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众传媒的急剧变革，对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刺的影响。为了适应环境和时代的变化，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变革；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001—08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中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前沿性课题。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是少数民族成员个体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就社会系统而言，它是政治共同体塑造少数民族“政治人”的过程。反过来，作为政治公民的少数民族“政治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的巨大作用，又使得人类的政治共同体成为一个利维坦式的政治熔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大熔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政治熔炉能够促使每个新成员形成政治自我，从非政治人转为政治人”。对于社会变革中的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来说，政治共同体如何模铸合乎现代要求的少数民族政治人就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图跳出时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变革社会中的指导性社会化为界分限度，对政治控制场域中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力求维持或延续政治秩序中的软秩序，探讨政治熔炉情景下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
一、社会变革呼唤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
变革是指事物发展的一种状态、一种形式，它是对事物的改造和革新。而“社会变革”主要是对现存的社会结构或体制进行局部性改革，是定向性的社会变迁形式。目前，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它意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由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变，由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转变。这些变革必然引起了文化、经济、政治、交往方式、传媒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震荡以及传承政治文化的艰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运行。随之而来的是：少数民族成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积极趋势的同时，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政治信仰缺失，政治认同开始出现危机，而这又势必影响和制约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
(一)政治文化变革的多样化
政治文化的变革在社会变革时期的转变中是首要的因素，有学者曾说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变革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在转变中从统一的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和容纳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充分体现了主流政治文化鲜明时代特征，实现了政治统治价值观的深刻转变。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有利于少数民族成员主体性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的充分发挥。然而，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确定的同时，由于历史复杂性原因，一系列传统政治文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政治亚文化广泛存在并与之冲突，各种民族主义、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习俗等充斥着主流政治文化，使政治文化在变革时期呈现多样化趋势。再有主导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也在摩擦和冲突中发展，而由于两种文化是同一时代下不同性质的文化，既有某些可借鉴东西，然而更多的是有害于主导政治文化传递和发展，并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渗透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之覆灭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因此，这就给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带来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少数民族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接受和认同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合格政治角色。
(二)社会经济变革的市场化
我国经济变革主要内容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有利于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社会化。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旧体制下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东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社会的不和谐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评价，影响到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的信心。如“在那些平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地区，或收入增长明显比其他地区慢的地区，人们往往普遍存在不满的情绪。他们会认为他们的状况是中央政府不够关心造成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东西部地区都会滋生不满情绪。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有些人把西部地区的落后和贫困归结为是中央政策的倾斜或制度安排不当。甚至有人认为，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各少数民族地区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和先进民族地区输出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得到的只是低廉的报酬。而发达地区通过对这些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加工、深加工利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其实是不等价交换。
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已十分严重，必将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
(三)政治变革的民主化、法治化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确定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新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在保持政局总体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深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了加强和完善，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权威得到了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人权保障不断加强，少数民族成员的参政议政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这一切都有助于少数民族成员对政治体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推进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的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因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制度仍不完善，民主化水平仍很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暂时无序，
有些民族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各民族利益集团的分化重组，使商品经济的某些原则向政治生活渗透，个别民族地区的政府官员、党员干部利用改革之机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感下降，阻碍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
(四)交往方式变革的全球化
当代人们活动范围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已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愈益密切。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整个世界则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成为了一个高频率使用的词汇。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也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解放，坚定了民族地区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因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扬眉吐气，在国际交流中获取的正面成果。也使他们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加拥护，这一切都有助于推进少数民族成员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的西化、分化的图谋。尽管冷战的结束使旧的意识形态划分已经终结，但海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仍然妄图利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利用“民主牌”、宗教以及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对我国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化，企图把我们沦为他们的附庸。主要表现在对所谓的“西藏问题”、新疆境内外“东突”恐怖事件和内蒙古的所谓“三蒙统一”等民族分裂主义的支持。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方面发展还不成熟，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完全充分展现的情况下，这些破坏行为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我们必须认清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
另外，被称为是继传统传媒(报纸、广播、电视)之后新兴起的“第四媒体”网络的方兴未艾，它对少数政治社会化也有着巨大影响。它扩大了少数民族成员的知情权，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参政兴趣、参政意识，这有利于政治文化的传递，它不仅给予我们政治生活带来无尽的便捷，也会严重阻碍我们政党的政治生活，主要表现在：随着我们运用网络便利吸收政治文化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反动宣传同样如此便利地疯狂向我们袭来，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会在网络传播中盛行，扰乱少数民族正常的政治思维、阻碍其成员正常政治社会化、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安全。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的运作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撑；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既不是“卡里斯玛”，也不是神授，而是世俗化的法制权威，而这种权威来源于公众的同意。至此，如何维持少数民族成员的“一致”与“同意”就成为现代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任务。而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程度反过来又影响这个社会的政治体系的运行。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努力使少数民族成员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并与之相协调，就成为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迫切要求。
