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关键词：索隐派;《周易》;利玛窦;白晋;傅圣泽;理雅各
中图分类号：I0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3-0037-08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通史上的大事件。不论是唐代的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还是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以及后来的新教，其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毫无疑问便是宣扬基督信仰。但面对和西方文化有极大差异的中国，选择何种方式作为切入点，是诸多传教士最为关切也是最为焦虑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形成了不同的传教策略。本文所关注的来华传教士的“索隐”思想，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传教策略。狭义的中国索隐派（Figurists），是指以白晋、傅圣泽、马若瑟等人为核心的传教士，以《周易》为研究中心，希图从中找到上帝的讯息。由于中国“索隐派”非常关注对于《周易》的研究，有时被径直称为“易经派”。关于传教士的易学研究，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①本文的重心在于说明，白晋等人之前，以利玛窦为代表传教士，主张“适应”策略和学术传教，强调中西文化间的融合与对话，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索隐”思想，但他们可以视为索隐派的先驱者;而白晋之后，以理雅各为代表的一些新教传教士，继承了索隐派的传教策略，继续从中国经典，尤其是《周易》中阐扬上帝的信息，可以视为索隐派的后继者。
一、《圣经》阐释与索隐思想
索隐思想乃是天主教对于《圣经》的一种阐释方法，认为《旧约》隐含着神秘的、象征的意义，基督徒要以揭示其中的寓意为要旨。而且，基督教乃是唯一的信仰，其他宗教或真理，都是上帝的另一种显现形式，都可以通过寓意的阐释，找到共同的源头，即基督教。索隐思想由来甚久，最初的形态可追溯到犹太人寓意释经传统。这一传统最初在希腊后期犹太宗教与希腊思想相调和的氛围出现。如公元前150年左右逍遥学派犹太人弗洛布洛斯（Philobulus）献给国王托勒密·菲洛曼托（ptolemaeus philometor）关于《圣经》前五卷注释著作中，就“试图表明旧约的说教和希腊哲学家论点的一致性，断言希腊人（奥尔弗斯、荷马、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曾经从犹太经典中吸取知识。”②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一位犹太作家所著的《阿里斯底斯的使徒书》中，亦先于斐洛用寓意法解释旧约律典。③将这一寓意释经法推至极致的是希腊化犹太教思想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5-公元50年）。
斐洛希望调和犹太教信仰与希腊哲学，他采用寓意方式解释圣经，认为《圣经》和柏拉图哲学并无矛盾，本质相同。他希望用“犹太的普世主义”来统纳希腊哲学，认为“柏拉图和他的学园派学者，其年代远在摩西之后。可以认为正因为他们学贯古今，也必然接触过犹太人的《圣经》，他们学说中的精华也正是从《圣经》得来的。”④斐洛之本意在于阐明犹太教乃一种普遍之宗教，能够吸引并赢得“所有人的关注，野蛮人、希腊人、陆地和岛屿上的居民、东方和西方各民族、欧洲和亚洲，从这头到那头的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⑤
继承此一犹太释经传统的是亚历山大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克莱门特（Clement）和奥利金（Origen）。克莱门特也着力调和基督教真理与希腊哲学真理之关系，并成为这两大思想“综合的范例”⑥。他认为“上帝把哲学赋予希腊人，与赐律法给犹太人，具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起着一个使女的作用，把人们引向基督。再者，哲学就是上帝与希腊人订立的约，而且——就像犹太人有他们的先知一样——根据这个约，上帝赐给了荷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样的人以灵感。真理只有一个而且都源于上帝。”⑦克莱门特亦遵循斐洛的亚历山大犹太主义之寓意方法，认为解读《圣经》必须能够透过字义（literal sense）看到背后的比喻（parables）、隐喻（metaphors）和寓意（allegories）。克莱门特的思想，使得“异教哲学与《圣经》得以贯通。它成了整个历史的统一原则，特别是‘新旧’二约的统一原则。”⑧
在斐洛和克莱门特等前驱的影响下，克莱门特的学生奥利金形成了关于圣经阐释的系统理论。奥利金提出了《圣经》经文的三种意义：somatic（文字上的）或语文学上的意义;psychic（心理上的）或道德上的意义;pneumatic或属灵的意义。尤为重要的就是第三种意义，“一般说来，神秘的意义与文字上的意义有区别。神秘的意义通过一种寓意的方法而发现，这是一种发现在文本后面的隐藏意义的方法。”⑨
除了源自犹太传统的寓意解经传统外，其他类似索隐派理论的学说还有原始神学（Prisca Theologia）和12世纪的喀巴拉（Cabala）。其共通之处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都有基督教的痕迹，可以通过对《圣经》的解读，发现其中隐藏的神秘意义。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喀巴拉被重新发现，基督教徒希望以此促使犹太教徒归信基督。⑩
在文艺复兴时期，索隐派思想在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那里得以复兴，他“试图从埃及象形文字中解读出世界和神的深奥真理。”{11}继起者有伯里耶（Paul Beurrier，1608-1696）和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伯里耶同其他索隐派学者一样，也认为非犹太教的异教徒曾得到过来自上帝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伯里耶第一次指出，中国也是得到这一启示的民族。他在其著作《基督教之镜，从自然规律、摩西和福音之法律三方面讲》（Speculum christianae religionis triplici lege naturali，mosaic et evangelica）（1663）中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如同《旧约》中的先祖们一样拥有对创世、亚当的诞生、人类始祖的罪恶、大洪水、三位一体、天使和恶魔，以及惩恶扬善等等的认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