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同年11月中旬，为准备大规模的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
爱国之心与艺术匠心
宣传队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每到一处，敲锣打鼓，吸引群众。群众来了，连环画、街头剧、活报剧接连上场，还教唱抗日歌曲。偌大的中国难以放得下一张安静的画桌，李可染是宣传组骨干，到村头写抗日标语，画宣传画，绘制抗日壁画，走上了文艺抗日的道路。宣传队画《日军侵华暴行录》连环画，和防空、防毒等内容，共153幅，全部是李可染设计作画。
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又分三路进攻徐州，徐州危在旦夕。这时的李可染怀着抗日的决心，准备到大后方继续参加爱国救亡活动。他带着只有16岁的小妹李畹取道西安，再去武汉。没想到，与妻子苏娥匆匆一别，竟成了永别。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后，于1938年2月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文艺处长。三厅麾下有一大批文化人聚集一起宣传抗日救亡，仅美术界就有叶浅予、罗工柳、张乐平、倪贻德、力群、沈同衡、力扬等数十人。田汉曾去过徐州，与李可染结识。当李可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田汉取得了联系。安排好妹妹李畹同几位青年由西安步行翻越秦岭经安康到四川阆中上中学，1938年5月李可染赶赴武汉。
李可染刚到武汉，正值政治部筹办抗日宣传画展，由于有在徐州画抗日宣传画的经验，李可染轻车熟路，很快完成了许多宣传画，得到广泛赞扬。他画的《无辜者的血》和《侵略者的炸弹》还刊登在香港《今日中国》杂志上。
“三厅”时期，李可染和国立西湖艺术院的老同学力扬合作的机会最多。李可染首先用炭条准备好底稿，然后以浓墨勾线，加一点高光，则黑白之间木刻般的艺术效果得以显现，最后，力扬以美术字冠之以文字标题，作品完成。如此作品极其适合宣传鼓动使用，二人合作又快又好。1938年5月，徐州沦陷，武汉也已岌岌可危。第三厅审时度势转变战略，以撤退求保存实力，分两批撤离武汉。李可染和力扬分在第一批，由杜国庠带队向湖南长沙转移。他们二人在长沙八角亭等地联合创作了《好百姓爱士兵，好士兵爱百姓》、《前线需要寒衣》、《捐赠寒衣救济难民》、《同胞们大家起来保卫祖国》、《不做顺民，不做汉奸，要做抗敌建国的英雄》、《中途妥协便是整个灭亡》等六幅壁画。李可染后来自述：“在‘三厅’时经常举办座谈、讲演、画宣传画，我画得最多。别人作画要模特，我可以凭空画。”这就不难理解当时其走笔如飞的创作速度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李可染从长沙经湘潭、衡山、衡阳到达桂林。撤退长沙前两天，他和力扬用日常节省所得刚刚购买了4册合订本《世界知识》，每册皆厚重如城砖。舍不得丢弃，只得抛弃其他，二人各负两册匆匆离开，望着长沙满城火光忧愤上路。一路上，李可染等人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哪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农村的乡间田野，都留下了李可染的宣传画。
從1931年到1942年的10年中，李可染画的抗日宣传画达到300余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都在战争年代遗失。他创作的抗日宣传画形象生动，感人至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震撼力，每一幅画都是血与泪的控诉，都是震天动地的呐喊。这首先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同时也在于他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李可染抵达重庆不久，就从同乡处得知妻子苏娥前一年已经病逝。李可染曾说：“国仇家恨，使我受到很大刺激，自从日寇入侵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
但值得庆幸的是，李可染的宣传画的合作者、同学力扬用相机保留下来一些画作的照片。解放后，力扬把底片交给了李可染。2004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68周年纪念日），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张元帅府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李可染抗战宣传画捐赠仪式”在沈阳张元帅府博物馆隆重举行，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领导和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此次共捐赠李可染抗战宣传画底片32张和放大的照片、李可染的生平照片59幅，李可染中国画的珂罗版42种，李可染作品出版画集、书籍59种，共计192件。
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绝画不出那样的艺术形象。可以看出，李可染近十年的抗敌宣传画，完全是一位爱国青年自发而由衷的创作，其相对典型的形象塑造是其爱国之心和艺术匠心有效结合的产物。
可染画牛
“三厅”迁到重庆以后，集中了大量文艺界知名人士与社会贤达，1940年12月政治部成列仁化工作委员会，李可染转入文委会工作。
