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代翻译理论认为，思维活动是翻译的基础层次。把翻译研究提升到思维科学的高度始于近代西方。加拿大学者让·德利尔认为翻译是思维活动，要做好翻译，首先需要依赖较好的语言能力，但同时又需要有广泛的社会知识。前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认为翻译是一种心理过程。在我国第一个真正系统地对思维和翻译进行探讨的是董史良，他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中指出，翻译毕竟是人脑的思维活动，离开了人的思维，就无所谓翻译。阎德胜也指出，翻译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思维活动，翻译的过程是思维的过程。
翻译过程从语言始，又以语言终。然而，语言只是外化的思维载体，思维借助于语言来实现并对语言起决定性的作用。翻译者依仗分析与综合，运用概念判断与推理获得对原语（SL）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外化为目的语（TL）表达。翻译思维的外化可用图表说明。
从以上图式我们可以得知，翻译思维的全过程，正是译者运用具有概括性和间接性的符号系统（SL和TL），根据SL语义和语法信息，进入TL概念网络结构，经过分析与综合，激发为TL语词，又经过选择，进入TL句子转换与 TL句段组合，从而外化为结构规范及表现艺术化的TL译文。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思维必将主导甚至决定翻译的过程。译者总是以自己的概念系统、思维模式来把握原文，并把原文纳入到自己的理解和期待视野之中。对于翻译实践中的错误现象，翻译研究总是把这类问题归结为译者的胡译、乱译或错译，而没有认识到译者时常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思维盲区”。译者往往无法打破并超出自己原有思维定向而陷入了无知境界。要克服这种症状，译者只有通过各种方式消除思维惯性，突破各种思维定势，才能拓展有利于创新的思维视角，并挖掘出潜在的思维能力。
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思维活动是翻译最根本最隐蔽的深层活动，贯穿翻译的全过程。思维活动的规律及其内容制约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目前对翻译思维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是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思维的特征和个性方面研究翻译中的种种翻译现象根源。
二、翻译思维的种类和特征
思维是指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根据思维科学的分类标准，翻译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灵感）思维。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指以语言为工具、运用逻辑形式来进行的思维活动，是翻译创造的根基。翻译者运用他所掌握的语法概念判断句中词项与词项、句子各部分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以推断语义，构建总体的语义结构。形象思维主要指依仗事物表观现象的思维活动，是翻译创造的翅膀。任何文体都需要形象思维，翻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离不开用形象思维来进行思维活动。特别是文学翻译者，他们要通过形象思维来再度塑造原作构建的典型环境、情节和性格。科技翻译实际上也需要进行形象思维。例如，在翻译有关设备的技术资料时，未必有机会见过这类设备，即使能见到整体，也未必能将零件一一
拆卸而直观其各种物件。译者就得依据原文中所提供的信息建立起总体构思，设想整套设备的构造和运行状态，然后用译语描述出来。直觉思维是翻译创造的主体，灵感是翻译创造的集中体现。直觉思维是最接近人的心理机制（包括长期积累的感知经验、对客体触媒能产生随机应变的潜意识，可以驱动行为包括言语行为的感悟或顿悟等）的思维形态。我们常说的语感就是直觉思维的表现。灵感是借助直觉和潜意识活动而实现的认知和创造。它往往能导致艺术、科学、技术的新的构思或新观点的产生和发展。优秀译文的“神来之笔”，有的就是出于灵感或顿悟。灵感不是神灵之感，而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之花。译者的灵感来自生活体验、翻译实践、渊博的知识、语言文字修养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直觉或“灵感的火花”无论在理解抑或在表达阶段都可能迸发出阿基米德解决“王冠之谜”的那种爆发力。翻译中不仅需要有抽象思维，还必须调动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它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心理”的语言思维活动，是在三个平面上进行的。
三、思维的差异和个性
思维能力从宏观上讲, 取决于民族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民族心理意识过程、民族区域性特征以及自然条件的影响; 从微观上看取决于个体的接受、存储和输出能力, 具体标志为思维的广度、深度、灵活度、敏捷度、逻辑严密程度、独立性程度、批判性程度、想象力程度、灵感诱发程度和创造性程度等10个方面。
1.东西方思维差异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区域不同，感官涉及的思维空间不同，历史长河的渊源不同，民族文化不同，这就导致了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的民族特征反映在其物质载体—语言上，就是语言的差异。东方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影响, 而西方是基督教文化。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而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分析、重个性。东方人是经验思维、圆型思维且擅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人是逻辑实证性思维、直线型思维且善于抽象思维。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例如: 汉语形容一个人穷常用“一贫如洗”来表达，而英语则是“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中国人说“立交桥”头脑中首先出现的是“桥”的概念，英美人却说“flyover”或“overpass”,只把