二、社会变革中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宏观治理环境的营造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政治社会化与社会的环境是辩证统一的，环境制约着人的政治社会化，人的政治社会化反过来又强有力地影响着环境，“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政治社会化场域，环境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对每一个人来说，政治文化的获得，政治行为的产生都是其所在环境作用的结果。”当前，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媒等宏观方面。因此，要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水平，就必须首先从以上方面着手营造良性的治理环境。
(一)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之挖掘与主导政治文化之融合
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政治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亲和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特定的政治文化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契合，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就越明显。因此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成分，注重它与主导政治文化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是重视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比如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中所蕴含的努力生产观、公平交易观、合理分配观、适度消费观等有助于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的劳动热情，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他们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和力量，形成他们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崇尚劳动、注重创造的价值观，从而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激励机制，为有效实现他们的政治社会化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教育文化中所蕴含的义务教育观、两性平等受教育观、终身教育观等对于提高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素质、充实他们政治社会化的个体素质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伦理文化中蕴含的保证社会正常运动、和谐发展以及团结协作的社会伦理规范观对于加强各民族团结、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重视民族文化交流在民族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并不是自古就有的，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和民族政治发展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现代民族群体文化交流的增多，民族交往和民族政治关系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民族群体文化交流能够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在现代政治文化交往中成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名片和交流对话的资格，民族群体文化交流和民族政治关系发展是两个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问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特定的政治文化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契合，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就越明显。
(二)加快民族经济发展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根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社会化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速度较快，社会成员从发展过程中普遍受益，则社会成员就容易接受和认可政治体系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就容易取得成效；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速度较慢，收入分配不公，失业现象严重，政治社会化就不容易取得成效。对我国少数民族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树立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向相一致的意识观念，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夯实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物质基础。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经济需要先于政治需要，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人们就不会有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愿望，由此而决定的观念形态就会使民主政治遭受冷遇。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是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民主政治、政治热情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写照。
当前，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水平从许多方面影响和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效果。因此实现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就国
家而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为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要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少数民族成员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最后要特别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中的领导组织作用。
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中，政党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它以其意识形态、理论纲领和方针政策影响成员和选民，从而实现成员广泛的社会化。著名政治学家罗斯金深信，“政党在将利益集团整合进社会的同时，也教育它们的成员如何玩政治游戏，政党将公民介绍给候选人或者当选的官员，从而让公民觉得他们也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进一步深化其在政治体系中起作用的感觉”。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政党的作用时也强调，政党必须掌握思想政治领域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能力，主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阶级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政党在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宗旨、重要内容和总体方案的制定以及组织实施上，必须承担起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以助于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既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实施有效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前提。政治文化的成功社会化，与民众对此种政治文化的传播主体的信任密不可分。任何一种政治文化，只有在先进分子的实践中凝聚为一种稳定的信仰特征，才能生发出感召民众的魅力，最终内化为民众的信念。因此，实现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当以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公信力为要务。为此，民族地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并身体力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揭示了党的本质和执政理念，是人民利益价值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统一，是维护政治合法性、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民众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归依感的不竭动力。只有切实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利益价值取向上强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基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三者的统一，从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方式的取向上夯实合法性基础；开发、整合社会资源，从拓展合法性基础的取向上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如此，党才能真正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忠实践行者，也才能真正成为主流政治文化始终如一的领导者和传播者，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光辉形象才能得到充分展现，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也才能得以提高。
(四)完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体制建设。健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保障机制。
政治社会化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作保障，这是政治社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民族个体成员政治社会化的目标就是培养和塑造出能够适应现行政治生活的民族成员。从政治文化发展层面上看，首先应表现在大多数民族成员权威心理的变化。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鲍威尔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即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倾向逐渐从宗教权威、民族或家族权威、地方性权威等类型转移到世俗的、公民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上来，最终由“草民文化”、“臣民文化”实现向“公民文化”的转变，形成普遍的国家政治权威的认同心理。这个过程，需要培养少数民族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
