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新的《论语》译本不断涌现，而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学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论语》英译 翻译 诠释学视域 传统 跨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46；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57-08
经典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基石。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入华以降，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已蔚为可观，中国经典的西译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处境中，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日益频繁，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自主性不断增强，汉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范式。旧有的译本无法满足新的文化处境中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需要，重译中国经典的呼声也因之越来越高，这反映了西方汉学界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界重新建构自身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经典的重译应该也必须建立在对已有翻译检视的基础之上。笔者近期参与了“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项目，①有机会比较全面地接触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论语》英译本，本文首先对《论语》英译的历史作简单的回顾，结合对《论语》英译不同翻译模式的考查，反思翻译之理念及经典翻译中的“中外”及“古今”双重诠释视域，并进一步思考由此生发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及经典翻译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
一、《论语》英译概况及不同翻译模式
孔子可能是西方世界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论语》也一直是西方世界了解儒学和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早期的《论语》译本是耶稣会传教士的作品，以拉丁文和法文为主。
一般认为，最早的《论语》英译本是1809年的马歇曼（Joshua Marshman）译本，但严格说来，最早的英译本出现在1691年，是由无名译者自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7年的拉丁文译本转译的，因其对《论语》处理的草率而往往不被提及。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691年至今，一共出版过51个英文译本（含节译）， 本数据截至2013年，最近的英译是2011年出版的David R. Schiller 译本。其中欧美译者翻译的34种，中国人或华裔译者的译本17种。无疑，这个数目还在不断增加。按照译者身份和翻译模式的不同，可以将这些译本分为三种类型（当然，分类的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传教士译本、学院汉学家译本、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新译本。虽然这三种类型在时间上呈先后次序，代表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也不乏交叠之处，其划分的依据主要是翻译理念而非时间性。因为《论语》和汉学的紧密关系，这三种类型的译本也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汉学研究范式：传教士汉学、汉学家汉学、当代文化处境中的新汉学。
早期的传教士译本除以上提到的两种以外，比较著名的还有1828年的柯大卫（David Collie）译本和被称为最后一个传教士译本的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译本（初版于1910年）。而其中最有名和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理雅各是苏格兰传教士，1840年在马六甲开始传教生涯，初任英华书院的助理，后任院长，1843年随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在马六甲期间，理雅各已经开始研习中国经典，着手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1861年，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在香港出版，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其后至1872年，又陆续出版了包括《孟子》《书经》《竹书纪年》《诗经》《春秋》与《左传》在内的第二卷至第五卷。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在系统性和学术水准上全面地超越了前人，成为汉学经典译作之标杆。在理雅各之后出版的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译本（1895年）也可归于传教士译本之列。
传教士译本的主要特点首先在于其翻译的目的和译者传教这一“使命”（mission）相关。他们翻译中国经典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兴趣，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传教的需要，通过了解传入国本土文化，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的声音。正如马歇曼在其译本序言中指出：“译者非常渴望他的同胞们能学会这种语言，从而能够彻底调查研究中国文学及其古代作品，并最终向中国人介绍闻名西方的科学发现——最重要的是向中国人介绍《圣经》的纯洁和完美”。 Joshua Marshman，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o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vol. I，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09.在理雅各看来，一个传教士“只有精通中国经书，只有调查研究中国圣人所奠定的全部思想领域，并从中发现人民的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他才能胜任他的职位”。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3.这决定了传教士译者的诠释学视域是基督教神学，在理解和解释中国文化时采取了“以耶释儒”的策略，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归化”。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文化适应”或将基督教“本土化”，曾采取过“以儒释耶”策略，两者共同的前提是坚信基督教信仰是唯一的普世真理。这种诠释学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孔子和儒教文化的评价，也决定了他们对术语的选择和对译文的处理。传教士们试图把《论语》纳入基督教神学的解释体系，运用基督教的术语和观念解读孔子和儒家经典。事实上《论语》也的确被以类似圣经的方式编排和阅读。柯大卫在其前言中声称他“偶尔采用了对于宗教和道德方面基本错误的点评来认真修改和解释原文……译作可能仅仅是对那些在大学里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有些用处，不仅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一些英语语言知识，尤其是还能引导他们认真反思那些最为大家所推崇的圣人所犯下的致命的错误”。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 by the Late Rev. David Collie， Principle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28， p.i.理雅各在1861年初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中对孔子评价也不高：“我不会将他称为一个伟大的人”，并预言“中华民族对他的崇拜将会快速而全面地消退”。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I， Hong Kong： At the Author’s， 1861， p.113.虽则在1893年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中，理雅各修正了对孔子的评价，认为“他是个相当伟大的人，他的思想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他的教导对于身属基督教会的我们以很好的借鉴”，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3， p.111.但他仍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发现并验证基督教的真理。理雅各深信孔子的伟大和基督教的真理并不矛盾，用今天的话说，传教士心目中的中国圣人最多是“匿名的基督徒”。因此，西方读者眼中的儒家文化无非是有待归化和启示的次等文化，其存在的价值无非是基督教真理在异教中存在的佐证。这种翻译模式体现了汉学中的东方主义，直接影响了早期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