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同时集儒、释、道于一体；英语文化则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红楼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因素。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对这些文化因素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那么，促使两译者做出不同处理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文章从权力话语理论视角进行探讨，认为翻译工作者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使者，应该尽量保留原文的特色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享有应有的话语权。
[关键词]《红楼梦》；权力话语；中国文化传播；宗教文化
[作者简介]邓红顺，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株洲412007；龚建平，湖南信息职业学院编审，湖南长沙412000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8－0158-04
《红楼梦》被看作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字里行间渗透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色彩。其中涵盖了丰富的与儒、佛、道文化。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和约翰·阂福德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对于书中的宗教文化，杨译与霍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杨译注重的是对原作的忠实，并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形象，体现了鲜明的佛教和道教文化色彩：而霍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的传统习惯和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及其审美特点。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取向。笔者将从权力话语理论视角就这两个译本对宗教文化的处理策略进行对比性阐释与解读。
一、中西宗教文化差异
宗教是人类意识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观念体系(含教义、教规、经典、宗教心理情感体验等)、崇拜对象、崇拜场所、宗教组织以及一系列崇拜仪式的总和。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多元并存的文明古国，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的和平共处的态度，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同时深受佛教教义“空”的影响，是集儒、释、道于一体的精神文化，儒家的“仁义忠恕”的行为准则，道家的“自在元为”、“复归于朴”的道德理想和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学说教义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宗教文化体系。在西方，宗教在经历了多神信仰阶段后，逐渐朝一神崇拜发展，基督教成为真正代表西方人的宗教。基本的宗教观念是信奉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英语文化系统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灵魂得救”是它的一个主要无文本。中国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封闭内向与自省反思的鲜明特征。其中的“天人合一”、“万物皆一”、“世界皆空”等思想理念与西方文化那种对上帝的绝对服从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心理是截然相反的。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以“天为宗”，以“究天人之际”为务，以“安身立命为本”，把人生价值归结为对“天道”或“天命”的表现和产物。强调“天人合一”。受这种哲学思想影响。“天”成为了中国宗教文化中经常出现的文化意象。在西方，上帝是最高的价值源泉，基督教的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圣经》鼓励人们轻视现世生活。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上帝，听从上帝的召唤，以追求永恒的超世的价值。西方宗教观所理解的上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惟一主宰，因此，“上帝”是西方宗教文化中典型的文化意象。
二、两译本对宗教文化的处理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成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蕴含了丰富的儒佛道思想，其内涵是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思想的融合体现。首先体现在人物创作方面，小说开篇两个故事中的一僧一道是全书的线索人物。男主角贾宝玉最终出家为僧，惜春最后以佛门为归宿。此外。出家的柳湘莲，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妙玉，都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这些都说明曹雪芹在创作中流露出的佛学思想。另外。小说对宗教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如第十三回禅僧和全真道士为超度秦可卿亡灵所做的法事，第二十五回马道婆施法术令宝玉、王熙凤二人中魇魔邪术。第二十九回贾母率众人到清虚观打醮等。在语言方面，蕴涵佛道思想的语言在《红楼梦》中也俯拾皆是，如“斋戒”、“菩萨”、“神仙”、“醍醐”等等。《红楼梦》英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斯(DavidHawkes)、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翻译的The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和杨宪益(Yang Xianyi)、戴乃迭(Gladys Yang)夫妇翻译的A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对这些语言作了不同的处理，杨译本在语言上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因素；霍译本中很多地方都把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转化成了西方人更为熟悉的基督教文化。
例如，第一回中《好了歌》的寓意颇为深刻，点出了世间万物皆空的佛教幻境，它是全书的“灵魂”。其中第一句是“世上都晓神仙好”，“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道教主张“元为”，认为“天、地、人”合而为一。道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为超脱凡尘，修道成仙，长生不老，人死后都渴望升天、成仙。杨译本采取异化策略(把“神仙”译为“immortals”)，较好地向英语读者传递了中国人追求长生不老(immortal)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但是根据基督教的说法，人们生来是有罪的，所以要不断地赎罪以求上帝拯救其灵魂。霍译本中的“salvation”中文之意为“拯救”，这是基督教“圣徒”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霍译本以基督教的原罪说及灵魂的救赎(salvation)取代源语中的道教文化，将原文的道教形象变换为基督教的“圣徒”，因而其译文便大大削减了中国道教文化中的特有内涵，使道教文化臣服于基督教文化。
又如，第六回里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人们把“天”视为自然界的主宰，而西方基督教徒则把“上帝”视为自然界的主宰。在杨译本中“天”是以“Heaven”的形象出现的，忠实于原文，保持了原作的道教概念。同时也向西方读者传递了与他们的文化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意象。而霍译本中的“天”则是以“God”的形象出现的，考虑了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心理，将原文里的道教概念转化为西方的基督教概念，虽然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译文，但却失去了一次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机会，甚至可能误以为刘姥姥皈依了基督教。
再如，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在祭祀礼佛或盛典之前要吃素忌酒，以示虔诚，称为“斋戒”。杨译本中的“observing a feast”，传达了这一宗教习俗。而西方宗教则无“斋戒”习俗，只是独处静思，整洁身心，“retreat”一词符合这一西方宗教习俗，但却造