影响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意识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文化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关键。只有建立了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力的现代政治制度，才能有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民主政治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进步。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着弊端，影响了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有效性，虽经数十年的改革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政治体制仍然显得很不完善，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仍然以陈旧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显然不适应少数民族有效政治社会化要求。因此，要提高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就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建设。首先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扩大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监政的机会和范围；其次要加大地方法制建设力度，努力实现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最后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保障机制，它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的利益表达和吸纳机制、民族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合理有效的教育宣传机制。
三、社会变革中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具体治理模式的建构
在政治控制场域中，政治社会化有效治理的任务除了要在宏观上营造良性的环境，还须在微观上建构一个宽广且行之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模式。只有如此，才能使主流政治文化在公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促使公民在改革进程中渐趋于一致和同意，模铸为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合格政治人，最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具体治理模式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建构：
(一)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的立体网络结构
政治社会化以获得相应的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为前提，而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要得以广泛传习，必须借助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组织、社会(包括社区)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以及专门的政治输入输出机构等众多的渠道和媒介。这些渠道和媒介构成立体交叉、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其彼此之间在政治信息和政治文化问题上的态度的一致性，能够形成合力，确保社会政治文化的长期稳定以及政治文化传递的连续性。任何单个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其功能都是有限的，单单依靠自身进行政治社会化，努力的成效有限。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震荡，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洗礼而凸显新的情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渠道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网络，但这些机构所发挥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还参差不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承担主角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家庭，正在或已经失去往日的光环；日益壮大并给传媒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互联网，尽管对人们生活方式、信息接收传输有着巨大影响，但其规范程度却十分有限，其自身的低控制性特征制约了社会化功能的发挥；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流于形式，没有结合少数民族普遍关心的具体问题；民族地区的社会团体虽在蓬勃发展但却未能得到有效的调控，非但对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未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部分政治输入输出机构泛于“假、大、空”，影响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效果；各渠道间也缺乏系统的整合。政治社会化结构似乎呈现出一种散乱状态，离一体化网络结构还有很远的距离。这种状况的存在是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社会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必须构建一个
立体网络系统的政治社会化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化机构流于形式的现状。当前，除继续保持家庭、学校、政党、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发挥之外，还必须激发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各种中介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潜能，积极培育民族地区的公民社会，把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与各街道办事处，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等有机联系起来，切实形成推动政治社会化健康发展的合力。
(二)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形式，是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其政治态度形成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它内含着政治态度养成所需的诸多重要成分，可以训练个人参与政治的技巧，教导人们获取政治知识的方法，引导人们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了解政治的正式结构及政府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等等。阿尔蒙德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比未受过教育或受教育较少的人相比，前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到政府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对政治更关心，对政治领导人的情况更加了解，并表现出更强的政治能力。这表明，政治社会化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具有统帅、服务和保障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政治社会化具体工作的展开都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下进行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提高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坚持把育人放在首位。必须要尊重、关怀、理解、信任他们，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的特殊性，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方法；二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反对民族分裂相结合”的原则。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理论素质总体情况是好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并向好的方向发展，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衷心拥护和赞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他们理论教育不能仅仅告诉他们关于正确与错误观点的结论，更要注重从具体理论和观点的社会意义上讲透其正确与错误的原因，以及辨别的方法。引导他们在平时的劳动和生活中认识历史和现实，深刻感受和理解党的历史使命和自身的社会责任；三是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首先要使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生活一体化。贴近生活和实际就是从他们实际生活需求出发，帮助处理好与社会、与他人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四是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原则。少数民族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和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少数民族勤劳、善良、热情好客，能歌善舞以及质朴，对人真诚，勇敢、团结等优良品质，他们继承了本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思想教育过程中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以上的特点，要不断的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制定出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法。
(三)拓宽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渠道
民族个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既是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程度的衡量指标，也是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政治参与的内容、形式、性质及程度各不相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逐步完善，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参与国家治理和政治生活的广泛权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参与渠道狭窄，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明显不足。
从总体上讲，受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影响，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一元同构模式使我国政府的政治治理以牺牲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为代价。克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政治治理逻辑，正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无所不在地支配社会、社会附属于国家的国家本位特征的体现。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中，传统的弱性政治参与根深蒂固，参与渠道十分有限，特别是少数民族很难介入到国家治理层面并有效地影响国家政治。尽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利益格局的影响，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获得了发展，但仍还不够成熟、完善，无论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还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较长的距离。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状态、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能力低等政治参与的现状严重地延阻着少数民族政治民主化的最终实现、延阻着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参与技术的普及以及各级领导成员对少数民族公民参与的认同等，都离不开社会生活场域中政治参与的实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治理，必须着力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公民政治参与。为此，一要加强少数民族民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为少数民族成员参与政治生活提供程序化的制度机制；二要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积极培育民族地区的公民社会；三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建设民族地区电子政府，加强少数民族成员与政治体系的沟通和交流。最终形成广泛的民主参与路径，为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提供畅通的渠道。
责任编辑 石 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