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百年华文文学创作的历史链上聚焦“灵性文学”创作，既有老舍等“灵的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传统，也有陆征祥、吴经熊和原甸等作者于海外的华文书写历史，“新移民文学”作家施玮主张的“灵性文学”创作与其文艺实践诠释出了华文基督教文艺的特质。“灵性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化补入超验维度的启蒙书写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华文“灵性文学”创作的独特文化交融性，显示出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之“桥”的意涵，他们的写作和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诠释，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使“中学西传”得以落实。施玮的创作主张、文艺实践以及编辑活动，是在当代进行这项文化交融活动的典型体现。
关键词：华文文学；灵性文学；施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作者简介：翟崇光，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美学（广州5106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12AZD087）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4-0067-08
海外华文作家施玮“基于系统神学的圣经‘人论’，也本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施玮：《“琴与炉”：灵性诗歌中的艺术特质》，刘光耀主编，《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而提出的“灵性文学”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作家的关注和应用。学界对施玮“灵性文学”创作的宗教文学意义多有阐释。参见杨剑龙主编：《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事实上，在中西“之间”的“灵性文学”创作主张与实践，都具有中国文化特性。施玮不仅是“灵性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也是进行“灵性文学”文艺创作的实践者，她的书写及其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也在促成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跨文化传播。
一“灵性文学”的华文“传承”
施玮的“灵性文学”概念是给华文基督教文学下的一个定义，她提取圣经中“灵”的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的“性灵”说，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合流”下产生的概念。施玮所主张的“灵性文学”概念里所诠释的“灵”出自《圣经》，她引用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2：7）这句话，来叙说基督教的“灵性”论，同[KG（2x]时她也引用了“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才。”（《文心雕龙·原道》）等古代美学经典来论述“性灵”说。中国文论中虽然多有关于“性灵”的论说，但历史中的书写又难免“灵性多蔽”“性灵不居”，直至当下的文学更是“轻浮”于物欲之中关于“灵性文学”概念，参见了施玮的理论文章，以及其为“灵性文学”丛书写作的“丛书总序”。施玮：《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施玮主编，《放逐伊甸》，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丛书总序。。中国文学中的“性灵说”源自魏晋、兴于明末、在现代文学中也有所表现，它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普慧：《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139页。、并带有庄禅的意味。如果说“性灵说”是对儒家正统诗学的颠倒，那么施玮提出的“灵性文学”，是以基督宗教之“真”融入“性灵”而倡导“灵性”，有在当代激活儒家诗学传统、并弥补其欠缺的神性维度的意涵。施玮提出“灵性文学”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她试图“以基督教文学的文本作为瓦器，让盛在里面的信仰与这个时代对话，回应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灵的呼唤”施玮：《歌中雅歌》，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 年，第350页。。施玮的“灵性文学”具有基督教人论的特点，按照基督教文化的诠释，每个个体的人都是上帝的肖像，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上帝圣灵的居所，她是试图开掘人所书写的文学的灵性方面的精神向度。