它当作是一种从头上凌空跨越的物体，反映出不同的思维方式。
由于东西方存在很大的思维差异，不同的译者对同一作品的译作是不可能一样的。例如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既有本国杨宪益和戴乃佚夫妇的英译本，又有霍克斯（David Hawkes）和敏福德 (John Minford) 的英译本。在第六回里刘姥姥说“谋事在天，成事在人。”杨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 霍译：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们把“天”视为自然界的主宰，佛教、道教、儒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两国，人们都信奉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所以，一个译成 Heaven另一个译成God。
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异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模式的差异也是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一个主要因素。“汉化英语”与“欧化汉语”常常可以穷根究底到思维方式问题。只有充分了解了东西方思维差异，才能使译文更准确、地道，以至不闹笑话使译文“貌合”却“神离”。
2.个人思维的差异
同一民族不同的个人之间由于所处的时代、接受的教育、知识结构、社会或工作环境、文化素质和认识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造成每个人的思维角度不同。人们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判断、解决同一问题的。这一思维模式的差异使人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解。例如“Why do we say the river is rich?” “Because it has two banks.” 这是英语语言游戏，其关键词是双关语“banks”。如直译成：“为什么说江河富有呢？” “因为它有两个河岸/银行。”这样的译文不但没有译出原文的语用意义，文字幽默诙谐也会丧失殆尽。有人可能会从“江河”联想到“鱼”，创作了以下的译文：“为什么说江河富有？”“因为它年年有鱼（余）呀。”有人可能会从滔滔的江河联想到源源不断的“水”，于是得出译文：“为什么说江河富有？”“因为水多呀。”
莎士比亚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警策之句：Fair is foul and foul is fair. 朱生豪、卞之琳和方平三位翻译名家的译文就各有千秋。朱译：美即丑恶丑即美。卞译：美即丑，丑即是美。方译：祸即是福，福即是祸。
培根《谈读书》就有多个译本，如此句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王佐良译：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疗运范译：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王楫译：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摭拾文采，可以增长才干。周仪译：读书予人乐趣，赋人文采，长人才干。王佐良的译文可说惟妙惟肖，把首句的简约、气势和修辞都译了出来，其他几个译文与之相比都有不及之处。
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是十分正常的。常有这样的现象：同一原作的的几个译本，在基本意思相同的情况下，表达各具特色 — 有的文采飞扬，有的语言质朴，有的多用长句，有的则用短句等等。翻译的多样性产生于译者思想中存在的先行结构和前理解的不同和对原文的不同的审美感应以及智能差。由于各人思维不同，理解各异，导致译法不一，产生林林总总的翻译现象和各具特色的译文。各人才智有高低，思维能力各不同，影响译文的表达及优劣程度。译作是译者的一面镜子，什么样的译者只能译出什么样的内容和什么样风格的译品。所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高智能的思维科学形式和艺术再创造活动，涉及翻译者这一主体的全部人格、情感、知识修养和才智的协同与配合。思维在翻译活动的诸多心理因素机制中占有中心位置。思维能力既得自于遗传天赋，又有赖于后天的培养和训练。译者不仅要充分了解东西方思维差异更应培养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思维方式审视问题的能力，使自己具有语言的感悟力和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富于情感，审美的判断力和艺术的敏感性。这些都是翻译创造活动成败的关键。翻译不能机械照搬，方法和技巧更要求译者能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佳译、劣译都是人心智活动的产物，译者时常要乘着思维的翅膀，去翱翔原作构筑的时空。为此，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须从以下几点综合培养：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主客体意识、增强形式逻辑观念、加强本族语深造、拓宽知识面、掌握常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勤学多练等。翻译的质量与思维活动水平有关，与人的总的智能水平有关。通过研究译者的思维活动对翻译的影响甚至起主导作用，表明翻译活动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思维活动息息相关。翻译思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它必将成为译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有巨大价值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