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作品题材丰富，科幻电影、历史电影与艺术电影等都有广泛涉猎。他的许多影片以不同视角，体现出美国文化中的冒险精神、英雄情结、幽默诙谐与人文关怀。斯皮尔伯格总是能够运用其纯熟与高超的叙事艺术，将这些因素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他不仅能够屡屡创造票房奇迹，亦能得到奥斯卡学院派评委认可的重要原因。本文从叙事动力、叙事视角与叙事进程中的“点”与“面”三个角度，分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叙事结构。
[关键词]斯皮尔伯格；叙事结构；叙事动力；叙事视角；叙事“点”与“面”
自1975年拍摄《大白鲨》以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为美国好莱坞的一张名片。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科幻电影、历史电影与艺术电影等都有广泛涉猎。[1]这些影片既是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典型代表，也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并且，斯皮尔伯格的许多影片，如《夺宝奇兵》系列、《辛德勒的名单》《紫色》等，都以不同视角，体现出美国文化中的冒险精神、英雄情结、幽默诙谐与人文关怀。斯皮尔伯格总是能够运用其纯熟与高超的叙事艺术，将这些因素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他不仅能够屡屡创造票房奇迹，亦能得到奥斯卡学院派评委认可的重要原因。本文从叙事动力、叙事视角与叙事进程中的“点”与“面”三个角度，分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叙事结构。
一、叙事动力
叙事动力是推动电影情节发展，展现人物命运变化的要件。它既可以是某一事件、某一物，也可以是个体的主观意愿。以上几种叙事动力通常在一部影片中是同时存在、并行交织的。
与许多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导演相比，斯皮尔伯格很少在叙事结构上做文章。纵观其多部影片，斯皮尔伯格始终遵循着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传统叙事模式。[2]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有着清晰和凝练的叙事动力，叙事结构则以叙事动力为核心，其建构有着鲜明的起承转合和完整性。如，在其战争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其叙事动力以事件为核心。一队士兵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要将战场上的瑞恩安全地带回来。因为瑞恩的几个哥哥都已经牺牲在战场上。美国军方得知这一情况后，希望能够保住那个可怜母亲最后的孩子。导演在影片伊始便将这一叙事动力开门见山地亮了出来。而此后情节的发展、情感的抒发和人文主题的彰显，都是以这一事件为核心开枝散叶的。
在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中，其叙事动力不总是单一的。这使影片叙事结构变得更加灵活多样。随着情节的发展，其叙事动力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但它们始终都是清晰和凝练的。并且，不同的叙事动力之间，有着鲜明的承接关系，始终牢牢地吸引着观众的审美注意。例如，在《战马》的前半部分，导演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人与马之间友谊的建立。其叙事的核心动力是人的主观意愿——驯马。而影片的后半程，核心动力发生了变化。战争使人与马分离。而此时，男孩阿尔伯特已经成功地驯服了自己的小马乔伊，两者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样，“驯马”这一叙事动力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需要另一个推动情节发展的事物出现给予承接。于是“寻马”出现了。在影片中，这两个事件的过渡又是极为自然的。因为影片一开始，战争这一因素便渗透其中。战争使人们变得穷困，令阿尔伯特的父亲消沉。而战争也预示着分离和死亡。乔伊被军队征用，少年走向战场，都只是时间问题。可见，正是这种凝练的叙事动力和灵活自然的动力承接，令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总是有着明晰的叙事结构。观众很容易进入影片的叙事时空和情感之中。
