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拿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20181年龙标001号。“这是个好兆头。”主演张译在微博上感慨。
好兆头带来了好结果。这部公认制作精良的主旋律战争片,在春节档低开高走,6天之内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逆袭。
2018年1月31日,《红海行动》首映礼上,博纳CBO于冬站在身穿海军军装的演员中间,满面春风,预言该片会成为“春节档冠军”。
于冬特别喜欢预言电影票房。他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在北影宣发科开始职业生涯,判断票房是他的看家本事。
这个47岁的男人亲历了中国电影年票房从不过亿到550亿,职业年表堪称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的缩影。也有人把他的成功归结为机会主义——除了熟悉电影发行的“技术活”,博纳能脱颖而出,与于冬苦心孤诣缔造的朋友圈密切相关。
《红海行动》导演林超贤曾感叹,“我同时指挥过五艘军舰!那是我这辈子最震撼的场面。我又何德何能。”
为林超贤赋能的,正是于冬和他强大的朋友圈。首映礼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有解放军海政艺术中心领导,有联合出品方华夏、英皇、金逸、横店影视公司负责人,还有宣發方、阿里旗下淘票票的代表。
冯小刚说于冬“外表忠厚,内心不安”,他总是笑眯眯的,把“不能跟人家剑拔弩张的,这样没朋友的”挂在嘴边。
人畜无害的表象背后,被《好莱坞报道》誉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的于冬,胆大心细、长袖善舞。他和韩三平关系密切,和香港影人谈笑风生,不时表达对马云的欣赏……
他用25年构建起的朋友圈,囊括了在中国做电影所需的三教九流。
“爱恨交织”的真诚
毕业多年后,于冬仍然以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过正规电影训练为傲。
他习惯性强调自己的电影理想,热爱回母校作演讲,自称目标是50岁就退休,回学校当老师。
距离50岁,于冬还有3年。
时间倒退到25年前,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93届的17个毕业生都进了各大电影厂其中于冬的出路最好——进北影厂当电影发行员——得益于他是北京男生,又是党员。卖了几次拷贝后,他又加了一条,“会喝酒”。
同是1993年,韩三平从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厂担任副厂长,很快升为厂长,并成为后来影视圈举足轻重的“韩三爷”。
第一次见面,开会迟到的于冬就被韩三平当着满屋的人臭骂一通。但这并不妨碍于冬被提拔为最年轻的副科长。
他说自己和韩三平是“一个小兵跟一个统帅的关系”,“对韩团长永远充满了敬畏”。
1999年,北影厂和中影合并,于冬的副科长被“撸”,出走创业。
自带“弄潮儿”属性的于冬,拿着3万元积蓄和借来的27万元,凑够了30万元的注册资金,创立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这笔钱在博纳账户上躺了没多久,就倾囊而出,充当了博纳发行的第一部影片的定金。
那是黄建新执导、王志文和江珊主演的《说出你的秘密》。片子拍完3年,一直在库房放着。于冬在北影厂时看过样片。“我当时跟黄导也不熟,托朋友约着见面,我告诉他这个片子很好,我愿意出比别人多一倍的价钱,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黄建新被感动了,帮于冬牵线拿到了片子。
电影在内地创下1000万元票房,于冬赚了50万元,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博纳就这样开张了,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电影发行公司,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一块电影发行牌照。
2001年,于冬与第一任妻子臧黎璐结婚。臧黎璐的父亲是南京电影公司的发行经理。在臧黎璐的回忆里,她曾陪着于冬筚路蓝缕,到处喝酒送拷贝。于冬也曾回忆,创业初期“征用”姐夫和他一起全国卖拷贝,因为一家人不用付薪水。
