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康国济民为意”，可谓师古以用今之情怀；“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乃李觏对《易》之解读；“摭其大略而述之”，体现了《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关键词]儒家经典；师古以用今；李觏
[中图分类号]B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7-0052-06
饶国宾(1962—)，男，南昌航空大学思政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 330063)
随着宋学及江右学派研究的不断发展，李觏的思想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其现实主义的思想特征既表现在他对荀学的继承与发展上，又表现在他对先秦思想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现实解读上。在笔者看来，研究李觏如何在解读儒家经典的基础上阐述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拓展李觏现实主义思想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是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的基础上来阐述社会治理方案，所以，笔者把李觏的这个思想特征用“师古以用今”来概括：所谓师古，即表明其思想资源的获取；所谓用今，则表明李觏溯源于儒家经籍并不是全盘的复古，而是借古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论述李觏“师古以用今”的思想特征。
一、“以康国济民为意”：师古以用今之情怀
其实，李觏对自己思想的源头及思想的意义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他认为其溯及于儒家经典的根本目的在于“康国济民”。一方面，李觏在其论著中，多次表明“师古以用今”之情怀：
予幼而好古，诵味经籍，窥测教意，然卒未能语其纲条。至于今兹年二十四，思之熟矣。比因多病，退伏庐下，身无他役，得近纸笔，故作《礼论》七篇。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在乎此矣。[1](P5)
昔刘子骏、郑康成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终焉并序，凡五十一篇，为十卷，命之曰：《周礼致太平论》。噫!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2](P67)
泰伯闲居，有书十五篇。愤吊世故，警宪邦国，遐探切喻，辞不柔伏。[3](P214)
另一方面，李觏在上书给朝廷官员以推荐其论著时，也积极表明自己对儒家经典、言说解读的根本目的是“以康国济民为意”。
在《上孙寺丞书》中，李觏激烈昂扬地声明：“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4](P296)
在《上富舍人书》中，李觏说：“窃念觏资朴不美，其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好唯经，于当时之文，诚未有以过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达，历代之所不行者，尝用功焉。其志将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制为图书，以备施用。”[5](P278)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特征是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得以表现出来的，一为言，二为行。因为身不在仕，李觏满腹经纶却无法亲自实施其改革社会的主张，于是，著书立说之后，四处奔走上荐其治国之理想成为体现李觏“师古以用今”之情怀又一重要方式。
《李觏集》中收有李觏上书共计23篇，其中有14篇是向上级推荐自己的论著，如《礼论》、《明堂定制图》、《平土书》、《潜书》、《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希望自己论著中所提倡的策论能够被采用。比较典型的有：李觏曾向余靖推荐《礼论》，并受到了余靖的充分肯定，“李君秀才……所示《礼论》七篇，推进《礼经》，准的世教。派仁义，赞刑政，正其本于礼，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未工，导明王之要道。岂止独步江表，校声名于后俊者哉!开益蒙蔽，不胜降叹。”[6](P474)
另外，还有请求执事与自己面谈的上书，如：“昨日值明公衔命北方，往来数月，及节旄之至，则抱病邸舍，倦于趋走。幸今有间，辄尘点宾次。生平所著，贫无纸笔，弗及自陈，明公试引之座隅，徐观其用心也。”[7](P279)
李觏在上书的过程中，除了遇有范仲淹、余靖等赏识之士外，但也常常有遭冷遇的情况：
今夫卜相下艺，先民之所不齿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盖，名卿大人引领而愿见，若饥之食焉，以其能言己之祸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国家之祸福，而未尝有人欲见焉。门未入而人拒之者有矣，谒既上而辞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虽交而意不通焉。遇之以常人，问之以常事，一面而去，有如道路。”[5](P277)
在《易论》的结尾处，李觏有一段这样的话：“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8](P51)北宋士大夫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跃然于纸上，正是在这样的士大夫精神的支撑下，面对困难，儒家那种弘道精神在李觏这里得到鲜明体现，他说：“噫，道未行，速谤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9](P214)