如上所述，斯皮尔伯格在叙事上，更倾向于保守立场，他的电影是好莱坞“经典叙事”的代表。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电影盛行的今天，观众的审美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越倾向于求新求异。斯皮尔伯格始终坚持着传统的线性叙事，且仍能维系观众和评论界的良好口碑，实属不易。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导演能够将影片的叙事动力与观众的审美期待、情感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关。在《拯救大兵瑞恩》中，士兵寻找并将瑞恩带回这一核心动力，在一开始便牢牢地抓住了观众。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在建构叙事动力的同时，便将士兵们会遭遇怎样的困难，瑞恩能否活着回家，士兵们在这场特殊的任务中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等诸多问题，统统抛给了观者，使得人们对整个故事的发展和结果充满了期待。虽然，传统线性叙事与观众审美期待、情感走向之间总是呈顺应性关系，重重困难、生命的代价等“期待”都在意料之中，但是战争大背景、普通小人物和命悬一线等，这些因素仍能有效地调动普通人的情感。
可见，在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中，叙事动力是推动影片发展的核心。导演对叙事动力构建的方式是多样的，且往往能够将电影的叙事动力，内化为观众的审美动力。这种艺术手段在他的很多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
二、叙事视角
电影的叙事既可以采用全能视角，亦可采用影片中某一人物的主观视角。创作者根据电影表达的需要，对视角进行选择，以更好地实现其审美意旨。在斯皮尔伯格多数电影中，如《大白鲨》《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系列以及《辛德勒的名单》等，都采用了全能视角为主，人物主观视角为辅的方式。这实际上也是好莱坞传统的叙事方式，讲述者隐没于故事当中，导演只是将不同的事件以特定的逻辑组合在一起，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观察其中的人与事，做出相应的判断。
首先，导演谙熟观众的审美心理，在叙事视角的选取上通常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又能极大地调动观众的审美热情。如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导演在影片的开始运用了客观视角，但又不是将人物的全貌展现在观众面前，是“有限的”客观视角。摄像机对人物和事物的某些局部进行特写，镜头快速地切换。辛德勒挑选西装，从抽屉中翻出钞票，穿戴整齐后戴上纳粹的胸章。这一连串的镜头，虽然都是在展示人物的动作，却将人物排除在镜头之外，只有手的特写。这就增加了人物的神秘感。而画面节奏的紧凑，也揭示了辛德勒急于利用这次战争的“大好机会”捞金的急切心情。当辛德勒来到纳粹聚集的餐厅时，摄影机一直采用跟拍的角度，人物依然是背对观众。摄像机成为观众的眼睛，它跟在辛德勒身后，想要一睹其真容。当辛德勒坐到餐桌旁，镜头随着侍者行走的路线转动，辛德勒的面孔赫然出现于观众眼前。可见，导演为主人公的出场做足了功课。这样充满悬念的开场，令人物牢牢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并且，这部具有传记风格的影片，导演在展现人物经历的同时，也在对人物原型进行解读。因此，辛德勒从一开始便是被审视的对象。影片伊始有限的客观视角，恰恰为整个影片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其次，斯皮尔伯格善于在全能视角与主观视角之间进行切换。[3]这种切换通常是极为自然的。一方面，导演进行视角的切换使影片的叙事空间变得立体。另一方面，斯皮尔伯格影片中的视角切换也具有很强的审美带入作用。如上所述《辛德勒的名单》的开场，人物出场后，视角立刻切换为人物的主观视角。镜头从人物的肩头向外探去，成为辛德勒的眼睛。他正密切观察着周围的人和环境，伺机与纳粹军官攀上关系。影片伊始短暂的5分钟内，导演运用了有限客观视角、全能视角、主观视角等，其切换也极为自然流畅。这使得影片的叙事空间获得了层次感和灵活性。
电影作为一门叙事艺术，不仅需要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其背后还需要有一个讲故事的人，即叙事者。斯皮尔伯格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切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影片的魅力。
三、叙事的“点”与“面”
