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

时间:2023-06-13 20:24:02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本文论述了当代著名天主教神学家保罗·尼特的宗教多元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1)多信仰对话是否可能?(2)解放神学、信仰间合作和全球负责;(3)宗教对话模式与评价;(4)跨宗教对话标准与合作基础。尼特倡导全球负责的多信仰间对话,尽管富有理想色彩,但他的神学思想关注人类和生态苦难,推动全球诸宗教的合作和对话,促进世界和平,具有人文和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保罗·尼特多元论对话

作者刘慧姝,1973年生,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后,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保罗·尼特(Paul F.Knitter)是当代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之一,既是倡导宗教多元主义的先行者,又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长期致力于社会正义、妇女解放、信仰对话和全球生态责任等领域的研究与活动。多信仰研究与对话的热潮已在世界各宗教研究界以及诸宗教共同体内兴起,这一潮流正在全球蔓延。尼特活跃于全球多信仰间对话与基督教内部对话活动中,在宗教对话、全球神学、社会正义等领域影响深远,其宗教多元论思想为解决宗教冲突,促进各宗教间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瞩目的贡献。

一、全球多信仰间对话是否可能?

一般而言,个体神学之理解与其传记密切相关,尼特的神学背景正是“与他者一道经历的旅程”,他称之为“对话的奥德赛”。在他数十年的神学生涯中,有两个重要的“他者”影响深远:宗教的他者和苦难的他者。他的神学发展基本轨迹为:宗教排他论—一宗教兼容论—一宗教多元论—一宗教多元论的深入,并与生态——人的解放相结合。尼特从小就对人世间的苦难怀有悲悯之心,曾长久深入反思神学救赎之路。期冀世界和平,实现人类的福祉,以及促进宗教间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些都构成了尼特神学探索之动力。

尼特对宗教他者的关注,使他一度抛弃了宗教排他主义的模式,开始认真研究其他信仰(印度教与佛教等),并与他们的修行者展开实际对话,成为宗教多元主义的倡导者。20世纪80年代,尼特一直跟踪拉美的新解放神学的发展,成为当地保护避难者运动的积极分子,自那时起,苦难的他者成为重要因素,一直影响尼特从事神学的范式,并向其心灵和神学旅程提出挑战。80年代后期,尼特意识到,苦难的他者不仅包括人,也包括尘世万物,实际上是大地母亲。当谈到正义和解放,必须指生态——人的正义和解放。正如他在《一个地球,多种宗教》中提到:“对话必须包括解放,而解放必须包括大地,因为在这里,不谈论大地就不能谈论神圣者,不谈论大地和动物所受的可怕痛苦就不能谈论他们自己忍受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已经成了所有宗教间相遇的一个范式。”

那么,全球多信仰对话是否可能?就个人相遇和文本研究而言,多信仰对话确实存在着困难:当一个人越试图进入其他宗教世界,就越与差异之墙相碰撞,这些差异不但不可理解,而且不可通约。但宗教间的合作契机也会出现:当不同宗教人士一起倾听苦难者和受压迫者的声音,一起回应他们的需求时,“他们能彼此信赖并感受到在彼此奇异性中的真理和力量。”因此,“苦难的他者”可成为不同宗教世界间信赖、理解的中介或通道,而此时作为既令人恐惧又叫人向往的奥秘“宗教的他者”,已被“同行者”这一意象所补充。尼特的经验和信心也在于此:“作为不同宗教道路的追随者,我们全都可以并且确实体验到一种共同的关切、共同的责任,即作为宗教人士对人类和生态普遍的苦难与非正义作出回应,因为它们正威胁着我们人类和我们的星球。”尼特认为,将“多元主义与解放”或者“对话与全球责任”结合是一种道德责任。这种结合将为全球宗教间对话提供契机,使得多信仰对话不仅可能而且具有迫切的必要性。世界宗教发展趋势表明,越来越多不同宗教的信徒们都在关心今世的苦难和危机,并且都在把自己体验为其他宗教信仰人士的同行者与共事者。

