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不断变换，不同时期政府的治疗模式也不尽相同。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大致经历了独裁统治型、行政规制型、管理发展型、协作服务型几个阶段。在当代，我们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经济制度、政治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面对这个大形势，党的十七大从全面推进改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构想。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
一、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因而导致不同时期政府治理模式不同。从整体来看，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独裁统治型、行政规制型、管理发展型、协作服务型几个阶段。
（一）“独裁统治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奴隶社会形成～1949）
我国的现代化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我国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国家现代化是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通过国家制定和推动的几个“五年工业发展规划”进入初级工业化的阶段，并为后来的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之前虽然也有工业化、现代化的迹象，如百日维新、洋务运动、清末立宪、及再后来的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等，但这些都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因此我们把 1949 年以前的社会历史时期都划归前工业化时期，“独裁统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便是这个时期的历史产物。“独裁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社会基础是“忠孝仁义”的传统文化和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伦理制度。其典型特点就是特权存在制度化、等级结构秩序化、决策过程专断化、国家本位最大化和集权统治常态化。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不难发现，这些朝代更迭的根本动因就是由于集权独裁统治造成的集团内部分裂和官逼民反下的农民起义，所以这一时段的社会治理价值取向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
（二）“行政规制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1949～1984）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但由于长时间的国内战乱，国家破败不堪、民不聊生、经济停滞，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局，当时国家选择了“赶超式”的发展战略，采取了国家主导并推动的计划经济建设方针，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持政策的执行力和调动社会资源。与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特征相对应的便是社会对国家安排自下而上的一级一级的绝对服从。我们把此类治理方式类型称为“行政规制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结构虽然能够很快形成社会动员力量，出现举国统一行动和全国一盘棋的秩序状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对社会个体自主行动的国家规制，在很大程度上它没有给公民预留利益活动空间和发声渠道。这种“行政规制型”社会治理模式直到19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进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才开始转变。
（三）“管理发展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1984～2005）
1984年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这种认识相适应，《决定》对政企关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提出了新的内容。《决定》明确指出，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企业在服从国家管理的前提下，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到了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减少浪费，我国政府以“提高效率，减低成本”为价值导向，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机构改革，加强了对管理技能和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使政府的宏观管理体系得到了改进和重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强，为我国全面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组织保障。通过一系列这样的改革，我国建立起了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发展型”社会治理模型。所谓“管理发展型”是指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治理目标，以市场导向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为主体，综合运用管理的、法律的、经济的宏观调控途径来治理社会，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其显著特点是，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设计和引导经济重点发展、区域倾斜发展、行业先后发展、效率优先发展等差序发展秩序，这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协作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模式（2005～至今 ）
在我国，“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首先是由张康之在1998年提出的，即他所说的“服务行政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全新的服务型行政模式。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建设服务型政府被正式写进了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并经人大批准上升成为国家意志。在党的十七大上，又一次把“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写进了会议报告，从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了我们党和国家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政府改革方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政府管理模式的长远规划和大部制改革方案， 中心点和着眼点就是进一步构建好公共服务型政府。概括地说：一是要回归社会本位，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为重点，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是要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三是要创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积极利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与资源，实现各种社会力量协作共治的发展局面；四是要倡导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价值，坚持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目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只处于理论宣传、政策引导和形式化的阶段。
二、现代治疗模式的构建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理念，不仅是当前发展方向也是未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就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举措还只是流于形式和盲目跟风，完全没有到达实质化和制度化的阶段。政府治理中普遍都还存在如下问题：（1）政府人力安排及流动的封闭性；（2）政务信息的不公开性；（3）政策过程的神秘化；（4）公共物品供给市场的垄断性；（5）服务观念淡薄，服务态度冷漠；（6）权力寻租泛滥，腐败现象丛生。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使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一直高居不下、人民满意度无法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步履维艰。面对这样的现实局面，我们只有通过改革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扫清障碍，让我国的政府治理最终走向“善治”目标，也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如下努力：
1.政府服务与社会协作相结合。在公共物品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政府将更多地扮
演一个服务者的角色，为社会协作与多元共治积极提供制度环境和搭建对话平台。公共事务
的管理将不再是一个“单中心”的内部过程，而是个“多中心”联合行动的开放式过程。
2.政府设计与公民参与相结合。在政策问题的提出和政策议程的安排过程中，政府将不
再主导整个决策过程，而仅仅是根据社会关注的焦点为大家的讨论设计合理的政策问题和代
表各方意愿的政策方案。政策的最终形成和出台是广泛公民参与下共同协商的结果。
3.治理职能的社会责任转向。政府治理的重心不再只是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福利问题的
解决和社会公正的实现也将得到极大关注。加强社会管理职能将是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
方向，“公平正义和协调发展”将成为判断政府社会责任的主导价值。
4.治理权力的市场化让渡。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能解决的、该市
场去解决的，政府将少管或不管，进一步明确政府活动边界和权力范围，把经济性治权适度
地下放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潜能，激发市场活力，建构有限政府。
5.治理组织结构透明化扁平化。原有“金字塔式”的官僚组织结构，在信息化和非传统
危机频繁出现的刺激和逼迫下开始解构，将逐渐走向扁平化、网格化，其适应能力和快速反
应能力都将得到提高。同时，随着政府上网工程、财务政务公开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以及
听证制度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我国的政府治理也将走向“透明政府”时代。
参考文献
【1】陶学荣，陶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样国，韩艺.国际新公共管理浪潮与行政管理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朱立言.行政领导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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