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经济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是为近代学术转型之重要一环。近代以降，寻觅富强之道以实现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重任急如星火，使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为学人所共识，并在国内得到传播。然同样基于“救时”心态的影响，经济学知识传播与学科制度建构并非西学之简单“移植”，亦非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而是受制于“寻求富强”的时代主题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社会认同。考察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中之制约因素及演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学术转型的理解。
[关键词]学术转型，寻求富强，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6—0010－10
鸦片战争后，“晚清五十年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心，可一言以蔽之日，求富强而已”。“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实现民族国家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与诉求。为达此目的，西方各种近代学科先后被学人介绍到国内，而经济学是其中重要一科。从1901年《原富》引入较为完整的古典经济学到1923年中国经济学社成立之间的这一时段，可以称为经济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起步阶段。此期内，随着学科知识传播、教育制度延展及本土学科系谱之建构，经济学得以“移植”于国内，然其进程受时代主题之影响而多有曲折，以致后人论说经济学的声誉虽已“远播”，但其对国家社会之功用与“蔻丹口红等仅为摩登女子装饰品之用者，亦相差无几”。考察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分析其中之制约因素及演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学术转型的理解。
一、“生计竞争之世界”：学科社会认同之形成
因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之简单，历代皇权除赋税、徭役、漕粮等关乎存亡之政务外，较少关注社会一般之经济事务，而两汉后在儒家义利观的笼罩下，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亦“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轻视“财货”，往往指斥改革财政者如桑弘羊、王安石等为“言利之臣”，甚至20世纪初还有抵制富强的言论，发展社会经济之理念在此种思想氛围中逐渐被压抑而成“低音”。
然时移世易，面对鸦片战争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举国上下谋国是者“莫不竞言富强”。学人为此殚精竭虑或阐发经世之学，或向西方寻觅治术，“当日士大夫之思想，既皆以讲求富强为中心，故凡所以能致富强者，无不研究讲求……不论其事属国民经济，亦属国家经济，无不在探究考求之列，甚或旁及政治、教育、宗教诸端，要皆以求致富强为本”。对传统学术理路及思维观念的突破使得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还是学术，都呈现一个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处处提示着一种权势的转移”。自魏源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国人对富强之源的认知起初大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而随洋务运动的展开及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蕴生，学人渐趋意识到“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更进一步说，“富”才为“强”之基石，“富强之道，标在政治，本在经济，故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焉”。“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对“富”的肯定随“权势转移”重新渐变为时代之“高音”，“夫经济为国家第二生命，而人顾略视之，又安怪历朝之季，辄因匮乏以致乱亡也。今我国已处危迫时代，兴亡强弱殆均视经济力为转移。窃意国力非无可为，所患为之不得其法”。
当“经济”之重要性得到认同后，学人骤然发现今日世界已然进入一个“生计竞争之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有甲午之败，再接辛丑国难，演进至帝国主义阶段之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国内攫取大量经济、政治利益，“经济竞争之中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更有学者高呼：“二十世纪独一无二之经济大舞台，遂以我支那为中心之点，注失之的也。”经济竞争之剧烈促使梁启超在宣统元年提笔总结当下学术路向时，将“经济竞争”与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帝国主义列为时代之关键名词，而“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日惟有此之故”。19世纪下半叶学人已经意识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将造成“亡国”后果，“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因此倡言“商战”以挽回利权，而世纪末比商战更为严峻的世界经济竞争局势下，经济亡国更危在旦夕，“自海禁大开以来，列强所据以亡我者，要不外侵略及保全两主义。……保全者主经济战争……亡于经济者，将一失不可复得”。
面对如此局势，扶植本国“现代性”经济力量的成长成为应对竞争之不二法门。自19世纪60年代起，无论是洋务运动领导者，抑或早期维新派人士如王韬、薛福成等均开始倡导诸如“恃商为国本”之类的论调，“重商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实际上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理论的、舆论的条件”。而自甲午至新政，清廷亦顺应潮流，逐步放松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转而采取成立商部以为领导、制定法律以行保护等方式助力民族工商业之发展，加上世纪末国内市场的显著扩大，民族资本主义在诸种因素作用下获得较大发展空间。反观传统经济思想经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渐趋成型，“一直处于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下”少有变化，难以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茁长成长提供学理支撑，而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与知识的总结顺理成章地得到学人之关注，如沈兆祎便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学对发展实业之作用，呼吁世人多留意此学，“按历来之求新者皆知注意实业而劝工保商之说行，顾实业之兴宜有专门之学说阐明其义而提挈之，则经济学之书为尤要矣”。
学术思想因时变迁，时代更易，其研究范畴、重心亦生变化。传统学术资源在应对清末社会前所未有之“变局”时百无一用，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更遑论承担引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国富民强之重任。身处此生计竞争之世界，而我“国民犹懵然于经济学说，其群不竞”。经济界如履薄冰，反观欧西各国富强之基，“识者多归功于计学云”，学习西方经济学，构建现代学科体系已成为必然之选择，“今之世经济竞争之世也，‘经济’二字身家依之为盛衰，国家因之为强弱，经济学之不可不讲也明矣”。经济学之重要性亦渐为学人所认同与提倡，“经济学之出生于欧西，能独立而为一家言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斯密亚丹《原富》一书始，距今不过百二十寒暑也，而其学之左右世界之力，已足使欧西诸国各臻一道以致富强。”梁启超也高呼：“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
书籍出版与学术思想之转变关联呼应。20世纪初期经济学类书籍开始涌现，到20年代仅有本可查的原理类译著就达30余种(多取道日本)，国人自编版本亦层出不穷，有些则被列为或本身即为教科书，以“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如杉荣三郎所编的《经济学讲义》、作新社本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