全球信仰间对话对当代神学家们而言,也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将传统基督教宣称的基督教是惟一的真宗教,与其他信仰中的真理相协调,以及如何将他们的宗教价值与社会、政治问题,如贫穷或者生态破坏等相关联。尼特强调,神学家必须和他们的神学共同体进行富有成果的会谈,而且怀着基督教徒所称的“信实感”和其宗教共同体对话,彼此倾听和学习。尽管尼特主要为基督教徒写书,但他的神学会谈并不限于基督教范围,他希望其他宗教人士甚至非宗教人士也能听取并欣赏。

当人类步入新千年,大多数宗教共同体都从自己的经验和传统圈子内理解自己,而时代和生存环境提出新的挑战,要求扩展它们的自我认知方式,与其他宗教共同体接触或重迭。这实质上是诸宗教共同体如何适应当今社会,进行范式转换的问题。尼特提出,通过与其他宗教人士谈论和共同行动,基督徒能更加清楚并深入理解基督教身份和故事方式。因此,这个世界相互沟通的本性,以及面临的种种危机的性质,提供并吁请这种对话性的、相互关联的宗教自我理解的方式。尼特的理论和思想确能增进诸宗教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诸文化的融合。多信仰间对话也便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当越来越多的宗教人士携手共进,一道行动,面对和克服威胁当今人类和地球生命的苦难与压迫时,他们将更能承认和尊重彼此的实际差异,同时将这些差异转变为他们自己和世界相互转变的契机。

二、解放神学、宗教间合作与全球责任

尼特宗教多元论思想内涵如何?具体而言,解放神学和全球责任是其神学思想的两大基础。他的神学理论主要面向他的基督教同胞,并努力将诸宗教神学(多信仰对话)和解放神学相结合。正如爱德华·施雷贝尔(Edward Schillebeeckx)描述的所有基督教徒面对的双重挑战:“我们作为基督教徒……开始越来越从世界诸宗教和全人类的‘立场’来思考。”在过去半个多世纪,解放神学和诸宗教神学诞生并发展于基督教神学,这两大运动对两个他者分别作出回应,极大地搅扰和挑战了基督教会的平静与安全。这两个神学都各自对基督教澄清与确信福音的内容作了颠覆性、创造性的贡献。

解放性的诸宗教神学以苦难的人类与大地的拯救和福祉为出发点,并为之作出贡献;对话性的解放神学为提升人类和地球的生命而接受和学习许多宗教的潜能。尼特汲取两者的精华,努力推进一种多元主义、解放性的诸宗教对话,这一模式又称之为“全球负责的和相互关联的诸宗教对话”。“全球负责”虽有传统解放神学家所意指的解放观念,但绝不仅于此,“全球负责”意味着不仅追求社会正义而且追求生态——人的正义与福祉,同时也必须通过全球和所有民族、宗教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因此,尼特主张“各宗教人士基于共同致力于人类和生态福祉的努力而理解他人、与他人交谈。”并且,在信仰间对话中,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以及避免被意识形态所限制,应给受害者以特许的声音。

