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信息化思维促进集团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信息的传递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自有人类以来，为了生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信息交流，这可以说是信息化思维的初始。远古人类在狩猎谋生的活动中，通过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等方式进行有目的的信息传递。为传递更为复杂的信息，人们发明了结绳记事、在器物上刻画等方法，《易经》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朝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期，其疆域十分辽阔，天子要对几百个大小诸侯进行有效管理，就必须把他们与周王室紧密联系起来。为适应统治，官方主要建立了两种信息手段：一是传递边疆紧急军情的烽燧法;一是以人传递称作“传”，以车传称为“驲”的比较完整的邮驿通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置三十六州，公文传递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朝廷的政务处理。秦朝尤为重视信息传递，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车同轨”、“书同文”、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以马匹拉车在特制的轨道上奔驰，于专门的车站换马，速度快，效率高，秦始皇曾沿驰道五次出巡）、开通水运，在各地建立了发达的邮传机构（邮、传、亭、驿）等，秦王朝还首次制订了公文传递的法规——《行书律》，法令对公文的传递、邮传机构管理、传递人员的奖惩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和利用日趋深入和广泛，信息资源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主导因素。现代企业充分认识信息化在创新发展上的积极意义，大力推进ERP等信息项目，通过信息化建设，公司极为有力地推进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和组织创新，从而激发企业持续创新发展动力，提高持续创新能力。
二、以信息化手段助推集团企业实现管理集约化、扁平化和专业化。
汉武帝时汉朝疆域空前辽阔：东抵日本海、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在这样的地域幅度里，汉朝官制实行三公九卿制，通过行政活动达到了信息传达和反馈的功能。行政机构信息反馈的弱点在于层次和环节过多，易减缓信息传递速度，且信息易变形、失真，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所以君主从身旁近侍中选择人员专门进行信息反馈的职责，汉武此帝在基础官职之外，又设十三州刺史，主要负责监察二千石地方长吏，负责调查、监视、汇报、检举、弹劾不法行为，起到通过传递信息来控制地方官吏的作用，从而压缩层级，形成比较直接的信息反馈渠道。
集团化企业普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集团内部的各个子企业各自生存，导致资源在集团内部各个子企业间配置混乱。二是集团公司多晚于子公司成立，管控比较很弱，在企业品牌、风险防控等方面困难重重。三是集团化常伴随着机构臃肿、管理链条冗长和高消耗化等问题。而依托信息化手段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实现管控的落地。集团企业推进信息系统构建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人力资源、财力和物资等重要资源的集约化管理，规划、营销、运行、建设、检修等业务板块的专业性融合，推动业务流程的规范和优化，重构组织模式，促进内部组织结构扁平化方向发展，使得企业很方便地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信息传递，真正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运作。
三、以信息化应用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信息的特性之一就是传递性，这是一种双向，甚至多向的传递方式。从政治沟通的角度看，秦朝社会信息的大规模、有组织、自觉地流动，其主渠道是官府的信息传递系统，这一系统以诏书、政府律令为主，以各级政府官吏为主要传播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过程，而信息的横向流动及自下而上的流动则微乎其微。这种单向的信息传递使其丧失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所以在秦朝暴政使得天下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时，这样单向封闭的政治传播模式又造成民怨的沉积不得及时察觉，更谈不上调整统治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终因民不堪命揭竿而起，群起而秦亡。相比之下，历史上后来的一些统治者就制定形成了一些采集民意的机制，比如采风、广开言路、委派钦差大臣、皇帝微服私访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构成了较好地信息交流。
用户参与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信息系统成功的重要因素。以用户的使用为主导方向，让用户参与到信息系统开发与实施的过程中，并承担一些具体任务，可以有效应对用户抵制和提升用户应用，强调了用户方的重要地位，使信息系统真正成为每个职工自己的系统。集团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初期就采用关键用户直接参与系统模块设计、培训教材编辑、使用情况督导、模块优化再造等各项工作，促使企业各项发展目标落地，才能真正提升集团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参照历史，我们看到信息化在国家治理中表现出的优势在现代集团化企业运作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信息手段在配置资源、优化流程、内部控制、提升效能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亦历久弥新，为实现公司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管理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