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度历史、文化、社会及其进步人士的民族独立观和复兴思想，对章太炎社会革命学说和学术理念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章太炎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问题进行考证、清理和净化，形成独立、完整的汉语言文字学系统，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
关键词：章太炎 《民报》 印度民族独立 国粹 语言文字研究
在考察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时候，可以发现印度历史、文化、社会及其进步人士的民族独立观和复兴思想，对他的社会革命学说和学术理念有明显的影响。当很多学人都从西学中寻找民族文化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希望的时候，章太炎为什么要把目光投向与近代中国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命运的印度?他是如何看待和论述印度的?他从印度的历史现实中得到了哪些启发?本文试以语言文化观为中心，对此加以探讨。
一、《民报》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
1906年章太炎赴日后出任《民报》主编，支持亚洲各国民族运动成为同盟会和《民报》指导思想的一部分。《民报》在对亚洲民族运动进行报道时，对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反应最为强烈，刊载的相关文章也最多，可见《民报》对印度的关注和支持程度。章太炎很快就和旅日的印度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而了解印度国内民族独立运动的情况。1906年，印度革命者钵逻罕(旅日印度革命者领导人)与朋友鲍斯拜访时在东京的章太炎，章氏向他们询问国大党的情况。章记载道：“既见二君，欢相得也，己而悲至陨涕。二君道印度衰微之状，与其志士所经画者，益凄怆不自胜。复问余支那近状。嗟呼!吾支那为异族陵轹，民失所庇，岂足为友邦君子道!顾念二国，旧肺腑也，当斟酌其短长，以相补苴。”此后，章太炎与他们交往甚密，他记道：“臭味相投，虽异族，有兄弟之好。”1907年4月20日，印度革命者在东京虎门女学馆举行西瓦吉纪念会，章太炎应邀参加。纪念西瓦吉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1895年在印度发起的活动，一年一度，意在宣传“司瓦拉吉”(自治)。章太炎对此会的用意很清楚，非常重视这个集会。他在《民报》发表的第一篇涉及印度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纪念会的情况介绍。他写道：“西婆耆王者，当十七世纪末自民间起，覆蒙古帝国(按：即莫卧儿帝国)，使印度人得独立，盖与吾国明祖相类，印度人不敢反对英国，经画独立昌言于众，而一寓其意于纪念会。”他还特地刊登了西瓦吉的画像。章太炎还在报上对日本人大隈重信的别有用心进行揭露，动摇了印度人士心目中大隈氏的偶像形象，使他们对大隈氏的真实面目有了清醒认识。
随着和印度革命者接触的增多，《民报》对印度情况的了解越来越细。章太炎在《民报》刊载的印度报刊译文及传单中加按语表示完全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如在《印度国民讨英吉利露布》说：“原印度独立，与吾国情状正同……以四千年圣哲之邦，奄为他人所有，凡有血气，谁不痛心?”在西瓦吉纪念会后不久，章太炎又亲自写了《印度中兴之望》、《印度独立方法》等文章，在介绍印度正在开展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亦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对印度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这两篇文章谈到印度“罢工拒货”运动(即自产和抵制英货运动)，并赞扬印度人民在斗争中相互支持，“人人相约，不为英吉利利用。一人受罚，国人皆倾金以赠”，“是以人人自奋，愿与英政府抗”。他还对国大党极端派将革命运动深入到民众中去的举措以及他们打破种姓界限的行动表示赞赏。在讲到印度民族报刊的作用时，他特别提到他对奥若宾多，高士因办《祖国万岁报》而入狱表示同情，又赞扬伽马“以女子入万国社会党，材气过人，亦此方之俊也”。文章特别对印度爱国青年决心自编印度通史的行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做的工作。章太炎总结了印度人民革命运动的这些事实之后预言，印度人民如此“精勤任恤”，“确固不扰”，“印度之独立可期矣!”