“相互关联的”诸宗教对话既肯定宗教的多元性,又试图促进世界诸宗教共同体之间真正的、彼此对话的关系,这是一种“相互的、礼尚往来的关系,相互表达和倾听,

相互教导和学习,相互见证和被见证。”由此可见,依据多元主义的视角,基督教徒要避免使用诸如“惟一的”、“绝对的”、“最终的”等形容词去描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发现的真理。具有相关意识的基督徒亦无需宣称所有宗教都平等,同时会认为从对话一开始,会谈各方就应该承认所有宗教徒参与对话的平等权利。而且,多元主义者虽未必认为在诸宗教中有某种“共同的经验”,但承认诸宗教之间所谓“大致的相似”。这种相似指其他宗教由于不同于基督教,因而完全可能有效而成功地把他们的追随者引向与上帝同在的真理、和平与福祉。尼特表明,“这一救赎中心的或者全球负责的诸宗教神学模式不是对‘上帝中心’和‘基督中心’的拒绝,而是修改和再确认,’‘上帝中心”和‘基督中心’乃是基督徒实践和谈论其宗教信仰的基本方式。”可见,尼特对诸宗教终极意义的理解是以“上帝”、“耶稣”为参考系,这必然导致对诸宗教教义理解的偏颇与不足,甚至有宗教“帝国主义”之嫌,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世界苦难的关注与拯救之热忱。

因而,多元主义的——相互关联的诸宗教神学模式不仅肯定存在其他真正的宗教徒和其他真宗教的可能性,而且肯定这一现实性。诸宗教的差异性必须得到承认和维护,也正因为这种差异性被认为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和重要的,所以诸宗教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应该得到分享、交流,因此,世界诸宗教必须对话。这一相互关联模式肯定的是诸宗教关联或对话的性质,尽管这一模式坚持诸宗教有根本的和错综复杂的差异和特性,但它也承认所有宗教由于自身的不完全性而与他者关联。尼特这一见解有其洞见之处,但无疑是在承认诸宗教自身不具足完满的角度而言,这对于诸宗教虔诚的信徒而言,毕竟是难以接受的观点。尼特如何对基督徒建议解放神学呢?那即是“多元主义的基督论全然不是质疑耶稣是否独一,而是提出如何独一”的问题。尼特指出,实质上,就个人而言,这种多元主义的基督论允许并要求基督徒完全委身于基督,但同时向那些可能担当了相似和同样重要角色的人真正开放。从教会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教会将带着普遍相关和紧迫的信息走向全世界,但同时准备聆听来自他者的信息,它们也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性。这些都展示了当代基督教较之以往历史的开放与包容。

尼特在自己和许多基督徒同胞的生活中,发现一个累积的运动过程:从教会中心的诸宗教神学到以基督中心的,然后到以神中心的方式探讨宗教史和宗教间相遇的诸宗教神学。而尼特主张这一运动继续走向救赎中心的诸宗教神学。即基督中心的神学继续强调教会的必要性,但放在与基督的关联中强调;以上帝为中心对待其他宗教的观点继续强调基督的必要性,但放在上帝的三位一体本性和活动中强调。救赎中心的态度主张把救赎或人类和生态的福祉作为诸宗教神学与对话的背景和标准时,也保留了教会、基督、上帝的价值和必要性。

那么,基督徒如何能有效地做到多元主义?这种诸宗教神学或对话必须与全球负责结合起来。因此,受苦难威胁、全球村的宗教间对话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对救赎或者生态——人的福祉和正义的关切”,即对苦难的他者和宗教的他者作出回应。尼特提出基督教徒当前的目标:“基督教徒可以为之奋斗的一个最高善行是促进宗教间、文化间的真实对话,这种对话使各方真正能够在真理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当中寻找和发现真理,并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合作,共同消除正在摧毁我们世界的人类苦难和生态灾难。”尼特从解放的角度阐明,一方面,多元主义的神学是真正基督教的,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的宗教间对话在跨文化沟通中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此意义上而言,全球负责具有两方面的深远涵义:神学与解释学的意义。

三、宗教间对话模式与评价

尼特在《宗教神学导论》中,对当前世界宗教的对话模式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析,提出了四种对话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和接受模式。近年来,他更侧重互益模式,强调基督教内部不同派系间的对话以及各宗教间的合作与互助。