对于李觏“师古以用今”之情怀，余英时先生也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与论证。“但他(指李觏)提倡回到三代却显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特色。第一是他根据《周礼》写出了《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他也许受到了孔子所谓‘周监于二代’和‘吾从周’的暗示，以《周礼》代表着‘三代’文化的最后结晶，因此在详细研究了这部经典之后，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这种认真的态度在同时代的人中是最为突出的。第二是他不仅有‘托古改制’的具体计划，而且还积极地向当世有影响力的士大夫推荐他的各种论著，希望获得施行的机会。……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在同一时代的儒者之中也是十分突出的。”[10](P265-266)
那么，我们随后就来分析李觏通过解读儒家经典阐述了哪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
二、“道不以权，弗能相济也”：《易》之解读
在儒家的典籍中，李觏着重于两部经典的解读即《易》和《周礼》，分别写成《易论》和《周礼致太平论》，他借着对它们的阐释来抒发其“康国济民“的思想。我们先来分析《易论》。
李觏认为，儒家经典《易》的意义不应如世俗鄙儒、宗教经徒用于“异端”，而是用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在《易论》的开篇，李觏如是说：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俗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筑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罼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11](P27)
而在《易论》的结尾，李觏写到：
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12](P51)
从认同“作《易》教人”到“使民宜之”，李觏忧国忧民之意识跃然于其中，那么，在从开篇到结尾，李觏究竟是怎样来表现这种忧患的现实主义精神呢?我们知道，李觏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到北宋的政治舞台上，但他与范仲淹、王安石的种种关系却也表现出了他地位的不平凡，而这种不平凡实则是通过他的论著得以实现的，而《易论》则是李觏通过读《易》来为北宋的变革寻求理论上的支撑，是李觏师古而用今思想特征的重要体现之一。
首先，李觏通过“常”与“权”这对范畴来阐述变之理。
常者，道之纪也。道不以权，弗能济也。是故权者，反常者也。事变矣，势异矣，而一本于常，犹胶柱而鼓瑟也。《履》九五曰：“羆履，贞厉。”谓履道尚谦，不喜处盈，而五以阳处阳，正当其位，是以危也。《豐》六二曰：“豐其羈，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谓处明动之时，爻皆以居阳位，又不应阳为美，而二以阴居阴，常为厥位，古幽而无现，不能自发也。若夫排患解纷，量时制宜，事出一切，愈不可常也。《益》六三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谓以阴居阳，处下卦之上，壮之甚也。语以谦冲，则罪可戮，用救衰危，则物所恃。故以此告公，国主所任也。[13](P41)
“常”为常规、常理、恒常、经常，它表现的是事物的常住性，即质的相对稳定性；“权”为权变、权宜、事变、反常之义，它表现的是事物的变动性。李觏认为，“常”一旦陷入了某种“不能自发”的境地而不采取“排患解纷，量时制宜”的权变之术的话，“常”的状态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在“常”面临问题时，采取变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李觏该思想的意义已经为很多学者所看到，如姜国柱先生说：“李觏的应时而变，通达权变，因时制宜的权变思想，是为当时的改革救弊的政治主张而立论的。”[14](P60)但李觏通过接下来论述的两方面来论证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则还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其次，用“过而能改”的君子之道来论证变之可能与必要。
或曰：“如此乎!祸福之犹影响也，何从而慎诸?”曰：“火之生也，一勺之胜；及其燎也，川流莫竞。是故君子慎乎始也。《节》初九曰：‘不出户庭，无咎。’谓为节之初，将整离散而立制度者也。故明于通塞，虑于险伪，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后事济而无咎也。初九曰“‘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谓居健之初，为决之始，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然则不慎而失之者，尚可及乎?”曰：“亦在人之明与昧也。明者则辩之于早，过而能改，故可及也；昧者则以智饰非，至于贯盈，岁悔无冀矣。……《讼》九四曰：‘不克讼，复即明渝安，贞吉。’谓处上《讼》下，可以改变者也，故其咎不大，若能反从本理，变前之明，安正不犯，不失其道，为仁由己，故吉从之也。……噫!过而不能知，是不智也；知而不能改，是不勇也。持疑犹豫，目以无害，古之亡国败家，未尝不以此也。”[15](P43-45)