成了源语文化意象的丢失。
对“阿弥陀佛”这一宗教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杨忠实于原文的佛教文化意象，将其译为“Gracious Buddha”或“Buddha be praised”。霍译则以基督教文化意象取代佛教文化意象，将其译为“God save my soul”或“Holy Name”，使汉语言所承载的佛教文化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从根本上抹杀了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从而使译文读者误以为中国人也普遍信仰基督教。
从以上各例分析可以看出，杨译本基本上忠实于原文，在处理宗教文化时。采取了异化的策略，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等宗教文化传递到宗教背景迥然不同的西方世界。把中国的文化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译语读者。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而霍译本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价值取向，向西方读者靠近，更多地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力，采取了归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但是译文中的基督教文化意象与原文中佛教、道教的文化大背景都极不和谐。中国文化的一些宝贵特质在他笔下便臣服于英语和西方文化。那么。促使两译者在作出不同处理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将从权力话语理论视角进行探讨和思考。
三、权利话语理论思考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在福柯那里，话语(discourse)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权利”。他认为，话语是不同群体争夺霸权与意识形态产品的斗争场所和斗争对象。
“从福柯那里。我们学到：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约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我们必须正视翻译实践中隐含的知识、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在将某些认知方式权威化的同时。压抑其它认知方式。通过翻译引进的新思想和知识。既能支持译人语文化的社会秩序及意识形态，又能破坏以致颠覆译入语文化中现行的权力结构及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造成重大的冲击，从而建立新的权力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思想认为：权力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并能通过“话语”而得以实现，同时人们也可以利用“话语”去接近权力，掌握权力。比如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通过对外传播本国本民族文化，从而接近权力，掌握权力，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在几十年的汉英对比研究中，只是注意和尊重英语语言和文化的特点。而不顾或较少顾及到汉语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在跨文化交流中，赋予英美的话题引入策略和谈话方式以积极的价值评价，而对汉语话题引入策略和谈话方式则给予消极的价值评价。如中国传统问候语“吃了吗?”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而当得到别人称赞时，如果用中国传统自谦语“哪里哪里”来回答的话也会被看作是“病态的谦虚”、“伪君子”，只有按西方人的习惯回答“谢谢”才容易被人接受。另外，中国人常常因询问外国人年龄、工资和婚姻状况等私人问题使不愿入乡随俗的西方人感到不快和反感，仿佛汉英跨文化交际障碍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人，总是中国人在制造交流的障碍。
因此，杨宪益夫妇其实是在借助译介《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向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能享有应有的话语权。杨译本《红楼梦》以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为主要目的，译本中注重保存原著的中国文化特色，采取了异化为主的策略，突出原文之“异”，以满足读者对异域文化知识的渴求和欣赏异域风貌的期待心理。霍克斯则主要是为了迎合一般英美读者的阅读心理，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和易接受性，把读者放在首要位置，从而采取归化为主的策略。
许钧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要充分注意到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为此，要特别警惕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某种文化霸权的现象。”胸王宁教授说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之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
四、结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中，尤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社会语境中。中国文化相对西方文化而言处于弱势地位。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媒，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不断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辐射力向全世界呈献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外国人也欣赏中国文化的“异域情调”。从现有的国际化进程中的文化形象展示来看，主要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文化交流，一个是文化产品的渗透力。前者涉及的范围较狭窄，而且难以具有持续性。后者更具有大众基础和影响力。也具有持续性。文化产品就包括那些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具有强大的文化渗透力的经典小说等作品。要把优秀文化作品的介绍提升到文化推广战略的高度，让各国人士通过他们的母语来深入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此时，作为担任多重角色的翻译工作者，应尽力扩大中国文化在目的语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应尽量采取异化策略译介本族文化，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积极传播民族文化意象，尤其是其异质性，以发挥对外族文化尤其是强势文化的影响，改变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长期存在的逆差现实，抵抗文化霸权，使汉文化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中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从而扭转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期逆差，改变汉文化相对于英美文化所处的边缘地位，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展现其强大文化感召力，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享有应有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陈富荣，文化的演进：宗教礼仪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佟德富，中西宗教观之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4]王治河，福柯[M]，郑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5]张瑜，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6]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4).
[7]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8]陈少峰，国际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表达[J]，人民论坛，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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