置换模式的涵义为:基督教是上帝的宗教,上帝需要的是惟一的宗教。如果其他宗教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只能是暂时性的价值。最终,基督教要接管它们。上帝的爱是普遍的,遍及所有的人,但他的爱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共同体——教会才能认识到。尼特认为置换模式在基督教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当前基要主义者、福者派人士、新福音派人士和五旬节教派信徒都主张置换模式。尼特指出置换模式有两种:整体的置换和部分的置换。整体的置换认为其他宗教没有价值,基督教必须干预并取而代之;部分置换认为其他宗教中有类似上帝的启示,但没有拯救。尼特总结了置换模式的洞见和问题,置换模式过于强调耶稣的惟一性,排斥其他宗教的优越资源,极易导致宗教间的竞争与冲突,甚至灾难。尼特指出,耶稣尽管是真正的一切人的救主,但不是人类惟一的救主。这一观点展现了尼特神学思想的包容性与开放性。

成全模式有两个基本信念:上帝的爱是普遍的,扩展到所有的人;但上帝的爱也是特殊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现实。成全模式体现了当代基督教“主流”教会的教导:路德宗教会、加尔文改革宗教会、卫理公会、安立甘教会、希腊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他们相信,其他宗教也有价值,也可以从中找到上帝,基督教徒需要与其他信徒对话,而不仅仅是向他们布道。尼特指出了成全模式的价值与问题。这一模式看到了各宗教中具有的真理与恩典,对话成为基督教徒生活所必需,各宗教中存有不可妥协的内容。但成全模式的问题在于,由于固守某些“真理”很难把对话真正进行下去,关键问题在于成全模式要求确信并委身于耶稣。尼特强调,宗教委身要求确信上帝确实在基督里召唤人,而这不是惟一的呼唤。这一观点揭示了尼特神学思想的多元论内涵以及平等观念。

互益模式是尼特主要倾向的对话模式。尼特立足于社会实践,认为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是维持新的信仰间交流的两大支柱,因此,对待多元论对话的重要术语是“全球责任”。人类共同的难题——苦难就是共同的基础,苦难主要表现为:贫穷、受害、暴力和父权制。对于人类的苦难和宗教间的复杂关系,尼特提出宗教人士首先共同行动以消除生态——人的苦难,则更能成功地谈论各自的宗教经验和信念。因此,行动之后比直接会谈更好。共同的人类关切与合作是深化宗教理解和学习的基础。尼特认为,耶稣是一个解放者的形象,耶稣和基督教神学是天国中心的,宗教神学和宗教对话中的第一要务是去追问其他宗教共同体在哪里,以及如何试图带来基督徒所称的上帝的天国——寻求一个仁慈和平等的社会以替代充满苦难和不公平的世界。

尼特指出,互益模式的优点是开放,使各宗教能互相增益、成长。但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是否存在潜伏的帝国主义?即强加西方价值观和议程:第二,是否存在潜伏的相对主义?即一切都相对化了:第三,它确实是基督教的吗?即能否维持基督教的灵性以及跟随耶稣的实践。尽管,互益模式有潜在的霸权主义和相对性,但相比而言,尼特强调的伦理责任更富有现实性、针对性与实践性,提供给多信仰对话以行之有效的

伦理基础。

尼特指出接受模式的洞见:他们事实上都是兼容论者、突出了诸差异的价值、对话具有神学优先权。但尼特也指出这一模式的问题:第一,语言是棱镜还是监狱?宗教经验源于宗教语言但又超越它。第二,许多拯救能拯救我们的世界吗?彼此目标不同,很难达成共识,无法在全球责任、社会公正方面一起行动。第三,许多绝对者等于没有绝对者?确切而言,世界诸宗教中的“许多绝对者”都彼此需要,而且必须在对话中彼此联系,因此,可能存在着的是一种诸绝对者的互补性。第四,比较神学可以“摆脱神学”吗?中止宗教神学的要求是不可能的,神学指导对话,对话也指导甚至转变神学。接受模式具有后现代“众声喧哗”的特点,因此,各宗教间的共识性以及集体行动的落实难度较大,尼特的批判不无道理,许多目标实质上相当于没有共识的目标,多信仰对话的目的在于诸宗教能携手合作,承担全球责任,共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危机与灾难。