施玮把“灵性文学”的作者定义为“有灵活人的写作”施玮：《“琴与炉”：灵性诗歌中的艺术特质》，刘光耀主编，《神学诗学十四诗人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她的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华人基督徒的创作。这种创作，是指既有基督教意蕴的“神性写作”，同时它又具有较强的“中国（文化）关怀”。应该说，提出“灵性文学”概念，有华人基督徒作家试图在中国“合理”言说基督教文艺精神的诉求，但另一方面，很多华人基督徒学者作家，又的确发自内心地关怀着中国（文化）。笔者认为，施玮的“灵性文学”概念里对作者的定义也适用于历史上的华文基督徒写作者，这样的创作主张在现代华文文学的书写传统中也有自己的书写历史，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老舍“灵的文学”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中华人基督徒的创作和当代中国“文化基督徒”的文艺创作等。他们同样具有基督信仰（或受影响）和中华文化身份。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他们的創作都可以被视作是华文“灵性文学”创作。海外华文文学传统中的部分“灵性文学”写作者，还较少被研究者关注，笔者就自己有限的阅读范围，来进行简要的梳理。
百多年来，不同地域的华文文学呈现着自身的书写特点，华文作家创作与宗教文化的关联，一方面与母国中华文化中的宗教文化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世界宗教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分布情况有关，华人作家同样容易受到居住地宗教文化的影响。作为移民的华人都带有母国文化的印记，佛教和道教文化原本就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少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天然就带有“佛道”文化的痕迹，再加上人文地理文化的影响，东南亚的华文作家例如新马泰的王润华、李敬德、陈瑞献和陈博文等都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了“佛缘”。而去欧洲和北美“西方”国家的华人作家也保有着传统文化，但同时他们也处在了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碰撞与对话的最前沿。从百年华人海外书写的大历史来看，受不同基督宗教教派影响的华侨华人学者作家，很多都留下了在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灵性文学”创作印痕，例如有陆征祥、黄家城、吴经熊、程抱一、王鼎钧、原甸、施玮和融融等学者作家的创作。
以文学书写历史较长的欧洲华人文学创作为例来看，从上世纪初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陆征祥始，之后的黄家城、程抱一和穆紫荆等都是值得关注的留居欧洲的华人基督徒作家。陆征祥这位民国外交总长，晚年选择到比利时修道院做隐修士、其后又成为神父，他晚年的《回忆与随想》这本回忆录，讲述了他怎样以一个儒家知识者的姿态走进了基督宗教。黄家城有大量关于中外哲学文化的论著还未被中国学界注意到，他在其较有名气的《中国人的心灵与基督宗教》（这本书用法语写成，先后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汉语等）这本著作里，从整体上思考了中国的宗教文化，并对基督教精神与中国文化的汇通，进行了反思与新的思考。程抱一这位“被定位成在法国的中国文化的代言人”的著名学者，他的文艺理论与小说创作也都在和犹太—基督教的心灵传统进行对话；出身名门的（郭绍虞先生的外孙女）德华基督徒作家穆紫荆，在当下受到不少评论者的关注，她不仅有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其写作也带有基督教文化印记，她在给笔者的微信中说到“我的作品对象包括非基督徒，甚至重点是教会外的大众。为了他们的接受度，我刻意没有这样明显地使用基督教的词语或者经文。只是把基督教的精神和眼光，情怀和价值嚼碎以后，融入汤中。”
就当下的北美华文创作来说，既有王鼎钧、施玮和融融这样较“明显”的基督徒作家，也有把基督精神“内化”到作品中的白先勇、李彦和张翎等作家的创作。严歌苓在其以往的作品中也保有一种世界情怀，在《芳华》新书签售会上，笔者询问了她个人的宗教信仰问题，她坦言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教会，不过说到最近开始参加教会活动，并且感觉很好，这或许会影响到她之后的创作笔者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华文作家、批评家涉及基督教题材的写作与批评，对基督教文化有不少误读。严歌苓之前的作品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她所说的自己的教会生活经验，或许会带给她之后创作上的变化。。笔者想在这里强调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吴经熊侨居北美时进行的创作。吴经熊于1950年代、1960年代客居美国，其于1950年代初写作、在美国出版的《超越东西方》《内心乐园》，是跨越东西文化之间的“灵修文学”作品，其个人自传《超越东西方》强调对中西文化的汇通与超越，并且带有较强的内省与忏悔意识，是华人所写的奥古斯丁式的“忏悔录”著作。
