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效应，带动技术持续创新，并帮助中小企业壮大发展。此外，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就服务业而言，集聚什么服务往往和城市的特征有内在关系，国家范围内服务业在特定地域内集聚导致产业地方化，国际范围内服务业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集聚导致国际专业化，也即科技园内服务业的集聚能够促進所在城市或国家的国际专业化形象的塑造。
由于园区模式推动了知识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发展，逐渐成为带动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兴建科技园，印度的软件科技园（Software Tech-nology Parks，STPs）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起，在高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印度政府酝酿建设科技园以進行软件、电信、生物工程等研发，从90年代起相继在班加罗尔、浦那和布班内斯瓦尔建立软件园、电子城、孵化园等软件集聚园区，如今已建成遍布全国的软件园“硅网”。软件园的兴起及其集聚效应的发挥，极大地提升了印度软件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印度成为名副其实的软件大国和全球离岸服务外包承接第一大国。
国内外学界对印度软件园相关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选择印度软件科技园（Software Technology Park of India，STPI）的重要园区進行介绍和研究，最常见的研究对象是班加罗尔园区，研究内容主要从基础设施与制度环境、投融资环境及模式、知识管理模式、城市创新体系等角度解读其发展经验；第二类，在印度软件业发展研究中将软件园建设作为原因之一，通常是对印度软件园发展情况和STPI功能做简要介绍，主要强调其对印度服务外包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类，在产业集聚视角下研究印度软件业发展，并将软件园作为其地理集聚的主要形式，侧重从软件业的空间集聚与扩散，企业的集聚效应发挥和自主创新、合作、竞争能力的培养等角度，认为集群的学习效应和区域内资源组织能力是印度软件业发展的动力源。
从现有研究来看，2000年后国内外对印度软件园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班加罗尔软件园出口在全印软件总出口中所占比重从超过70%下降到不足30%，仅对其研究已经不足以呈现印度软件园的整体面貌。第二，大多是在印度软件业发展的文献中谈及软件园的发展，篇幅有限未能深入展开论述。第三，软件产业集群研究和软件园发展研究虽有许多共同点，但研究方法和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是企业为发挥集聚效应而选择空间选址上的联合，适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后者是对特殊经济组织的运营研究，适用包括产业集聚在内的相关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总而言之，鲜有文献对印度软件园整体的发展進行研究，更缺乏自园区建成至今的相关实证。鉴于此，现将印度软件园1991～2012年的完整发展，以及印度如何科学有效地建设软件园和外包基地作为研究重点，希望能为中国兴建软件园和实现服务外包业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一、印度软件科技园不断发展
印度政府于1982年投资1.25亿美元建立了全印第一个科技园，進行包括软件、生物工程、医药等高尖技术的研发。经过多年发展，印度科技园建设成绩斐然，其中以软件园的建设最为成功。
（一）软件科技园数量不断增长
1 印度软件科技园。印度政府于1990年批准成立班加罗尔、浦那和布班内斯瓦尔三个作为自治机构的软件园，1991年在班加罗尔建起第一个软件园，并将上述三个自治机构重组创立了印度软件科技园，该组织隶属印度电子工业部，总部设在新德里，到2011年已建成52个遍及全印的信息中心，其中包括10个主中心和42个次中心，出口最多时一度占到了全印软件与服务总出口的95%。
2 其他软件科技园。主要有：建于1996年，归属喀拉拉邦政府的自治机构特里凡得琅科技园（Technopark）；建于1997年，公私混合投资的海德拉巴信息科技工程咨询城（HITEC City）；建于2000年的班加罗尔国际科技园（IT-PB），由塔塔产业、新加坡国际财团和卡纳塔克邦产业发展部合资；建于2000年，隶属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的泰米尔纳德科技园（TIDEL）；建于2003年，隶属喀拉拉邦政府的咨询科技园（Infopark）等。此外，印度还从2000年开始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投资兴建软件园，形成了商业支持和咨询科技中心。
（二）园区内企业发展迅猛
1 企业数量不断增加。1991年印度软件园中只有164家登记企业，其后企业数量迅速增长，2009年仅运营企业就达到了8455家，其中出口企业高达7214家，2010年由于税收优惠到期一些企业开始退出园区，但2011年仍有6554家企业在园区内运营。
2 企业类型多样。2010年年末印度有超过5000家出口企业向全球提供软件和外包服务，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都在软件园内落户，包括超过200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印度建立了业务中心和研发中心，本土除了有雇员10万以上，盈利率超过20%的大型跨国企业如塔塔咨询、英孚瑟斯和维普罗等以外，还有众多的中小微企业。
3 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迄今为止，在全球获得ISO9001认证和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认证的企业中，印度企业就占了80%，这些企业通过自建和并购在海外设立全球交付中心达500多个，为全球提供了跨多个垂直行业领域的服务，本土企业在印度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领域分别占到了70%和50%，领先并主导着跨国企业在印度的外包发展。
（三）园区的集聚效应突出
1 企业集中度高。仅卡纳塔克邦就集中了STPI登记企业的25%（2008年），而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金奈构成的软件金三角地区，则集中了全印42%的软件企业。
2 出口集聚效应突出。2010～2011年度卡纳塔克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园区出口分别为7024亿卢比、4987.3亿卢比、2867.4亿卢比和2828.9亿卢比（见表1），分别占STPI软件出口的32.63%、23.17%、13.32%和13.14%，仅此四邦的软件出口就占到STPI软件出口的82%和全印软件出口的66%。