尼特呼吁基督教徒之间彼此对话以及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相互合作。尼特期望,实践的、伦理的、全球负责的对话能够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人士形成新型友谊,对话将养育神学,基督徒也将更好地分享不同宗教,并从中学习,而且,与他人的共同伦理对话也将活跃和指导彼此的共同神学对话。

四、跨宗教文化标准与合作基础

尼特倡导相互关联(多元论)的、全球负责(解放性)的对话,最高的方式是将对话建立在一种共同献身的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促进地球和人类的生态——人的福祉。那么如何判断诸宗教的合理性和合作基础?尼特提出三条原则:伦理——政治、宗教经验和宗教理念。

尼特倡导所有宗教在理解自身以及其他宗教共同体时,应把承担起全球责任作为一项主要要素。尼特提出救赎或生态——人的福祉,与孔汉思建议把人性作为宗教对话的基础和准则有相似之处。孔汉思认为人性能够提供确立全球伦理的原料,尼特在其人性基础上,加上生态这一概念,更加完善了全球伦理的基础,全球伦理必须植根于对人和生态的关切。在某种意义上,伦理是宗教经验和宗教生活的本源。“道德共域”是宗教间对话的话题,正如丹尼尔·马琼瑞(Maguire,Daniel C.)所说,“有些学者竭力想找出诸宗教的‘共同本质’,他们经常看不到诸宗教相遇的道德共域。这是由于过早地引入关于上帝的谈论,或者是由于把对于神圣者经验的派生性解释看成是基础性的。道德言论在逻辑上和认识论上优先于关于上帝的谈论。”②尼特看来,宗教徒们能够实际沟通的前提,存在于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如何正确生活的关注,而“全球责任”是当代用来指导生活的词语,信教不但意味着过有道德的生活,并且过担负起全球责任的生活,而没有履行这一职责的宗教无疑不具备真宗教的色彩,切断伦理与宗教之间的联系,等于毁掉真正的宗教。因此,在宗教的伦理本源上,诸宗教能够达成基本的一致。

诸宗教除了都具有关心世界、改变地球的能力,还有另一种能力同样重要:宗教的先知能力和神秘能力(宗教经验)。宗教的神秘性和先知性两级能量激活了双重事业,每一重事业都非常重要,并且相互激发和依赖:既转变内部,也转变外部,既改变内在心灵,也改变外在社会,既带来心灵安宁与净化,也带来世界和平,激发个人既投入热切的灵修实践,也投入大胆的政治实践。尼特指出,“正是神秘性——先知性两极的动力和呼唤告诉基督徒,他们只有在爱邻人时才可能爱上帝,告诉佛教徒,没有慈悲,智慧无以可能,告诉印度教徒,知识瑜伽或奉爱瑜伽必须与行动瑜伽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呼应,互为包含。”在不同宗教中,或者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或个体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这两极的平衡状态是不同的。当一个宗教中神秘性或先知性之间相互反馈的系统崩溃时,该宗教要么变成逃避世界的鸦片:自我沉迷、麻木或不负责任的:要么变成剥夺世界的特许令:自我服务、不宽容或残暴的。特雷西(Taylor)呼吁以一种神秘性和先知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宗教研究和宗教对话。时值当今,人们意识到人类和生态的苦难布下的摧毁性的危险,每一宗教都受到挑战,需要复兴其传统的先知性力量,并将之与神秘性力量结合起来。这一要求对印度这样的国家尤其明显和紧迫。T.K.约翰(T.K.John)指出所有宗教面临的这一挑战:“在诸宗教对话中,通过诸宗教的对话,从传统地、狭隘地着眼于宗教价值和宗教经验,转向设想一种世界新秩序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宗教间合作,这样一种转变看来正在成为诸宗教的使命。换言之,一个宗教的价值如何,要以它能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这一众人为之共同努力的事业作出什么样的实质性贡献来估量。”因此,世界诸宗教的神秘性力量正在激发起这样的先知性要求。尼特强调,为即将到来的一种真正的“新生活方式”而努力,这将使得全球负责的诸宗教间对话成为可能且引人入胜。在人类面临生态——人的危机之际,彼岸灵性若与现世事业相结合,各宗教便有潜力担负起全球责任。