电影从复制客观现实，到反映客观现实的发展，是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的主要标识。在电影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电影观众的审美旨趣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电影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4]，而是具有更多的审美内容，导演如何将生活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将故事素材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成为电影是否能为观众所接受的关键。而叙事艺术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对于导演来说，除了选择恰当的叙事逻辑，还要求在叙事的“点”与“面”上精雕细琢。叙事的“点”是指影片的关键情节，“面”则是在这一点上的展开与深化。如上所述，斯皮尔伯格影片的叙事逻辑总是倾向于好莱坞商业片的传统模式，而少有创新性的突破。因此，就电影的形式与内容来说，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显然在内容方面有更高要求。“点”与“面”正是电影叙事内容的主要元素。
首先，斯皮尔伯格善于选取电影情节的关键点，使影片内容引人入胜。例如，电影《紫色》中展现了一名黑人女性的成长历程。这部影片改编自黑人女性作家艾丽丝·沃克的同名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希丽从年少懵懂的孩童到中年女性；从男性的附属到独立自强的个体，时间跨度几十年。对成长过程中人物与事件的恰当选择，是影片能够吸引观众，充分体现原著精神的关键。斯皮尔伯格选择了三个关键的情节点，它们既展示了人物成长的走向，也有效地调动了观众情感的走向，赋予了影片叙事凝聚力和吸引力。妹妹蒂娜教希丽写字，与其共读《雾都孤儿》是其主体意识的萌芽；希丽结识莎格，是其主体意识的行程；希丽与丈夫抗争，走出家庭，是其主体意识促成人格独立与完整的结果。这三个情节是影片的几处高点。导演没有刻意渲染希丽所遭受的苦难，而是在一片黑暗中，燃起几处光亮，让观众与女主人公一起循着光，最终走出低谷。斯皮尔伯格的很多影片，如《大白鲨》《夺宝奇兵》《侏罗纪公园》等商业大片，亦包括如上所述的文艺风格鲜明的《紫色》，其关键情节选择恰当，情节之间错落有致。这对于观影者来说，审美体验是极为舒畅的。
其次，“点”的恰当选取，还需要以“面”的展开为补充，才能使影片的肢体更加丰满耐看。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无论是战争片、奇幻片，还是剧情片，情感渲染和细腻的表现手法都是值得称道的。这两点使不同的情节点得以展开和深化，构筑起情节的“面”，给观众留下独特而难忘的审美体验。一方面，在情感渲染上，斯皮尔伯格总是将它们落到小处，诉诸普通人的情感，进而引起观众心理共鸣。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单》和《战马》等，虽然是战争大背景，但影片却聚焦在普通士兵、投机商人、农场男孩身上，展现他们在战争中的命运起落和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斯皮尔伯格影片中的“面”，也于细腻的表现手法上见长。如，影片《人工智能》的结尾处，机器人男孩戴维终于在2000年后与母亲重聚。斯皮尔伯格细腻地展现了男孩一生中短暂而幸福的一天。当清晨来临，房间内蓝光为主的冷色调缓缓变暖，色彩也变得丰富起来。舒缓的钢琴曲替代了人物的语言。母亲给男孩洗头发、为男孩庆祝生日，男孩给母亲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等。种种平凡生活的细节展现在观众眼前。随着一天即将结束，母亲将永远沉睡过去。此时，暖光照在人物脸上，母亲喃喃地说着“大卫，我爱你”。银幕上出现大卫的脸部特写，男孩微笑着，眼角流下一滴泪。这一场景配合了观众的情感期待，也体现了斯皮尔伯格的人文情怀。影片在这一部分运用了大量的背光，使人物的轮廓总是笼罩着一层光晕。这种手法极富浪漫色彩，也表明了场景的虚幻性。一切也许是真的，也许只是一场美梦。
虽然从宏观上看，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叙事结构通常遵循着好莱坞商业电影的老传统，但其艺术个性也是颇为鲜明的。他在叙事动力、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情节上的精雕细琢，赋予了作品紧张的悬念、细腻的情感和真切的人性内容。正是因此，他的影片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打动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麦克布赖德，古力.公民斯皮尔伯格[J].世界电影，2008（05）.
[2] 李一鸣.新好莱坞制造者——斯蒂芬·斯皮尔伯格[J].当代电影，2001（02）.
[3] 王珠银.斯皮尔伯格艺术论[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4] 瓦·本亚明，张旭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J].世界电影，1990（01）.
[作者简介] 王妍（1979—），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齐齐哈尔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