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利用广东省5个地区（乡镇）2389户农村家庭调查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家庭基本特征中，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在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因素中，家庭收入年结余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在外部条件因素中，对理财产品的了解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显著影响，接受理财教育与农村理财机构数量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影响显著，家庭有无介入互联网及亲朋理财情况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转化影响显著。政府与金融机构应分别从农村金融基本服务制度与产品服务创新等路径进行调整，以促进农村家庭理财转化。
关键词：家庭理财；理财需求；理财转化；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7）04-0025-07
一、引言
当前，“三农”供给侧改革正在大力推进，国家与各省政府都在想尽各种办法提高三农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解决三农需求端问题。这是适应和引领新农村加快发展的重大创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供需不平衡现象严重，“盲目”的供给不但不能有效满足三农资金需求，还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落实三农对资金的有效需求，有针对性的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未来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建立和谐社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农民收入较低已是不争事实，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农村理财便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长期以来，农村金融理财市场发展缓慢，各类金融理财机构“嫌贫爱富”比较普遍，偏爱城市、“冷落”农村导致农村金融理财环境恶化，农民金融理财渠道单一，农民理财知识缺乏，聚众赌博、购买六合彩以及高利息私人放贷现象在农村地区广泛存在（任碧云，2013）[1]。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加快，农村居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家庭年结余有了一定增长（姚洪心，2009）[2]，因此，如何提高其理财能力，多渠道实现农村家庭收入保值增值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陈彤，2010）[3]。基于此，在当前理财环境下，研究农村家庭是否具有理财意愿，找出影响其理财需求的关键因素，并针对具有理财需求的农村家庭，进一步分析影响其实现理财转化的核心因素，提出促进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路径，让更多农村家庭分享到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农村理财展开了广泛研究，现有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农村理财需求方面。黄海沧等（2009）[4]对发达地区农民理财需求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村市场潜力巨大，金融机构应该准确定位市场，创新理财产品，促进农民理财积极性。柳小清（2016）[5]通过对浙江省个人理财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理财市场潜力巨大，理财需求无法满足。其二，农村个人或家庭理财需求影响因素方面。彭慧蓉（2012）[6]、彭见琼等（2012）[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居民所处的外部信息环境与年龄阶段对其购买理财产品有显著作用，而居民对理财产品风险的认知并无显著影响。牛荣等（2014）[8]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家庭购买理财产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金融理财活动单一，认知程度低。其三，农村理财落后的原因。夏荣静（2010）[9]研究认为，银行等理财金融机构在农村服务网点稀缺、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柳小清（2016）[5]研究得出，银行等理财机构针对个人理财业务的宣传培训比较缺乏。
迈克尔·波特（2005）[10]指出，银行在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还应该根据居民自身特征细分客户群体，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这与研究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及实现理财转化影响因素是分不开的。现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但不够全面。第一，研究内容方面。单独研究农村个人或家庭理财需求意愿的文献比较多，将农户理财意愿与实际转化相结合，研究农村家庭实现理财转化及影响因素的文献尚未发现。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学者以描述性分析为主，通过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在少数采用实证分析的学者中，调查地区、变量选取等差异化又比明显，得出结论也不尽相同。再加上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的改善，农村家庭理财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基于此，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广东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影响因素，深入探讨其理财需求意愿与实现理财转化影响因素，为其优化理财路径提供依据，以此扩大农村家庭理财参与度，提高农村收入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2016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12元，略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2015年上涨了8.62%。