尼特指出,这三条宗教的跨文化标准都有助于我们在具有不可动摇的差异性的世界诸宗教中作出共同的真理评估。在一般宗教的真理标准上,泰勒也认为不同宗教视角之间能发生真正的对话,诸宗教共同体能够解决彼此的差异。他概括了不同宗教传统可接受的三条原则:神秘性、合理性和伦理性。而尼特提出,最有助于打破后现代的“不可通约性”障碍,能提供诸宗教最共同的东西,即是伦理——政治标准,也即对人类和生态苦难的关切。这一标准最可靠、最实用,构筑了不同文化宗教视角之间的第一条通道。伦理——政治标准的关切最具有跨文化性,地球苦难的质疑使诸宗教得以相互面对、彼此询问,并逐渐达成共同的真理评估。

尼特建议,如果宗教间对话的所有参与者都进行“世俗的”转变,也即毫无保留地致力于苦难的人类和地球的福祉,那么对话就会展开。而转向他人和地球的福祉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场合与背景:诸宗教在其中重新发现自己,并在各自的宗教内容和仪式中看到属于此世的解放性力量。从基督教的角度而言,世界上的不同宗教共同体都在发展它们各自的“生态——人解放神学”,在这种神学中贯彻一种怀疑的解释学(认识并承认它们的传统可能曾充当统治和剥削的工具),还贯彻一种回溯解释学(重新发现和创造宗教故事或价值观当中的解放性和生态学的内容)。而且,在这一过程还会诞生全球伦理共同体,在其中我们既属于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又真正参与到全球共同体当中去,为生态——人的正义和福祉奋斗。究其实,诸宗教如何既保持传统的宗教理念又创造新时代的范式,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在全球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确实是不易为之的挑战。

尼特的宗教多元论和全球负责的宗教间对话理论富有启发意义。对于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和苦难作出积极而富于实践的回应,期待世界诸宗教能相互合作,真诚对话,和谐共处,为正义和人类福祉做贡献。尼特对此满怀期望:“正因为出自不同灵性的人都一直寻求在神圣之中的多信仰沟通——分享宗教经验——在静修所,在修道院,在参与彼此的禅修或祈祷实践时,所以今天他们在全球灵性的具体实践中,在这种责任所要求的为生态——人的正义而奋斗的过程中,也能分享他们的宗教经验和语言。当我们在世界苦难中沟通时,我们能在神圣之中沟通。”

尼特研究了全球负责对话成功的例子(印度),并努力推进这一实践。纵观尼特的宗教思想,颇有理想化色彩。实质上,无论是诸宗教教义、经验以及信仰等方面,各宗教教义确实存在不可通约的内容,宗教各对话模式潜伏着阻碍和危机,更面临着基督教内部和其他宗教信徒的争议与挑战。多信仰对话在实际运作中是否可能?笔者认为,虽然诸宗教各有彼此的教义和信仰体系,但在具体面对全球的伦理合作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始终是解决诸国家、诸宗教之间冲突、彼此合作的基础,至于诸宗教信徒间能否相互学习和成长,乃至在灵性体验中相遇,还是漫长之路,甚至可能是海市蜃楼般的愿景,学术界之间的争鸣与理解,相比宗教界内部的笃信与实践,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毕竟,这一解放性神学思想打开了基督教徒的视野,使之更为包容和开放,尤其在改善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反思自己宗教教义、真诚学习其他宗教的优点等方面,为世界和平以及全球宗教间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平台,对全球其他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之能更好地面对人类与地球危机,与其他宗教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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