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救赎

书记、董事长徐和谊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周年校庆活动上以汽车行业为例做出分析称，目前汽车市场经过十年的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经进入到一个微增长的时代，释放出产能过剩的苗头，并且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危险信号。因此自主品牌需要抛开扩张的惯性思维，转而寻求转型升级。他强调称，在时间窗口期关闭之间，企业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突围。

建立长效机制

回顾过去，我国对于产能过剩问题进行过多轮的艰难治理。最新的一次集中治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依然被认定为问题最突出的行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认为，这一轮产能过剩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第一是周期性因素。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内外需都出现了增速放缓，使得过剩程度比较高。第二是结构性因素。大量的中低端产品积压，而高端要素匮乏。第三是行政性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性手段推动产业发展造成产能过剩。

在很多研究人士看来，行政性因素造成的体制性产能过剩是最主要的原因。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就曾指出，我国的产能过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度干预市场和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

按理来说，市场机制存在自平衡、自适应的能力，可以矫正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由于问题的成因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非市场性因素，所以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便是要把其中的非市场性因素剔除，使其回到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在剔除非市场因素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越治理越严重”的怪圈。贾康表示，这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治理产能过剩的主要手法不过是当初鼓励产能扩张时的反向操作，即高度依赖“关、停、并、转”、下指标、卡指标、定时间为主的以“行政干预”治理“行政干预”的路子。他表示，面对数目庞大的市场主体，政府很难做到一一甄别谁是落后、过剩产能的代表而“关”，哪些技术路线应该“停”，以及如何合理地形成“并”与“转”的方案。

贾康认为，化解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关键在于恢复正确的价格信号和提供合理制度供给，重中之重是要消除政府干预价格的诸多体制性土壤，使企业同时面对真实成本压力和优势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硬化预算，强化创新和升级换代动机。为此，需要在行政审批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制、干部考核体制等多方面着力实现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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