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343.45元，增长了11.86%。广东省自1985年至今经济总量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因此，选择广东地区为代表对象具有一定典型性。为使样本更具代表性和数据的可得性，2016年7月開始着手进行数据调研，根据广东省各地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金融市场整体环境，分别选择了河源市、农村改革试验区云浮市、珠三角地区江门市以及作为榜样地区“东学高州、西学梅州”的茂名市（高州）和梅州市分别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每个地区分别发放500份问卷，进行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25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89份，有效率为95.56%。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有效样本
在2389户有效样本中，没有理财需求的家庭为946户，占比约39.6%；有理财需求意愿的家庭1443户，占比约60.4%，充分表明了调查地区农村家庭普遍存在理财需求。
在具有理财需求的1443户农村家庭中，仅有393户家庭实现了理财转化，占比约27.23%，表明理财需求转化率偏低。其中，超过一半的家庭将年结余转化为银行的活期存款，22.62%的家庭选择了银行定期存款，仅有6.68%的家庭选择了银行其他理财产品，还有17.74%的家庭表示没有年结余。
在了解理财及产品途径方面，调查数据显示：网络渠道排在第一位，占比71.47%；其次是通过电视，占比63.24%，金融机构宣传排在第三，他人推荐理财位居最后。在选择购买理财产品方面，多数家庭比较注重产品的收益性，占比79.43%；其次是理财产品的风险度，占比65.3%；第三是理财产品的流动性，占比50.9%；注重产品的流动性与理财起点（门槛）的家庭数量占比接近，占比在35%左右。总体而言，中等风险与中等报酬的理财产品最受农村家庭欢迎，占比62.21%；35.48%的家庭选择了低风险低收益类理财产品；还有2.31%的家庭选择了高风险高回报类理财产品，表明样本地区农村家庭理财相对保守，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比较注重。
2.农村家庭理财需求的影响因素
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需要，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影响因素与实现理财转化影响因素进行筛选，从农村家庭户主基本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外部条件等三个方面分别选取了10个与11个变量。采用SPSS17.0分别对模型1与模型2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如下表1、表2所示：
由表1可知：第一，农村家庭基本特征方面。户主年龄差异不大，均值为3.14，说明样本中农村家庭户主年龄大部分位于30至40岁，处于青壮年阶段，但标准差比较大，为1.589，表明户主年龄可能会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户主性别差异化不大，标准差也比较小，表明该因素可能不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意愿；文化程度均值2.75，表明农村家庭户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中为主，标准差比较大，为1.192，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要。第二，农村家庭经济特征方面。家庭年主要支出极小值1，极大值5，均值1.86，表明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支出集中在日常生活支出和子女教育支出两方面，标准差不大，该因素可能不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农村家庭年结余极小值1，极大值4，均值1.44，表明家庭年结余集中在5万以下，标准差不大，该因素可能不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第三，外部条件方面。户主对理财产品了解程度差异性比较大，极小值1，极大值3，均值2.52，表明多数户主对理财产品并不熟悉，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意愿；接受理财教育方面，极小值0，极大值1，均值0.82，差异化也比较大，表示多数户主愿意接受理财教育，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村附近银行等理财机构的设置、农村家庭有无互联网差异化不大，可能不会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亲朋理财情况，极小值1，极大值3，均值2.28，差异化较大，标准差也比较大，说明数据离散程度较高，该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农村家庭理财意愿。
3.农村家庭实现理财转化的影响因素
由表2可知：第一，农村家庭基本特征方面。该户主年龄特征与影响理财需求意愿户主年龄特征相似，年龄集中度接近，但数据离散程度较大，该因素可能会影响理财需求的转化；户主性别极小值1，极大值2，均值1.42，说明在具有理财需求的家庭中，女性户主较多；文化程度极小值1，极大值4，均值2.9，说明文化程度以高中为主，标准差较大，数据离散程度较高，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的转化；第二，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家庭收入来源极小值1，极大值3，均值2.11，说明家庭收入来源比较广泛，单纯依靠农业获得收入的家庭比较少，多数家庭有了除农业以为的其他收入渠道；家庭支出与家庭年结余特征与家庭理财需求该因素特征相似，数据离散程度也不大；第三，外部条件方面。户主对理财产品了解程度均值2.44，表示多数户主并不太了解银行等机构的理财产品，数据差异化较大，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转化；接受理财教育意愿极小值0，极大值1，均值0.96，说明多数户主愿意接受理财教育，标准差为0.202，也比较小，表示数据离散程度较低，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转化；村附近银行等金融机构设置与家庭有无互联网情况特征比较接近，极小值0，极大值1，均值越0.63，标准差不大，这两个因素可能不会影响理财需求转化；亲朋理财极小值1，极大值3，均值2.22，差异化较大，标准差为0.952，表示数据离散程度偏大，该因素可能会影响家庭理财需求转化。
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解释
（一）变量设置
本文所考察的因变量分别是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及是否实现理财转化。因变量Y1：无理财需求赋值0，有理财需求赋值1。因变量Y2：具有理财需求的农村家庭，但没有购买理财产品，即未实现理财转化，赋值0；具有理财需求并且购买了理财产品，即实现了理财转化赋值1。自变量具体定义如下表3所示。
