量和对经济的贡献也是极为可观的。以创意产业的发源地英国为例，伦敦约有1/5就业机会来自创意产业。英国文体部2004年发布的《创意产业经济估算统计公报》显示，从2003年夏的统计来看，英国创意产业领域的总就业人数为190万人，其中专门的创意产业公司雇佣110万人，其他行业的相关创意工作者80万人。自1997年来，创意产业在英国的产值平均每年递增6%，就业人数年增长率高达3%，其他行业平均不到1%，这些数据代表的态势甚至超过了英国的金融服务业。在1997年〜2001年间年创意产业增长率为15%，而其它产业的出口增长率仅为4%，创意产业的产值超过了任何制造业类对GDP的贡献。
再来看我们的就业压力状况：2008年，全国共有应届高校毕业生559万人，比上年增加了64万人，是近年来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而一组来自2006年的数字显示，全国普通高校当年的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长22%；而当年全国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比2005年实际就业减少22%。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供需缺口相当大，创意产业就可以作为弥补这种缺口的有效途径。对于以创造力和想象力作为资本的创意产业，具备相对较高教育背景并富有创造力的年轻群体，创意产业是其就业的上佳选择。同时，互联网时代造就的大量的网络创业英雄，也正说明了创意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
政策支持
我们从创意产业工作者的命运来说明政策扶持的重要性。《哈利波特》的作者，为英国带来惊人创意价值的J.K.罗琳，在《哈利波特》问世前像历史上的很多作家一样，穷困潦倒，就像我们的曹雪芹。若不是英国出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很难想象一位生活拮据的单身妈妈会安心的坚持写作，创作出那么一部纯净、魔幻的作品。而我们的伟大作家曹雪芹，并没有因为《红楼梦》这部惊世之作而获得物质生活的丝毫改善，而他去世之后，《红楼梦》倒是从书籍到电视剧、电影都成了创意产业。
当然，不同时代的人物命运难以做较公平的比较，这种错开时间的对比仍然提醒我们政策、环境对从业人员、从而对整个产业发展的影响。所以，微观来讲，我们应该给予优秀的创意产业人员以相当的待遇和尊重，从而才能使有创造力的人可以安心的从事创作活动，淡化国内创意产业界的浮躁情绪，也避免创意人才的大量流失。
宏观层面来讲，来自教育和融资方面的支持成为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的重点：在一篇分析英国创意产业发展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英国产业技能委员会曾在高校为电影、电视和多媒体行业举办为期3年的人才再造工程，高校为这些行业人士提供了上百种学习课程，使影视业的66%和多媒体行业的24%的人达到研究生水平，有效地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创新潜能。”
由于对创意产业缺乏了解及创意产业本身的风险性，创意产业的融资一直被视为其发展的“坚冰”，政府在这融资方面的引导和支持，会给处于发展初期的创意产业有利的支撑。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沟通的增多增强，国际对中国的了解和认可逐渐加深，面对这场由创造力掀起的第四次浪潮，中国有许多不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作为创意产业的文化源头和根基，中国文化是我们发展创意产业时的巨大资本。在中国成功出口的创意产业的文化形态，只是中国博大文化的冰山一角，经过适当的包装和营销，文化遗产本身就能占领相当的市场份额。而处于经济转型、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改革所激发的思想和技术的变化也为创意的产生培育了土壤。
在以科技力量变革为主的前三次浪潮中，我们都没有及时把握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机，面对由创造力掀起的第四次浪潮，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与世界共享新生产力的机会，抓住创意产业的机遇，为经济增长贡献阳光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