文委会在重庆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城内天官府，一处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安在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与画家傅抱石、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李可染1941年迁到一户农民养牛棚旁边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居住，房东的名字叫李海泉。住处与房东家的牛棚相毗邻，住房与房东家的牛棚门窗紧对，中间相距仅一米左右。薄薄的墙壁，纸糊的窗户，当然不能把两边屋里的“住户”断然分开。李可染在一盏油灯下伏案读书、作画，又听见从对面传来的那头水牛嚼草、反刍、蹭痒的声音。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那清晰的声音对感观敏锐的艺术家来说，很容易激起创作的灵感。时间长了，他不但喜爱上了牛，而且也开始了画牛。
住处四周是大片竹林树林，小溪环绕，远方是郁郁葱葱的山峦，坡下是层层明镜似的水田与错落的农舍。荒乱的日子里，李可染夜不成眠，听着大青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他曾回忆自己画牛的起始：“当时我住在重庆金刚坡下村民家里，住房紧邻着牛棚。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它白天出去耕地，夜间吃草、喘气、啃蹄、蹭痒，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记得鲁迅曾把自己比作吃草挤奶的牛，郭沫若写过《水牛赞》。世界上不少有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都把自己比作牛。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以我的邻居作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
李可染一边用水墨画牛，一边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异常刻苦。深入观察牛的习性，在空前的民族困难与个人艰辛生活之下，李可染从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把牛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后来李可染曾在画作《五牛图》中题跋曰：“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牵犁驾车，终生劳瘁。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器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画之。”从此，李可染画牛不断，后来还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师牛堂”，直到生命结束。李可染的牛，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郭沫若为贯彻共产党的领导意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嘱咐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文艺骨干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埋头做研究工作，保存实力，为革命准备新的力量。早在1941年，周恩来就曾充分肯定和倡导这种“研究精神”。在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时他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又说，“这是一种新的努力，也是革命的努力。”（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郭沫若确实带头这样做了。李可染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与上层领导的要求，开始恢复中国画的研究与创作。
水牛、牧童成为他最喜爱的题材之一。李可染反复不倦地画牛，不单是出于兴趣，实际上是画家自己精神境界的
内省和写照。通过画牛，李可染歌颂那种勤劳无私、质朴无华的品德并寄托他深沉挚爱人民的感情：“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挤奶，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
名声渐起
画牛的同时，李可染还以水彩记录自己对于蜀中山水的敏锐感受。他晚年时曾说：“过去我曾感到西湖的风景好，但要与四川相比起来，却相差很远。《兰亭序》称山阴风景说：“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实际这种景象处处皆是。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从这时起，我使用水彩画起风景来。”