1908年6月到10月，《民报》接连刊载12篇印度报刊译文和一份传单。《民报》第21号至24号，每期都有几篇印度报刊译文，且占相当篇幅。一份异国报刊如此大量发表印度报刊的译文，这在当时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章太炎希望国人能了解印度革命情况并从中吸取有益经验教训，也希冀借助宣传印度革命派的观点来激发本国民众的革命情绪。很显然，章太炎选择的这些印度报刊文章代表着他的思想倾向和革命主张。这12篇报刊译文选自四种革命派的报刊，即《祖国万岁报》、《印度社会报》、《印度自由报》和《印度柯莱因报》，其主编大多为印度秘密革命组织的思想家和组织者。章太炎选取的文章大多为揭露英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使印度人民陷入贫穷和落后的内容，特别是揭露英殖民者强迫印度人种植鸦片，毒害印度和亚洲人民的罪恶行径。他们呼吁暴力革命，反对改良，发动民众，寻求独立，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自尊心。《印度社会报》发表的《论阿赖耶娑摩其之政治理想》一文推崇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要求独立的思想，章氏在该文译文按语中明确支持印度研究本国的文化传统。文章就此谈到要研究国学，即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发扬优良传统，并对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中革命派重视印度的宗教哲学和历史传统颇为欣赏。受此影响，章太炎曾致力于宣传印度佛教哲学和译介印度经典文献的事业。德国哲学家们曾对印度奥义书极为推崇，这不仅影响了欧洲，也大大增强了印度人士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他们以此激励本民族之独立行动，并最终使印度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无论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都非常重视出自东方的佛教，而正是在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下，章太炎、王国维曾寄希望于佛法救中国，特别是章太炎借“佛法”传“民声”的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在日本就萌发译介奥义书的念头，曾邀弟子鲁迅、周作人等一道学习梵文，为翻译该书做准备，后因诸多原因未能实现。素来特别重视印度古典文化的章太炎，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支持。
二、章太炎对殖民地印度社会的论述
章太炎积极参加印度人士举办的社团活动，显示出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他撰写鸿著，对印度所以成为英殖民统治之地阐述自己的见地，目的在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希冀国人引以为戒，以免重蹈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覆辙。“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作为第一个向中国介绍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人，他发表了大量关于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见解，除上述引用的之外，还有《记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等。转载的文章有：《印度者印度人之印度》、《印度人之观日本》、《印度人之论国粹》、《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等，内容涉及印度的种姓、历史、文字等多方面内容。他首先指出，印度种姓制度的存在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异族入侵，以致沦为殖民地，“同在一种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旁倪邻国与我为左右手，印度以四姓
阶级亡西方主多国”。章太炎认为历史文献、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是国粹，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诚。此种想法也受到印度独立运动的启发。“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如果“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则“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铄，无以自存”。他所以对历史特别看重亦出此因，而对此意义的阐述也就特别多，“夫读史之功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印度历史文献的匮乏导致民族凝聚力下降，中国有历史而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不易陷入亡国灭种的境地，“今中国史传连绝，百姓与知，以为记事不足轻重，为是没丘明之劳，谓仲尼不专记录。借令生印度、波斯之原，自知建国长久，文教浸淫，而故记不传，无以褒大前哲，然后发愤于宝书，哀思于国命。(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他还指出印度国内目前“知法律者稍众，独苦历史残缺，无以作人感慕前人之念!”“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由此不难理解，章太炎在国粹运动中为什么那么不遗余力地向国人呼吁史学研究，执著于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事业。他希望国人正视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近世的“痛史”、近邻印度“无史”的悲哀，以唤醒国人对民族危亡的关注和奋起抗争救亡。史学研究在章太炎眼中成为进行启蒙和民族救亡不可或缺的途径和工具。
章太炎还进行中印两国国民性比较研究，指出各自的优点与缺点。“支那土人，喜言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于宗教倜然无所归宿，虽善应机。无坚确之操；印度重宗教，不苟求金钱储藏，衣轻生死，足以有为，独短于经国之术。二者相济，庶几能国乎!”他从气候、地理角度分析说“热带之地，不忧涝；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乱，故薄于所有观念。”所以佛教、婆罗门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认为气候的迥异，导致两国不同局面，印度宗教“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则国土之沦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慨然于心中”，“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而“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章太炎依据文化地理学说阐述印度亡国的原因，是极富创造性的见地，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未必全然切中肯綮。章太炎对印度风俗也充满敬意，认为印度人“皆庄严醇厚，不数数挪揄人”，而且，“印度人于大地最为恺悌子谅，至尽食不过炙卵，而肉羹则绝焉。”因而印度的风俗中国“盖事事可可为师法”。唯独印度的种姓制度、寡妇殉夫的习俗，应该扫除。印度的其他不良风俗，如巫术、神怪异端，在学术既明的情况下，“亦易于息灭也”。对印度民众为争取独立而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大为赞赏，“然镐固不扰之气，世无能过之者”，印度民众“人人自奋”，则“印度之独立可期，而吾国殆绝望矣”。
印度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犹如一面镜子，章太炎以之为参照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警戒国人：亡国灭种、沦为异族统治将会给中华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在《亚洲亲和会约章》中更明确指出，要联合印度的佛教、婆罗门教和中国的孔教、道教等传统的东方宗教哲学来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思想。他认为亚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应以中印两国为中心，只有两国仁人志士联合起来，方能恢复民族独立，取得整个亚洲民族的复兴。中国与印度同属东方文明大国，两国之间“言其亲也则如肺腑，察其势也则如辅车，不相互抱持而起，终无以屏蔽亚洲”。并提出“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而佛教则是其中的纽带和工具，其“于亚洲和亲之局，亦多关系”。他对两个文明大国携手扶持，共图民族独立和亚洲复兴，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认为印度的独立与否与中国的独立和整个亚洲的兴盛休戚与共，“居今日而欲维持汉土，亦不得不藉印度为西方屏蔽，以遏西人南下之道。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殆少事矣”。1907年4月，他与印度爱国志士钵逻罕、鲍斯等积极倡导成立“亚洲和亲会”，其宗旨在于“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当以互相扶助，使得独立自由为旨”，并规定“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互助，不论直接、间接，意以功能所及为限”，“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章太炎以中印为主的亚洲各国联合的主张和活动，反映出20世纪初“亚洲民族的觉醒”。这些是章太炎对印度古代文化醉心使然，也是其对中华民族生存途径的积极思考后做出的一种选择，希望通过用邻国的不幸来唤醒部分国人麻木的灵魂，否则，长此以往，中华民族也会走向相同的结局。
