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
研究中国当代忏悔文学，首先面临着令人十分尴尬的判断：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故而少有忏悔之作。经常与这个判断一并出现的判断还有“中国文化缺乏忏悔意识”、“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等，这些判断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的问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有识力敏锐的学人和作家提出，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经由观点的提出而转向学术性研究，其中以刘再复、林岗历时十年合著的《罪与文学》最为精深。
刘再复、林岗在《罪与文学》的“中文简体版序”和“导言”中直示要义：此著主旨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批评中国文学的一个根本缺陷。”目的是从灵魂的视角即超越的视角反观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反观现当代文学。
进入研究视域，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即有着极为丰富的伦理思想体系并以其立世固国的中国传统文化，竟然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在以儒道为主干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儒家不关注灵魂的问题，孔子“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反映出他们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而儒家思想体系里的“自省”、“反省”，只是既定的道德秩序下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君子式的反省，其反省的目标是远离小人，端正处世姿态，并不是灵魂的拯救”，故而没有彼岸世界远处的呼唤。从古至今的中国作家，可以从儒家思想中获得某些现实情感的力量，但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充分资源。而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出世姿态做入世文章，叩问人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庄子的怀疑精神和逍遥精神，助长和滋润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隐逸文学和其他类型的个性生命文学。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一套“贵生”、“心齐”、“坐忘”的修炼模式，“更是淘空了内心的矛盾与对立，只让肉身伸延到不死不灭不忧不愁的神仙世界里，那里只有世俗之城，可一点儿也没有精神之城的影子。”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使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缺乏灵魂论辩的维度，即缺乏源自灵魂维度的忏悔意识。
与此相应，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亦缺乏灵魂论辩的维度，其主流都是《离骚》的伸延与变奏，表层的牢骚怨恨很多，深层的内心对话很少;有现实人生的“法庭”，没有灵魂的“法庭”。中国小说，在《红楼梦》之前，亦缺乏灵魂的维度。刘再复、林岗对《红楼梦》宠爱有加，认为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唯有《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文学。他们特辟一章即第7章专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一部奇书，一部伟大的忏悔录a。实际上，二位作者所持观点是对王国维、胡适、鲁迅、俞平伯等人随感性看法的继承与发挥。但不是所有学人都持此论，比如夏志清，他以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诸翁的人道主义精神，反观中国文学，“我渐渐发现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多少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再反观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些粗浅的观点。大半传统小说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视人生的写实性，也为其宗教思想所牵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他特别指出《红楼梦》自有其比较脱俗的宗教思想，“但其倾向则为逃避人性，并非正视人生。贾宝玉面临的苦恼太多了，最后一走了之，既对不起已死的黛玉、晴雯，更对不住活着的宝钗、袭人。比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利屋夏（Alyosha），《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Nekhludoff）来，到最后贾宝玉只能算是自归灭绝的懦夫”b。李建军亦有此论：“《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叙写那块‘未用’的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红楼梦》中人的逃路，只不过是源于恐惧的逃避，只不过泥于自恋的解脱，至于忏悔，那是横竖都挨不上边儿的”c。
接下来要追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我注意到，参与这个问题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宗教原因：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最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资源。作为西方文化三大来源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另两大文化资源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从它的伦理中发展出“原罪”概念，又从“原罪”概念中引出“忏悔”和“救赎”概念。这种宗教思想对西方的文学、文化、政治、经济、伦理乃至整个社会心理的影响很大，使得西方作家在创作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源头。以此比照，刘再复、林岗发觉，在没有原罪意识的大文化背景下，中国作家没有“罪”的观念，而表现在文学上，便是缺少罪感文学，缺少面对良知叩问灵魂和审判灵魂的文学。缺乏“罪感”、“负疚感”，也就是缺乏忏悔意识。即便描写“罪”，也是采取一种拒绝承担罪责的方式，其突出的表现是抓住“替罪羊”，把罪责推给不在场的“他者”，并形成了文学模式。比如：话本小说模式：罪在前世，罪不在我;谴责小说模式：罪在社会，罪不在我;革命小说模式：罪在敌人，罪不在我;伤痕小说，罪在时代，罪不在我d。往下续：反思小说模式：罪在极左路线，罪不在我;寻根小说模式：罪在传统，罪不在我;先锋小说模式：罪在荒诞现实，罪不在我;新写实小说模式：罪在僵化的制度，罪不在我;底层小说模式：罪在现代化，罪不在我;等等。把一切罪过都推给不在场的历史、传统、现代制度，以及大而无当的国家、民族、极左路线、阶级敌人以及“阴谋家”，说穿了，就是以“他者”来当“替罪羊”，而真正源自罪感的忏悔则逃遁了。
对忏悔伦理和忏悔叙事有着深入研究的李建军，指出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出示的亦是宗教原因。他作《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其要义是：忏悔属于典型的基督教伦理，忏悔意识始于原罪意识即罪感意识，强烈的罪感意识和自觉的忏悔精神，使忏悔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一种源远流长的叙事模式。而中国正统文化从来就缺乏成熟的忏悔伦理和自觉的忏悔习惯，所以，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就很少能够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伦理及彻底意义上的忏悔行为，中国正统文化喜欢讲“省”，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日参省乎己，则明知而行无过矣”，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反省”，更不是灵魂维度的忏悔，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本质上是肯定性的行为，而不是否定性的行为;它不是指向消极的“解脱”，而是指向积极的完成和升华e。作此论者还有李泽厚、陈思和、徐纪霖等学者，此处一概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