这在山水画界流传一句话：山水画家不入川难成大器。金刚坡下几十亩水田反射出的耀眼金光的“碎镜”，在李可染以后四十年的山水里，构成惊人的艺术奇观，变化不尽，实乃罕见。自13岁学画从王石谷一派而来，巴山蜀水为积蕴既久的李可染埋下壮硕的种子。署款1962年作于北戴河的《蜀山春雨图》是李可染一生“转型期”的代表作。直接以“蜀山春雨”为名，看出李可染对春天雨景的由衷喜爱，也是其感悟杜诗《春夜喜雨》意境中得到啟发。早年，为之神迷心醉的西湖之美，继而为长居八年之久、历经战争岁月的蜀山之美所吸引，《蜀山春雨图》的出现，可以说，蕴含着李可染山水艺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新观念、新走向。
《蜀山春雨图》不是淡淡一片春色，没有江南的渔船舟子与小桥流水，却生出另一种激情与神奇：布局将山体拉近，远景之山，作中景处理，创意很强的空间结构，使画面纯化而富整体感，从而和古人、前人传统样式拉开距离，为晚年“丰碑期”艺术高峰“聚合结构”作了预演和准备。其意匠手段，高妙之处，还在于画面并未因山势迫近而生压抑感，相反，画面溢出另一种空灵流动之美。“趣味中心”在房屋黑白、虚实，组合巧妙，花树点、线、面和谐交织，错落有致，春之光华雅韵形成倒“T”字形，缓缓远去，有如深山空谷的歌声，向远方消失，灿烂明灭，其味无穷。放手泼墨，浓浓墨华，泼出数重山，对比着点胭脂红的灿烂花树，显得蜀山巍峨，春雨霏霏。盘山民居，黑的瓦，白的墙，被新雨笼罩，被花树环绕，益发明丽，愈发宁静，弥漫着温润清新空气，令人豁然畅怀。李可染言：“水墨胜处色无功”，极言中国水墨的“本色美”不朽，“自然美”永恒，无可取代。另一方面，还暗喻着“色”的名贵。观赏《蜀山春雨图》，当可领悟，“惜色如金”乃中国水墨写意山水一大妙谛。“厚朴中的隽永，凝重中显空灵，静穆中有瑰丽，沉雄中含逸宕”，从新的审美观念确立自己的风格，根据时代的审美需求和观赏者的心理期待，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锋芒，感染人又激发人的精神思维，这样的艺术美必定具有永久性。
水墨写生与创作，作牛图，古典写意人物《屈原》、《王羲之》、《杜甫》以及山水画《风雨归牧》等，李可染创作突飞猛进。1942年秋，在四川重庆参加当代画家联展时，其牧牛图首次亮相，即为徐悲鸿定购。
1945年，李可染与林风眠、丁衍庸、关良、倪贻德、赵无极等以山水和写意人物为主，举办“现代绘画联展”。同年，他在昆明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又作了《放鹤亭》、《棕下老人图》等画。个展与参展，名流的欣赏与赞誉，令李可染在画坛声名渐起。
“天河配”
当文委会难以为继之时，成员个人的生存也步履维艰。耽溺于专门事业之中的人，往往会际遇眷顾绝处逢生。李可染是个相对于沉心画事而别无旁骛的人，而且四妹李畹也在重庆求学，一个哥哥在荒乱而阴霾的时空里所要承担的责任让他努力留下来。1943年2月，李可染应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邀请任该校中国画讲师，直至1946年9月。
在国立艺专期间，李可染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艺术生涯。
1943年2月，在一次春节京剧演唱晚会上，李可染为关良伴奏，又经关良介绍，为该校雕塑系女生邹佩珠（1920-2015）伴奏。邹佩珠，杭州人，和李畹是舍友，也很要好，当时任学生会主席。性格开朗外向，喜唱京剧而擅长老生。佩服李可染的脾气为人与艺術成就，同情其丧偶之后的独居生活，经常过去看望李可染。36岁的李可染恰值人生好年华，常穿马裤，有时手臂上还挂个斯蒂克（手杖），时髦而有骑士风度。1944年5月，邹佩珠国立艺专毕业，随即二人结婚。邹佩珠生日是农历七月七，恰与画牛的李可染结姻，“天河配”成为全校师生间美谈。
但是，因学生中不少人追求邹佩珠，这桩婚事引起一些学生不满，合伙闹事，意欲把李可染赶出学校，直至第二年才平息下来。二人婚后搬到艺专男教师宿舍，仅有七八个平方米大小。邹佩珠能唱整本《乌盆记》，艰难的岁月里夫妻俩常常一个唱一个拉二胡，相濡以沫，苦中也有乐趣。居室潮湿，进门右墙角长出一棵小竹子，李可染自命“有君堂”，并镌刻图章“有君堂”一方，一直用到1946年移居北平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当他们第一个孩子李小可快要出生时，生活实在难捱。为了筹措生活费用，1944年冬李可染才办了那次个人画展。后来，他们搬到学校近旁一个名唤“八卦园”的地方居住，两三间民舍一湾溪水环绕，仅有一桥通外，僻静的环境为李可染在艺专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相对理想的处所。
邹佩珠是李可染事业上的知己。邹佩珠先后在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创作有《彭雪枫烈士像》、《运动员群像》、《铁饼运动员》等雕塑作品，只是后来为了李可染艺术创作和改革中国画的理想，她主动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追求，成为丈夫生活和事业中的贤内助。“文革”期间，她与丈夫共同面对政治冲击，在生活与精神上照料支持李可染;“文革”之后，陪同照顾年迈的李可染再攀艺术高峰。她是李可染作品的第一个欣赏者，也是第一位批评者。李可染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及邹佩珠：“她是我的对头，从没说过我的画好，要是讲一句‘还不错’，就是评价最高的了。”爱人，诤友，一生相互帮助砥砺。后来，他们还育有儿子李庚与女儿李珠。李可染逝世后，邹佩珠主掌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继续为中国画的传扬努力，直至2015年5月4日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