君子慎乎始，但不慎而失之时是否有弥补过失的机会与可能呢?李觏解《讼》九四认为，“反从本理，变前之明”是不失其道的最好弥补方法。当然，李觏这里所指的君子并不是简单的普通个体，而是能“整离散而立制度者”，他所弥补的果实由此也不是个体的果实，而是对制度缺失的弥补，实际上所指向的就是有关国家制度的变革问题。
再次，李觏认为，国家制度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方式是救弊由变。当然，在变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小人的阻挠而使之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李觏认为，只要变者坚持，待到所有变革实施之后，阻挠者也会调整自己“以顺上也”。
夫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然民可与乐成，南于虑始，非断而行之，不足以有为矣。《巽》初六曰：“进退，利武人之贞。”谓处令之初，未能服令，故进退也，则宜用武威以整齐之，乃能成命也。《革》上六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谓居变之终，变道已成，则小人变面以顺上也。[11](P29)
综上所述，李觏借对《易》的诠释以肯定权变为历史发展之必然为基础，进而论证国家解决问题的“救弊”之术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应该说，这都是从理论上为北宋变革寻求理论支撑的探讨，其师古以用今的特征得到了鲜明体现。
三、“摭其大略而述之”：《周礼》的回归及对现实的思考
李觏研究《周礼》，不是把《周礼》作为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作为从中找出解决当前宋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办法。《周礼致太平论》有六个篇目，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对其意义进行分析：
(一)后宫的治理问题
李觏非常认同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他在《易论》的开篇中所谈到的就是君王的修身之道，在《周礼致太平论》中则以“齐家”为起点来谈“通变救国之术”。
李觏认为，后宫给君王乃至国家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今夫数口之家，犹以妇倾，或靡弊财用，或离析骨肉，速刑遭祸，至无可救者多矣。况乎后妃，同体于王，其次宾御，亦所爱幸，一发言，一举事，足以旋转天地，薄蚀日月，其为祸福，可胜言哉!贵则为骄，富则为侈……府库或为之空，刑赏或为之滥，奸邪或为之倡，忠良或为之剥，宗室或为之弃，冢室或为之易，帏薄或为之不修，社稷或为之不食。[16](P68)
他还以历史上的“未喜之放桀，妲己之杀纣”为例，来佐证其观点，即，君王的齐家应从后宫治起。那么如何来治理后宫呢?第一，教。“自古妇人之贤者，盖不易得。……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王宫者，不可不知礼也。如使后、夫人、九嫔、世妇、女御皆受教，皆知礼，德皆正，言皆顺，无冶容，无废功，无侈服，无邪道，则闺门之内，何有不肃?普天之下，何有不化?”[17](P69)其实，教育的问题是李觏一直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他在《周礼致太平论》中专门写了《教道》篇，依据对《周礼》的诠释，对北宋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李觏49 岁那年，国子监奏荐李觏为太学说书。李觏50 岁，被授通州海门县主簿，并继续担任太学说书。范仲淹在是年七月的《告词》中，称赞李觏说：“将仕郎试太学助教、说书李觏：……尔醇明茂美，通于经术，东南人士，推以为冠。自佐学政，逾年于兹，孜孜渠渠，务恪厥守。……尔其悉心使诸生羉羉兴于廉让而服于教训，则其善也。可特授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散官如故。”[18](P466)第二，“使之分职于内，而附属于外。”李觏认为，把后宫嫔妃纳入到官职体系中，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能做到“有职则当奉其法，有属则当考其功”，便于管理；二是能实现“天子无私”，“天子所御，而服官政，从官长，是天子无私人。天子无私人，则群臣焉得不公?”[17](P69)
李觏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来谈后宫的治理问题，除了因为受儒家修、齐、治、平理念的影响之外，从他在论述过程中所引用的汉、唐之时的例子来看，汉唐后宫扰乱朝政的现实对李觏触动很大，而宋初党争比较严重，皇室内部的党争也往往与后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治理后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化解或者是缓轻党争的一种较好方式。
(二)国家的财政问题
李觏在《周礼致太平论》中写有《国用》篇——这是《周礼致太平论》篇幅最长的一篇——以讨论国家如何获得财政收入，如何管理财政。
关于国家财政的收入，李觏认为民众的“贡”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基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数事，贡草木；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牧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凡无职者，出夫布也。”因此，只有民富才有国富，“民用富而邦财丰者乎!”[19](P78)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民富而国富呢?