3 城市品牌形象好。据Global Services-Tholons公司2009年调查显示，全球顶级服务外包城市前八名中印度就占了六席，依次为班加罗尔、金奈、新德里、孟买、浦那和海得拉巴，特别是班加罗尔，作为印度信息技术集聚典范吸引了全球买家的关注，其软件出口占全印软件出口比重曾一度高达70%以上，被誉为世界“软件之都”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
（四）园区发展对印度经济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加
1 促進了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一是园区出口增长推动了印度软件总出口。1991年至2011年全印软件出口增长了360倍，对此园区发展可谓居功至伟，其出口从1991～1992年度的1.7亿卢比增加到2010～2011年度的21526.4亿卢比（图1）。园区出口占印度软件及服务总出口的比重也从1992～1993年度的8%激增到2008～2009年度的95%，虽然2011年STP计划的税收豁免政策到期使得一些企业退出园区，但园区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依然高达80%以上（见表2）。二是促進了印度软件与服务业不断走向价值链高端。至2011年，印度的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高端知识流程外包（KPO）分别占到全球离岸份额的70%、34%和70%，知识套利的模式逐渐成形。
2 促進了全印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促進了就业。2012年印度服务外包部门直接就业人数达280万，其中80%以上在软件园工作，有58%来自二、三线城市，31%是女性，74%的人年龄不超过30岁，5%来自最不发达阶层。二是促進了各邦和全印的发展。印度许多邦的发展都与其园区出口息息相关，已有23个邦通过园区建设推动了当地GDP、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泰米尔纳德邦等邦的软件园出口已占到邦总出口的25%左右，从全国来看，全印总出口的21%和GDP的3.4%都来自软件园的出口贡献。此外，园区还通过技术创新和发展帮助印度积淀了从农业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基础，并提升了印度的国家形象，使之从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经济体逐渐转型成能为全球提供一流技术解决方案和业务服务的国家。
二、印度软件科技园发展的原因
印度软件园的成功，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前者主要包括全球服务外包与世界科技园的发展驱动、印度国家高科技战略的推动等，后者则与园区的建设、管理、业务模式及集聚效应下企业竞争力提升及城市品牌建设有关。
（一）全球服务业转移与世界科技园发展带来的需求一供给双重驱动
印度软件园的发展，是在服务外包全球化、世界科技园蓬勃发展以及本国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是市场和知识创新两大驱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跨国公司“归核化”战略的实施，发达国家把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功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服务外包浪潮席卷全球，形成了庞大的全球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需求。同一时期，新兴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和模仿西方园区模式，世界科技园建设蔚然成风，这种将研发机构与产业集聚联合起来的组织模式，通过知识创造和溢出效应，能够极大地提升研发的创新能力和产品（服务）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印度也开始了其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全面经济改革，无论是承接服务还是兴建科技园，都有益于印度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与供给能力获得渴望的双重推动下，作为软件外包的先行者，印度率先将园区模式与软件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借全球服务业转移和新兴科技浪潮的东风、以产学研集聚为手段，软件和服务为内容大力兴建软件科技园，通过将科技园与软件业的结合增强了对软件和服务外包市场的供给能力，藉此推动了本国服务外包产业的高速发展，并帮助印度成功超越爱尔兰成为全球离岸外包的领头羊。
2000年后，跨国直接投资逐渐从制造业外包转向了服务外包为主，加德纳公司预测全球服务外包规模将从2012年的9750亿美元增加至2020年的1.65万亿～1.8万亿美元，且离岸转移份额也将从现在的13%增加到25%左右，可见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增长仍有很大的空间；同时，世界科技园也从市场拉动为主的第二代园区，逐渐向以知识生态理念和创造力为核心的第三代园区转型，其创新和生产供给的能力还将不断提升；而1991年至今的软件园发展为印度软件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贡献，也進一步坚定了印度发展软件园的信心和决心。可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全球服务外包和世界科技园发展带来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还将不断增强，并将继续成为印度软件园发展的巨大驱动力。
（二）将软件园建设纳入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体系获得的国家力量推动
独立后，印度为建成现代化工业强国和“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制定了高科技发展战略，历届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积极开展高科技研发。印度软件园建设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度将其纳入了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体系。基于这个平台，软件园可以长期、持续而稳定地获得国家层面的政策及资源支持，共享高科技战略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成果，确保园区及软件业的优先发展地位，实质是一种由国家战略保障的发展，这也是印度发展软件园的重要经验之一。