那个年代,发行员和院线经理推杯换盏谈合作是“行规”,有时甚至一天三顿酒。这种靠喝酒卖拷贝的方式,被戏称为“一杯酒一万块钱”,但于冬说“那是很真诚的”。
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和院线经理、地方电影公司结下了“血脉关系”。
去山西卖拷贝遭遇大雪封道,河北的电影公司经理一路电话追问他们的行程,只为给他们做口热乎的疙瘩汤、烙饼。“那时候建立的感情、那时候电影行业内的融洽,是现在没有的。”于冬曾在访谈节目中感慨。
陈凯歌曾感叹,于冬如此拼命的做事方式是典型的“推销员之死”。但博纳的发行网络,就在于冬的“搏命”中一点点建立起来。
截止到2016年年底,博纳出品和联合出品的电影超过200部,亏钱的不到30部:投资拍摄的60部电影,一共卖了130亿元的票房。
这些电影中,2001年的《我的兄弟姐妹》对于冬格外重要,“它证明了我的眼光和判断力,营销策划都对路。”
当时,他选择同时在20多个城市媒体上做宣传,主打“2001年的催泪核弹”,协调各地发行公司同一时间上映。最终在内地获得2000万元票房。
《我的兄弟姐妹》的制片人文隽,担任过香港金像奖主席,他在看片会上第一次见到的于冬,“还是个小伙子”,“坐在视听间后面一个角落,默默在做笔记。”
200万元的投资,获得了700万元利润,让文隽认准于冬是“很可靠的人’,回港后到处给他做广告,还拉他参加香港金像奖“亚洲新力量”论坛,积极为博纳与香港电影圈的合作牵线搭桥。
博纳依靠着成熟的香港电影工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甚至可以和中影分庭抗礼,争夺香港电影的内地发行权。
韩三平对于冬刮目相看,“他像一个战士,随时拿着炸药包准备冲锋陷阵”。
2002年《天脉传奇》竞标的队伍中,就有老东家中影集团。于冬采取了保底发行,赌上了300万元的保底费和上百万的拷贝费用,甚至抵押了房子。
没想到中影安排了《蜘蛛侠》在同期上映。“我闹到电影局去协调,最后让了我一周的档期,就这一周,我抢了2000万票房。”于冬回忆。
“韩三平很强势,在合约上也很霸王。”于冬对他的老领导“爱恨交织”,但这种情绪并不妨碍博纳与中影合作了《十月围城》《龙门飞甲》等电影。
于冬投资了中影出品的《建国大业》,电影上映后,韩三平送了于冬一本画册,“他用毛笔题了几个字给我,写得很好”。
这部电影启发了于冬对主旋律商业化的探讨,《智取威虎山》和《湄公河行动》成了博纳的代表作,一直延续到《红海行动》。
和拍电影的人交朋友
于冬自称“对得起任何一个投资方”。早期和香港影人做生意,内地的报表不规范,都是良心账,于冬主动和对方日报票房。
2005年,《神话》是利润最高的电影,“保底700万,但当时近1亿票房,我赚了800万,还给英皇又分回了1000万。”
香港电影公司认准了于冬,合作源源不断而来。
博纳拿下包括《无间道》在内的多部优质香港电影的内地发行权。2003-2008年,80%的香港电影通过博纳在内地上映,多数都赚了钱。
但于冬在内地电影圈内的地位仍然模糊。
王朔2006年与《收获》对谈时提到,电影发行還得靠导演、制片人,或者找民间独立小发行公司,“像那个保利博纳的于冬,就算小公司发行做得最好的了,据说也主要是靠发香港黑帮片挣点辛苦钱,利润空间非常小。也就百分之几的缝儿吧,那么一口剩汤。”
彼时,已经发家的王中军,和做过房地产、药品代理的张伟平,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强势入局。拥有冯小刚的华谊兄弟和拥有张艺谋的新画面,成了票房的“吸金利器”。
正是2006年,博纳在几轮协商中,失掉了两部重要影片的发行权。
成龙的《宝贝计划》给了华谊兄弟,因为华谊参与了前期投资:徐克的《七剑》也与博纳失之交臂。
这对于冬是不小的刺激。
他不再满足于“喝汤”,要参与到影片的制作和投资,把握主动权。
决心转型后,于冬开始和拍电影的人交朋友。徐克、陈可辛、许鞍华等知名导演北上的探索中,博纳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可辛正式北上的第一部作品《投名状》,就是由博纳主投和发行,可惜票房并不理想。
接下来的《十月围城》,计划投资8000万元,最后成本1.05亿元,2.93亿元的总票房只能算略有盈余。
两次合作后,博纳与陈可辛合资成立的人人电影公司解体。
后来,陈可辛靠《亲爱的》转型,和阿里影业签下合约,又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培养新导演。博纳没赶上陈可辛的第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