（二）模型构建
1.模型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选取二元Probit选择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
Pi分别表示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以及农村家庭实现理财转化的概率，Xi分别表示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以及其实现理财转化的各种影响因素。由于该模型属于非线性模型，因此需要估计模型的边际效应（罗振军等，2016）[11]。
2.变量共线性检验
为了防止自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而导致模型估计失真或难以估计，本节采用SPSS17.0对所筛选的影响因素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见下表4与表5所示：
根据容差与方差膨胀因子衡量共线性指标，如果容差≤0.1或方差膨胀因子≥10，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严重共线性情况。从上表4与表5可知，样本因素均遠远大于0.1，可知样本选择因素之间不具有共线性。再从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大多数值小于4，最大值（X21）也仅有3.309，与10还相差甚远，说明样本因素不具有共线性。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表6给出了两个模型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在农村家庭基本特征中，文化程度因素对两个模型均有显著影响，其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越强烈，同时也表明实现理财需求转化可能性越高。尽管文化程度对两个模型影响均显著，但其在两个模型中的显著水平有所差别：模型1中，文化程度在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中却在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村家庭实现理财需求转化影响较大。这符合一般判断，文化程度越高的户主掌握的理财知识、对理财的见解等均比较多，也愿意并会通过一些途径获得理财。通过两个模型的边际影响也可以发现，当户主文化程度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会提高约6.8%，农村家庭实现理财需求转化概率将会提高12.15%，表明提高户主文化程度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转化。
在农村家庭经济特征因素中，家庭年结余（X26）在模型2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农村家庭收入年结余越多，其理财需求转化的可能性越大，这也符合一般的判断，当农村家庭年结余达到一定程度时，户主便会想办法整理与安排自己的财富，理财是途径之一。从边际影响来看，农村家庭年结余每增加1个单位，其实现理财转化的可能性会提高8.85%。家庭年结余（X15）在模型1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影响不大，这可能与农村家庭年收入结余普遍偏低有关。据调查样本显示：农村家庭年结余在10万以上的农户仅有44户，占比1.8%；年结余在5-10万的家庭也只有73户，占比3.01%；年结余在1-5万的家庭有780户，占比33.02%；1492户家庭年结余在1万元以下或者无年结余，占比62.4%。目前，大多银行理财产品门槛为5万，这与农村家庭年结余是不匹配的，面对银行理财产品的高门槛与较低的年收入结余，农户只能放弃理财念头，另选它径。
在外部条件因素中，户主对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X16X27）在模型1与模型2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均为正，说明對理财产品越了解，农村家庭理财需求意愿越强烈，其实现理财转化可能性也越高。这符合一般判断，如果不了解理财产品种类及其特征，户主必然不敢去贸然尝试购买，对理财产品充分了解后，结合自己对风险与收益偏好，其理财需求意愿与实现理财转化可能性也会提高。从边际影响来看，对理财产品了解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会提高11.69%，其实现理财转化可能性会提高9.93%。
接受理财教育（X17）在模型1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为正，说明越愿意接受理财教育，其理财需求意愿也越强烈。据调查样本显示：1976户家庭愿意接受理财教育，占比82.7%，说明农村家庭理财需求还有很大空间。农村理财机构数量（X18）在模型1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农村理财机构数量越多，农村家庭理财需要意愿越强烈。农村理财机构数量越多，农村家庭接触理财机构或宣传的可能性越大，掌握理财信息与知识也越全面，其理财需求也会提高。从边际影响看，农村每增加一个理财机构，农户理财需求会提高13.35个百分点。家庭是否接入互联网（X210）在模型2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为正，说明加入互联网的农村家庭其理财转化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可以帮助农户了解理财产品，让农户获得关于理财产品的更多资讯，便利农户通过网络直接购买理财产品。从边际影响来看，农村家庭每增加一户接入互联网，其实现理财转化可能性会提高13.51%。亲朋理财情况（X211）在模型2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显著系数为负，说明在了解亲朋好友理财状况前提下，农村家庭实现理财转化可能性显低。据调查样本显示：1434户家庭（占比60.03%）表示不了解亲朋好友的理财情况，根据示范带动效应，亲朋好友的理财具有一定影响力，当得知亲朋购买了理财产品并取得相应收益时，其自身的理财转化可能性就会增强。
四、研究结论与路径优化
（一）研究结论