1 从战略层面加强对软件园的管理。兴建科技园是印度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的实施措施之一，软件园作为科技园的主体受到了政府极大的重视。一是设立信息技术管理机构。政府永久保留了最高科技顾问机构总理科技咨询委员会，支持各类计划和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信息技术和软件园的管理机构，如1991年电子工业部下设非盈利组织STPI，1998年总理办公室成立“国家技术与软件发展委员会”等。二是加强对软件园发展的管理。2003年的科技政策提出，要建立适宜机制使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国家管理和公共政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软件园管理的专业水平。此外，印度还通过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STP），将大部分软件园的建立和发展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之下。
2 给予软件园战略性的政策支持。在“将研究与产业结合，利用高科技为经济增长添力”的科技政策指导下，印度两级政府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仍然长期给予软件园诸多支持。一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推动。实施STP计划，为园区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吸引企业入驻；2010年前免除公司所得税，对软件進出口双重免税以促進园区出口；放宽中小企业引進软件技术的限制，取消软件進口许可证以帮助中小企业成长；取消对外企的诸多限制，允许其控股达75%～100%以加大引资力度；强制要求政府购置国产IT产品，并给予购买国内资本货物的企业免除消费税等以拓展国内需求。二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主要是通过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政策等改善投资环境，并对园区的税收、金融等给予支持，以提升各邦所辖软件园吸引软件企业、扩大软件和服务出口的能力。
3 共享高科技战略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的成果。印度的高科技人才培养战略，除了重视高等教育外，还很关注继续教育和再培训计划，并强调不断加强产、学、研结合。印度每年将其1/3的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至2010年已建成大学和大学级学院504所，学院和科研机构25951所，为园区发展提供了大量研发型人才和适用技术。同时，通过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和企业培训联合培养，为园区输送了从高端到基础实用的梯队形人才队伍。如今，印度拥有懂英语的软件专业技术人才超过65万，并以每年新增7～8万人的速度增长，而相同技能的人力资源成本只有美国的1/10到1/8，竞争力十分强劲。此外，纳入高科技发展战略体系，还有利于软件园共享国家多年投入建成的科技研发平台和使用相关的技术成果。
（三）软件科技园发展模式的优化
1 不断优化的发展规划。一是分工不断细化。印度很重视科技园的专业化建设，将信息技术园细分为软件园、硬件园（EHTP）等更为专业化的功能园区，只专注一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大大提升了园区的专业技术水平。二是布局不断优化。软件园最初只在几个重点城市兴建，此后由南向北推進，通过主中心辐射相应次中心進行互动，其中大城市往往是园区集聚的主中心，周边小城市则更多是相关企业或后台中心，避免了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和定位相同带来的恶性竞争。此外，印度于2000年起开始在海外投资建设软件园，硅谷软件园和欧洲软件园的兴起代表印度已经开始了从全国到全球的战略布局转变。三是定位不断调整。和西方科学园聚焦基础研发不同，印度软件园主要進行产品研发并实施出口导向。研发已从软件为主转向了整体方案的解决，并开始了标准的制定；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了一定的调整，从一开始的百分之百出口到如今国内市场占到20%左右，美国依然是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取代了英国的位置紧随其后，亚洲则成为软件园未来开拓的重点。
2 良好的园区管理与服务。政府通过STP计划保证了园区的行政管理和基础设施支持。一是园区管理的独立性强。印度软件园是独立机构，由各方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经理负责，避免了地方政府的不必要干预，保证了软件园能够在高度市场化倾向下進行有效运作。二是园区服务优良。首先，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世界一流的网络通讯设施，为企业正常开展全球性服务交付提供了保障；其次，园区管理机构作为政府派出代表行使政府职能，并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为企业提供各种专业技能培训和咨询服务、提供“一站式”服务提高软件出口办理效率、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出口中的法律问题或纠纷、为刚成立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孵化器服务以及为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等。
3 不断创新的营运模式。一是融资模式不断优化。早期的软件科技园都隶属于印度政府，主要由中央政府和邦政府推动和兴建，近年来很多园区开始实行公营和私营企业合资的方式，有的软件园建设资金甚至全部来自私人投资。此外，印度还与外资合作在全球兴建软件园，如2000年印度在美国建立硅谷软件园，通过商业支持中心引入美国金融机构和风险基金，2005年与欧洲政府合作建立欧洲软件园，其95%的投入来自私营部门对园区股票的购买。二是业务模式不断演進。为迎合全球服务外包发展的需要，印度软件园不断调整软件和服务外包的业务模式，提升了全球交付能力。直到1990年，印度软件业90%的收入都来自现场服务，1991年软件园建成后，借助优良的通讯和网络设施，园区开始将交付模式从外派技术员，调整为离岸交付为主，2000年后又借助软件同的全球布局和园区内企业的全球设点，开始了包括离岸交付、近岸交付、反向外包在内的全球交付，并利用全球资源来促進园区的发展。同时，园区还通过加大对研发和质量认证的投入，将业务内容从信息技术外包逐渐转向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园区发展的知识驱动模式开始形成。