东南亚是宗教多元化的地区，不同地域对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等宗教的信仰，也影响到了在当地生活的华人作家。吴新钿和林秀心是来自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的华人作家，其作品中也带有浓厚的基督信仰的“博爱”印记。马华作家黎紫书写作的基督教题材小说《天国之门》，极为深刻地揭露了人的有限性。新加坡著名诗人原甸，于新世纪皈依了基督教，他在自传体报告文学《马困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图》和《马死落地行》中，讲述了其年轻时追求革命、社会理想，“从左翼文学的跳板弹回了生命本源的航道”原甸、李小燕、黄贤强：《马死落地行——原甸访谈记录》，刘光耀、章智源主编，《神学美学》（第5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77页。的过程。之后其践行并推行宗教文学写作，创作了《所多玛灭城之灾》《探索三部曲——活祭·奉献·重轭》等宗教文学作品，并主编了基督教文艺丛书《四海慈爱丛书》等。原甸先生还对基督教文艺的创作原则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它首先是文化的、文学的，然而它又不能不带有对人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但我们又绝对排斥纯宗教形而上学的说教，它一定要有别于一切教堂、庙宇或寺院的文本。让我们再说一遍，它必须是文化的、文学的，然而又必须有‘爱’的内涵和底蕴。”原甸：《所多玛灭城之灾》，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年，序言。原甸先生的“宗教文学”提法，与施玮的“灵性文学”创作概念已经较为相近。
按时间历程的推移，百年来华人基督徒作家的写作历时上呈现出一些特点。我们可以从几位写过个体自传的作家身上，来察看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从欧洲陆征祥的《回忆与随想》中的“家国情怀”，到旅居“美洲”的吴经熊在《超越东西方》中诠释的“个体灵修”，再到东南亚的原甸在《马死落地行》对“宗教文学”的提倡来看，这些记录了个体存在心声的言述，也表征着不同时代的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例如陆征祥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特殊时期，其思想中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进入天主教修会，是为了获取“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和力量，再将这些带回中国”陆徵祥：《回忆与随想》，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第18页。；出身于民国时代的吴经熊，与陆征祥强烈的“政治性”的国家情怀式的信仰不同，吴氏更注重走向个体生命灵魂的深处，他借着基督教文化中例如小德兰的灵修资源，重新诠释儒道释传统、汇通中西文化；原甸和施玮一样，都提倡“宗教文学”创作，这或许与他们的书写语境都处在较世俗的社会文化环境有關，他们都需要追求“合法的”“合理的”表达其精神文化理念的言说空间。
二灵的显现与中国书写
施玮于1980年代就创作了大量诗歌，曾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二百余篇，同时她也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柔弱无骨》1996年3月完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1990年代，女性写作形成了与现代百年新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向度。有学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弟5期，第95页。。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施玮在出国前也是带有这一特点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她的创作描摹着女性觉醒的自我意识，与其时的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创作有一定的可比性。
1996年底，施玮移居美国，尤其是其于1999年归信基督信仰后，她的写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她认为：“一个基督徒作家，应有一种天赋的使命，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来传递圣经启示性、光照性的世界观、价值观构架，以文字来显映作为上帝‘荐信’的，有灵的生命。”施玮：《歌中雅歌》，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 年，第 356 页。她曾两次改写了她曾于国内出版的长篇小说《柔弱无骨》，改写后的小说分别叫《柔情无限》2002年6月再版修订，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出版。、《世界美眷》2013年1月三版修改，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和封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查看三本书的书名、比较三本书的封面和封底，能较明显地看出作者从一位通俗的“美女作家”向“灵性文学作家”蜕变的过程，也能感受到作者写作内容可能的变化趋向，暨“灵”的显现。