现阶段我国农村理财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农村家庭对理财日益增长的需求，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既不利于我国城镇化的推广与发展，也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科学的分析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农村金融机构根据农村家庭理财需求特征及实现理财转化约束条件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政策与设计理财产品，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提高农村家庭理财可得性，进而提高其收入，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从本文对广东省2389户农村家庭理财需求及实现转化情况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村家庭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是影响其理财的因素之一。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年结余是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的关键因素，提高农村文化教育水平与减少农村家庭支出是提高理财需求转化的基础。第二，农村金融服务相对落后，普惠金融覆盖面狭窄。理财产品的了解对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均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村家庭对理财产品的熟悉度是重要一环。接受理财教育与农村金融理财机构数量是影响农村家庭理财需求的重要因素。第三，农村理财环境相对较差，信息不够透明。农村家庭接入互联网情况与对亲朋好友理财情况的了解是影响其实现理财转化的关键因素。
（二）路径优化
基于以上结论，为提高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实现理财转化，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1.加强农村文化素质教育，全面提升农户教育水平。第一，提高农村居民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鼓励农村居民继续深造，并给以适度的精神与财富奖励。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中老年教育，提高受教育的覆盖面。充分利用社区教育、网络教育等资源，构建农村学习型社会。文化教育与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村家庭理财需求与转化，从而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2.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与减轻农民教育负担，提高年收入结余。样本统计显示，农村家庭除了日常生活必要的支出外，最大的支出为子女教育与疾病医疗支出，分别占比61.9%与45.3%。由此，一方面，教育部门要严格规范教育收费问题，对违法收费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同时加大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关爱扶持力度，制定具体优惠奖励政策，为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加快农村医疗体制改革，针对农村具体情况，完善农村医疗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农村基本医疗，减轻农村家庭医疗负担。农村家庭支出的减少，年结余的增加，必然促进理财的需求与转化，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3.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第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多层次、多元化、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根据普惠金融理念，针对农村具体情况，适度增加金融服务网点，强化社区银行在农村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第二，创新针对农村家庭的理财产品。结合农村家庭年结余特征及风险承受能力，设计能够满足农村家庭的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理财产品，满足农村家庭理财需求。第三，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家庭的理财服务方式。金融机构应走入农村，通过派发传单、理财手册、开展理财知识讲座等多渠道将理财知识在农村进行普及，提高农户理财意识。
4.推进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建设，构建良好理財环境。其一，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服务建设，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完善农村支付环境，创新现代支付工具，改善农村家庭支付条件，促进农村家庭理财转化。其二，树立典范，充分发挥农户示范带动效应，树立农户理财信心。通过相关奖励办法，在取得农村家庭的同意下，对其进行宣传，让更多村民了解理财带来的利益，鼓励农户参与理财。
参考文献：
[1]任碧云，姚博.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财产性收
入关系实证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3（11）：45-51+61.
[2]姚洪心，王喜意.劳动力流动、教育水平、扶贫政策与农村
收入差距——一个基于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微观实证
研究[J].管理世界，2009（09）：80-90.
[3]陈彤，王积田.望奎县农村居民投资理财状况分析[J].中国
乡镇企业会计，2010（08）：9-10.
[4]黄海沧，裘晓飞.发达地区农民理财需求分析——一项基于
浙江省的调查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09（02）：53-60.
[5]柳小清.浙江省农村居民个人理财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当代经济，2016（11）：66-67.
[6]彭慧蓉.农村居民的家庭理财行为与意愿研究——基于中
部3省的调查数据[J].求实，2012（12）：103-106.
[7]彭见琼.我国城镇居民个人理财业务需求影响因素研究[D].
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8]牛荣，李爱文，杨茗，等.影响农村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因素
分析——以杨凌示范区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4（03）：21-26.
[9]夏荣静.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综述[J].经济研
究参考，2010（66）：39-45.
[10][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罗振军，兰庆高.种粮大户融资路径偏好与现实因应：黑省
例证[J].改革，2016（06）：100-110.
（责任编辑：李韵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