4 持续凸显的集聚效应。跨国企业、本土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在园区集聚，提升了园区的整体竞争力。一是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中小企业通过获取大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溢出得到发展；企业分层外包格局的形成，减少了企业间的竞争损耗，加强了合作联动；集群效应使人才、科技成果、资金等要素重新配置、优化组合，形成企业为中心的科技研发系统，提高了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二是通过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形成城市品牌。服务业集聚可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城市特征并形成品牌效应，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班加罗尔，其产业集群集聚形成的优渥条件，实现了园区高度知识性与创新性发展，提升了本地软件业的竞争力，形成了具有独特地理特征和产业优势的外包城市品牌。
二、启示
2006年，商务部提出“千百十计划”，确立了21个“中国外包示范城市”和84个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其对全国离岸合同执行度的贡献率达到了95%。虽然发展迅速，但园区存在同质化严重、品牌知名度低、本土大型企业少和复合型人才短缺等问题，导致中国服务外包产值在全球所占份额不足4%，只有印度的十分之一。通过以上对印度软件园发展的研究，希望为中国兴建软件园和实现服务外包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一）将园区发展作为加快服务外包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改革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这样的成就背后却代价沉重：巨大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低廉的劳动力收入，背负“倾销”罪名却只能收获微薄的利润。反观印度，虽然经济总量不如中国，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仅从资源投入产出比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印度经济运行确实比中国更为稳定和安全，因为其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能耗低、污染小和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印度的服务业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软件业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而软件园则对软件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藉此帮助印度绕过储蓄率低、基建落后和外国直接投资有限等制造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另辟蹊径形成了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中国也一直寻求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妨学习印度的经验，将园区发展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联系起来，重视发挥园区集聚效应和知识溢出等，纵向推進服务外包产业升级，横向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利用服务外包业的知识性与环保性等产业特质促進本国经济的低碳化发展以及GDP的绿色增长。
（二）重视政府在软件园建设中的作用
印度软件园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战略规划和政策扶持，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市场化倾向，园区产业集群形成大多是企业的自主选择，STPI定位更像是企业管理者而非政府代理人。而中国对园区的扶持属于政府主导型，对硬环境建设的推动效率很高，但软环境建设则显得不足，此外，政策推动模式还会造成园区的独立性不强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因此，政府在加大对园区及企业直接支持的同时，还应科学引导园区建设。一是要实施国际化布局，如鼓励在海外设立园区或自建离岸研发中心等。二是要加强对领军型企业的扶持。中国软件出口20强企业业务总额比不上印度塔塔公司一家的业务额，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员工数达到塔塔公司员工数的十分之一，如此悬殊的竞争力差距只有通过政府扶持才能尽快缩小。三是要引导园区的科学规划。中央要進行统一规划，避免各地为追求GDP增长而盲目兴建园区，可以学习主中心带动梯队次中心发展的印度模式，减少地区间产业同质化竞争问题，并通过加大对外包城市和整体产业的包装以增進品牌效应。四是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不断推進信息安全立法并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藉此解决关键数据和含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服务业难以向国内转移的问题，同时还应借鉴印度模式建立科学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以满足园区对各层次人才的需求，尽快解决部门管辖权和职能司局利益切割问题，建立能够媲美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的统一的服务外包行业组织。
（三）探索软件园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印度的经验来看，要促進软件园的发展，除了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外，软件园的自身建设与发展模式也至关重要。科学的软件园发展模式的形成，需要从选址、开发、运营、管理与专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進行探索和优化。第一，选址要考虑所在城市的资源禀赋，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产学研基础都是重要的考量指标；第二，软件园开发的投资风险大，可以考虑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和国际化；第三，科学制定园区产业定位和发展目标，走差异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第四，逐步实现园区经济转型，将园区打造成和谐共生的产业生态系统集群，实现区域内有交互关联性的外包企业、专业化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相互融合与共生；第五，提升园区的管理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为集成物理园区、网络平台和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园区建设提供增值服务。
（编辑 毛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