这本小说的每次再版作者都进行了修订，主要是以增补的方式进行，笔者认为她增订后的小说，主要增加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超越的灵性维度，一个是添加了原罪的意味。这两方面都能看到作家施玮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于国内首次再版这本小说的书名是《柔情无限》，并在卷首增加了“锲子”，写主人公陆文荫在十三岁那年遇到大雪，大雪的寒冷“唤醒了她灵魂中的饥渴”，同时在那场大雪中她第一次“看”到男人，“她面对了世界，面对了命运，也面对了一个亘古已存的诅咒”施玮：《柔情无限》，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楔子。，“灵魂的饥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超越的存在维度，而“亘古的诅咒”也明显安置《圣经·创世纪》中记录人类原祖吃禁果、犯原罪、被逐出伊甸园的隐喻。在其修订版的正文中，增加了很多这样的段落：
从表面上看是命运与環境将一再地玷污她，而事实上是人里面本原的恶一再地污秽、嘲笑着她心灵中对美与纯洁的渴望。施玮：《柔情无限》，第114页。
当他睁着眼睛穿过女人的肉体望向天空时，他不禁问那个创造一切的神：这是你所造的女人么？这是你所建构的两性情爱么？”……施玮：《柔情无限》，第132页。
第一段表达了“原罪”意识，第二段引文表现了超越的灵魂维度，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改写后的小说，增加了“灵性”的审美质感。施玮创作的变化是其从“性灵”创作到“灵性”创作的转变，施玮谈到创作《柔弱无骨》时，“在小说的创作中我秉承了‘性灵说’的核心价值‘真’，力求自由地、全无伪善地呈现女人在战争、革命、改革三个历史时期中，肉体与灵性的生存困境与挣扎。”施玮：《从“性灵”到“灵性”——小说创作的探索之途》。是施玮先生发给笔者的文章。通过我们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其修改后的小说在中国传统叙事“性灵”之真的意境基础之上，又增加了神性意蕴的“灵性”之真。施玮移居海外领受信仰后，开始了“灵性文学”写作，与其在国内创作的《柔若无骨》“关注女性觉醒的”这部长篇相比，其修订后的作品更具有了宗教意识与人类意识。
施玮移居海外后的文学创作虽然具有了“神性维度”，但同时其于国内或海外进行“灵性文学”创作时，都在关注着“现代中国”、关注着中国现实。施玮三次再版的长篇小说《世家美眷》记叙了现代中国“家族、家庭”中的四代女性，《放逐伊甸》和《红墙白玉兰》写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其2016年出版的有关中国基督教教会的历史长篇小说《叛教者》，描写了中国基督徒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生活。从百年来含有基督教精神意向的中国作家创作的作品来看，《叛教者》对中国基督徒的“正面观照”，拓展了中国基督教文学新的表现题材。《叛教者》与《世家美眷》，同是记录中国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生活，只是与《世家美眷》中叙述的几位温婉女性在世俗欲望里的挣扎不同，《叛教者》记录了几位“属灵”的中国基督徒的生活。这本小说描写了现代中国基督徒内在的灵、在肉体和现实面前的挣扎、成长；写出了作为个体人的中国基督徒可能具有的人性局限，也记录了部分基督徒对主忠实的生活；它刻画了不同类型的中国基督徒群像，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地方教会”的建立与成长。据了解，施玮近期又在创作一部有关北京紫禁城的小说《故国宫卷》，通过以上，能够看出作家施玮对中国的持续关注。
施玮的“灵性”作品创作对中国的关注，不仅表现在她的小说书写方面，她的绘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中都有表现这一主题。施玮的创作在文体上具有“跨界”性，她不单写作诗歌、小说，她还举办画展、出版自己的灵性油画集，并创作歌曲、编辑文艺作品集。施玮创作的油画，实践着“灵性文学”的创作理念，同样也在描绘着中国。曾关注过“文化基督徒”现象的汉学家杨富雷先生说：“我特别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基督徒’现象……在当下中国依然重要。不过这种视角的重心在当代中国已经从权威的学术界转移到了那些独立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身上。他们成为了今天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先锋’”罗菲编著，《从艺术出发——中国当代艺术随笔与访谈》，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9页。。在当代艺术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基督教意识的文艺作品，例如岛子、高氏兄弟等艺术家的文艺创作，施玮提出的“灵性文艺”概念也可以运用到这些艺术家的文艺创作上，他们都是在中外文化“之间”，并思考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就像岛子的“圣水墨”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岛子的圣水墨作品从2011年始在德国举办巡展），施玮也在美国举办了自己的画展，运用笔墨、线条传递意向情感，她创作的中国画本身就带有“中国元素”。