三、章太炎的“国粹观”与印度
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攻下，印度这艘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航船被迫改变航向。在航向转变过程中，西化始终如影相随，印度的语言和文学更是首当其冲。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印度政府转入英人之手的后果，英帝国使英语而非波斯语成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并且给西方文学以优于波斯语和梵语文学的地位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媒介，这个政策对印度文化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对俄罗斯文化史所发生的影响一样。”由于英殖民者将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并通过教育和舆论工具推行、倡导英语文学，导致印度文学中增生了英语文学，而印度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却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印度近代文学泰斗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获奖评语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至为清新而又至为优美的诗篇，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得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这一评语是否客观公允，另当别论，但其中特别提出泰戈尔的英文写作，以及由此而使他的作品“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却很能说明英语文学对印度文学的影响程度。
印度文化复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激发对本国历史和古物的研究风气。从1784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起，就有很多欧洲的和印度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印度的这次文化复兴的特点无疑很早就引起章太炎和国内诸多学者的注意。印度近代民族独立运动领导者倡导研究国学，重视本民族的宗教哲学和历史传统的整理和研究，章太炎对此极为认同。这进一步促使章氏意识到“国学”之兴否，不仅关涉民族文化的存亡，而且关涉种族和国家的存亡。章太炎发出“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之感叹，并将“立国的根本源泉”确立为“民族精神”(“国粹”)。章太炎深刻地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显示出其高瞻远瞩、洞烛先机的目光和视野。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以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思想界人士除了对“国粹”一词的原创国日本产生浓厚兴趣外，还对日本抵制“全盘西化”、宣扬保护“国粹”的思想产生共鸣。但与其他国粹派人士相比，作为国粹派运动主将的章太炎在宣传保存国粹之时，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
将目光投向近邻印度，“释迦氏论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在论述保存国粹的意义、宗旨和紧迫感的时候，以印度无历史无以激发国人的爱国情志、语言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造成印度民族凝聚力差而无力反抗殖民侵略，致使印度民族长期沦为英人殖民统治之下的悲哀告诫国人：“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铄，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铄，无以自存。”所以，在他的国粹观中充满了对印度亡国的无限同情，在论述和表达中国保存国粹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时候，时刻以印度民族为参照对象。虽然“国粹”一词并非直接源于印度，章太炎保存国粹的灵感来源最初也不是来自印度，但章太炎在论述如何保存国粹中充满了近代印度民族复兴思想的因子。特别是在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上，章太炎的国粹观与印度实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借助于整理和理清章太炎的国粹观与印度的关系，可以认清章太炎国粹观的思想内核和精神实质，并借此透析中国近代国粹派的兴起与落潮的过程及与之伴随而生的复杂的文化思想。国粹派的兴起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外敌入侵与民族内乱矛盾交织应运而生的产物。国粹派人士清醒而又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他们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希望借助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尊感和自信心，以此达到挽救民族文化和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因而，晚清国粹派人士兼具学者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这是国粹派区别于单纯的革命派或一般学者的地方，也是晚清国粹派自身的显著特点。因此，有学者深刻地提出“国粹思潮是民主革命思潮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延伸”。此说极好地传达了20世纪初国粹派诞生时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也透露出本土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挽救民族在文化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存亡绝续的文化危机和民族危亡的窘境迫使近代人士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同印度近代知识分子一样，正是强调民主和自我实现的西方思想的冲击，激发起一股不满于异族文化入侵的民族主义意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遗产中寻找自尊和自信的本源。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回归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国粹派意识到“古学虽微，实吾国粹”，而且“国粹以历史为主”。他们利用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史学，以之增进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推动本国文明进步，最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印度革命派认为，政治复兴的先决条件是驱除盲目崇英心理，提高民族自信心。如提拉克曾说，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不比别人的差，甚至更优越些。如果我们放弃这些传统，我们就会丧失任何把我们的人民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丢弃过去的光荣传统，就是使我们领导的人民丧失精神力量。章太炎对此表示赞同，特意在《民报》上转载《印度社会报》发表的《论阿赖耶娑摩其之政治理想》一文(此文格外推崇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萨拉斯瓦蒂要求独立的思想)，文章还就此谈到要研究国学，即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发扬优良传统。他采取按语形式，对印度民族解放斗争中，革命派利用印度的宗教哲学和历史传统以振兴国学、激发民族自信心，进而实现民族独立的做法大加赞赏。