若余夫、致仕者、仕者、贾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则是人无不耕。无不耕，则力岂有遗哉?一易再易，莱皆颁之，则是地无不稼。无不稼，则利岂有遗哉?[20](P81)
李觏非常关注农耕的问题，他除了专门写有《平土书》阐述其井田制外，还在《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国用》第五、六、七篇中，对如何分配土地给官员及百姓，政府如何为农耕提供较好的物质条件如梨地用的耦等问题，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意见与建议，主张“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兴材征，以济经用”。反之，对那些不进行耕作的人，要进行处罚，这种处罚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受，死后还是要受，“今田不耕，非直罚以屋粟，又死后祭无盛也。……今宅不毛，非直罚以里布，死后又无椁也。蚕则得帛，不蚕故身不得衣帛。绩则得布，不绩故死则不为之着衰，以罚之也”[20](P81)。李觏此策论的提出除了是针对北宋时期统治者广占土地、剥削百姓的现实之外，还针对释、老之徒，“今也释、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为缁焉，为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为役者，无虑几百万。广占良田利宅，微衣饱食，坐谈空虚以诳曜愚俗”[21](P138)。
国家财政收入问题很重要，而财政的支出问题同样不可忽视。“苟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则哀公云‘二犹不足’，《公羊》谓‘大桀小桀，诛求无已’，怨刺并兴，乱世之政也。”[22]李觏花了大量的精力探讨国家的经济、财政问题，除了经济是国家之根本外，其重要原因还在于当时北宋王朝的财政支出骤增，骤增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出现的冗兵、冗官状况。兵员从宋初的四十万左右猛增到仁宗皇佑年间的一百二十五万人，官僚阶层也因科举、恩荫等途径而日益庞大。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到仁宗时内外属官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后则增加到三万多人。因此，李觏主张，国家财政的支出要有比较规范的制度，“一谷之税，一钱之赋，给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国安财阜，非偶然也”[23](P76)。支出情况也要有清楚详细的记录，要定时检查、核对：“虽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受贡献，备常赐之职，皆属于大府。属于大府，则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职内之人，职岁之出，司书之要，贰司会之，钩考废置，诛赏之典存焉。如此，用安得不节?财安得不聚?”[24](P76)
李觏的《国用篇》是针对当时北宋王朝的实际财政问题提出来的，它的这些探讨，对王安石产生了巨大影响，“《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国用九》、《国用十一》、《国用十五》所阐述的思想，与熙、丰新政中的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极其相似”[25]。
(三)官员的任用问题
北宋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之弊政与科举取士之流弊，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庞大的官僚群不仅自己高官厚禄，而且是恩荫子孙，世袭相传，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种现实状况，李觏借鉴于《周礼》，在《周礼致太平论》中写有《官人》一文，提出了自己对政府选官、用官的观点。
第一，官员的选用问题，北宋官员的选拔有两种途径：一是恩荫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按照权贵的政治地位授给予其子孙亲戚官职的一种恩惠制度；一是科举制。恩荫制度使大批冗官、权贵及其衣冠子孙都能享受各种特权和优厚的待遇，他们兼并土地，无限占田，既免征赋税，又不服徭役，对百姓对国家均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古之贵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承平滋久，仕宦繁，况朝臣之先，又在赠典，一人通籍，则旁及兄弟，下至曾孙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门方系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为今之民，盖亦难矣。”[26](P312)而凭一纸空文的科举及第而做官的人则“但行文书，不责事实。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犹不知非”[26](P308)。李觏认为：“彼色厉内荏，言行不相顾者，滔滔皆是也，非久与居，胡能赌其真伪耶，久与居者，非邻里乡党而谁邪?”[27](P103)所以，他提出由乡大夫到州长、族师、闾胥、内史、天府等的一级一级向上的举荐，其标准是人的德行。这实际上就是汉代后世所极为倡导的“察举”制。
第二，提出了“量能受官”的试用制。
凡贤者，能者，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苟非试其事、考其功，不遽与之爵禄，则旷天官败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所谓官之者，使试守也。尧，舜岂不圣?而试臣以职，慎之至也。若是，则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啬夫之印绶，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辱战?[28](P104)
第三，提出了官员的考绩制，主张明黜陟。李觏提出要以实际才能、实事实功来选任人材，论功过赏罚，不论资排辈，按贤否升降，不按门第升迁。要严格执行论功对于官府中的百官，要在旬终、月终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又要考核其一年的冶状，这不仅仅责之，而且要看其“有功无功”，而决定其废置，有功而置者进其爵禄，无功而废者退其爵禄。到了三年，要进行一次总的考核，“岁计曰会，月计曰要，日计成。凡百官府，旬中月中，皆考其治状，若治不以时举者，宰夫以告冢而责之。至于岁终又考，非直责之而已，其有功无功，司会以诏冢宰，冢宰以诏王而废之。置者进其爵，废者退其爵也。及三岁，则家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也。”[29](P105)
应该说，作为一位忧以天下的士大夫，李觏各种策论均是针对北宋当时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对于儒家经典的回归是其论述的基本依托，这种依托是北宋儒学复兴的重要表现，而这种论述的意义已经为学界许多所认同，即李觏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新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种意义我们可以用“师古以用今”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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