“爱祖国”、“铸国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风行于晚清学术界和思想界。诸多人士还将民族主义等同于“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如梁启超就提出：“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国学与爱国心相依者也”，因此，光大国学，“此培养爱国心之不二法门也”。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日益高涨激发了人们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眷念。章太炎在中国当时部分知识分子还没有认识到民族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之前，就除了对本国文化的弊端进行剖析和批判外，还借助他国文化，来启蒙民众、教育国人，实可见其眼光卓绝而用心良苦。这一种启蒙民众、救亡中华的方式，在其弟子鲁迅先生的身上依然清晰可见。章太炎除了吸收西学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印度；他以印度为镜鉴，希冀唤醒沉睡的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以沦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印度的现实为例，更增添了他论点的吸引力、震撼力和说服力。限于篇幅，笔者无意在此论述国粹派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过得失，但作为国粹派主将的章太炎将目光投向近邻印度，着实显得卓尔不群。
四、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与印度
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构成民族历史与文化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进而把语言文字学看作与历史科学(含经学)一样重要，并努力寻找两者之间的中介和贯通彼此的桥梁。他从印度人那里了解到的以历史为主的国粹即包括语言，“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伤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亟。”他解释说，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另一国粹派人物黄节也注意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在朝的张之洞也赞同这一观念，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史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朝野上下似乎一致发出共同的声音，“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语言文字成为民族存亡的象征和民族魂魄所系，其存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保存本国语言文字是当务之急。政治、经济、文化无一能离开语言文字而存在，“若夫理财正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莫大乎文字。”因此，他十分看重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画篆、缴绕文字而已。”所以，“余以为文字训诂，必当普教国人。”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他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是体现民族性格的所在。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蚕食鲸吞，他以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印度的现实警醒国人，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而使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振兴民族语言文字，“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保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章太炎以语言文字为根基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民主革命精神，说到底是借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弘扬爱国主义。
章太炎依据自己在小学方面的特长，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文字的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对文字的古今损益、一字重音、古双声、语言的缘起、转注假借等，一一进行考证说明和梳理，使之得以明晰。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诸言语皆有根”、“皆以音为表者也”，并且“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故物名必有由起”。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东北称貉，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这实际是指出种族
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章太炎还对中、西、印三方语言的发音特点、字型变化规律做出解释：“世称异域之文谐声，中国之文象形，此徒明其大校，非复刻定之论。征寻外纪，专任象形者，有西南天教之国。会意一例，域外所无。至于计数之文，始一终九，自印度、罗甸、亚罗比耶，皆为指事。转注、假借，为文字繁省之例，语言变异之端，虽域外不得阙也。”“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中国以外，匈奴、西域、印度诸国，虑无不有麻部者。声气凑微，发如机括，虽古之中何以外是?”
显而易见，以终生弘扬“支那宏硕壮美之学”为己任，并要使“国学不绝如线”的章太炎，是在寻求对支撑民族思想文化底蕴的载体汉语言文字的清理和净化，从而形成独立而完整的汉语言文字学系统，为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实证支持。
20世纪之初的章太炎为弘扬民族精神、振奋国人爱国情感，力图从传统文化出发，建构属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系统。他不仅对文字的考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忱，还立足民族文化改造汉语语言文字。这些与他洞悉当时国内外环境，息息相关。英国殖民者利用特权在印度大肆进行殖民化教育，英语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渗透到印度文化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印度思想界在西方研究方法的激励和进一步武装下，重新发现了梵语遗产的宝贵财富。尼赫鲁为说明梵文的旺盛生命力和持久性曾引用马克斯·缪勒的话：“印度的过去和现在有着这样一种惊人的连续性，尽管有屡次的社会变动，宗教改革，外国侵凌，但在那个伟大国度的整个范围内，梵文可以说仍旧是一种唯一通行的口语。”梵文在印度曾经是一种伟大的统一力量，梵文的存在是维系和联结印度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之一，激励着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孟加拉的文艺复兴，引起了印度各地的效仿，唤起了一部分印度人的改革热忱和对印度命运的新的信念。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一步鼓舞了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密切关注印度现状的章太炎，对这一切也深有认识。印度的文艺复兴给予他巨大的刺激和启迪。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相继访日访华，引发了两国狂热的新文学热潮，更是让他认识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复兴在推动社会进步，尤其在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思想传播上所具有的巨大辐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