施玮虽然拥有多重艺术家的身份，进行跨文体的艺术创作，她从事创作时间最长的文体还是诗歌，她自己也说，她更是一位诗人。其带有自述性的长诗《宋词与女人》中说到，“前生是宋词中的一个女人，今生是女人中的一首宋词/那么来生呢，只愿诞生成一个最美最洁净的字/长长久久地活在诗文与对话中，被人千百次互赠/永不衰老……”这样的诗歌创作，本身就是带有中国性的。施玮移居海外开始进行“神性写作”后，她也创作了多首诗歌表达对祖国的想念。她的诗画集《灵》中的多幅画和配诗都在表达这一主题。她说“一离开中国，中国就成了情人，情人也就成了中国”施玮：《灵——施玮灵性随笔油画集》，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30页。。她的画作《天光故水》旁配了《想念中国》这首诗，她的《彼岸的思念》《临水而居》等水墨画都配上了思念祖国的诗句。
作家施玮不仅在文艺创作的题材内容上聚焦着中国，在情感上也是如此，这表现在她坚持用母语语言写作。在一次访谈中，施玮被问到在西方文化语境坚持用母语写作的问题时，她说：“母语写作提供了我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对话通道。我觉得自己无论生活在哪里，并无差别，我都活在故土，活在中国的血脉文化中。甚至比肉体生活在中国的人，更对这脐带式的联结有着自觉的意识。……这是一种思乡、寻根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定位的需要。”《世界文学评论》编辑部，《世界文学评论》，武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9页。与很多海外华文作家一样，施玮的文学创作带有很多中国元素，即便她是作为“灵性文学”作家进行创作，从其创作的体裁内容和情感意向上来看，其创作都是带有“中国性”的中国书写。
离开故土，于海外接受基督信仰的华人学者作家，大都更加热爱母国国家，醉心于中国文化，他们的“灵性文学”创作，也都带有着“中国的”印痕。陆征祥晚年在外国修院也极为关注中国时事，其晚年的回忆录里，有多处显露出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国家的爱情。陆征祥于比利时修院病重之际，被问到“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这一问题时，他表示中国占去了自己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认为基督教会与儒家“平天下”的千年理想是相通的，并关注了“天主教会怎样与我的祖国相会”等问题。黄家城留居法国，却坚决不加入法国国籍，他的《中国人的心灵与基督宗教》这本书，反思了把亚洲视为欧洲教会的分支这种思想，体认到中国教徒所面对的双重压迫。他认为教会应该是多元统一的，中国教会这个“中国花瓣”应该是普世教会大玫瑰花园的一部分。吴经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后，做了很多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工作。希恩主教曾评论吴经熊说：“他身为公教徒，它之中好的东西一个也没有失去……儒家道德主义和道家之玄思得到了巧妙的平衡，他也因为成了一个天主教徒而更加是一名中国人了。”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程抱一的小说创作也在书写中国，其作品含有终极之思的同时，同样保有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心灵和情操。原甸在英语占据强势位置的文化环境中，努力为新华本土华文文学的发展耕耘。王鼎钧的散文，对“故乡”“中国”的书写也在诉说着家国。
三超验倾听、深层对话与文化传播
“灵性文学”概念提出后，学界不少评论者都注意到了“灵性文学”为中国文化补神性的意义，例如唐小林先生认为“现代汉语灵性文学”“是对现代汉语文学突破人自身的束缚和神性到场的呼唤”。“灵性文学”所进行的“文学如何对一个超验的世界说话”唐小林：《面向灵魂本身——现代汉语宗教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8—249页。的确值得关注，或许不说“文学如何言说超验的世界”，而说“如何倾听超验的世界”更为重要，毕竟在“倾听”之后才有“言说”的可能。
当然，倾听超验的写作也是一种稀缺的写作。余虹先生在写作丁方的评论时，曾说到“神圣之光的穿透需要那种能听到神圣者的召唤而在灵魂的行走中领悟启示而沉思历史的人，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实在稀少，因为人们的耳朵是在一个神圣空缺的历史（现代性的文化殖民强化了此一空缺的正当性）中生长出来的，它已习惯了对神圣呼唤的听而不闻”余虹：《当代中国基督信仰的悲剧性经验——谈丁方的艺术》，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第5辑），洛杉矶：恩福基金会，2007年，第7页。。对华语文学创作来说，施玮的“灵性文学”创作就是“倾听神圣”的稀少者之一，她的“神性写作”是“坐在神脚前的聆听，是偎在他怀里的歌唱”施玮：《歌中雅歌》，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施玮自己曾说到，“我信主后的写作其实是很独特的，与我过去习惯的写作方法完全不同，通常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我个人灵修时圣灵告诉我的。常常有人问我接下来打算写什么，我便很难回答，只能笑称自己是台印表机，写什么全看上帝何时开关，以及決定列印什么”施玮：《以马内利》，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14年，自序。。施玮的写作，成为了在倾听圣神的启示下的创作。
华文文学倾听超验之音，不仅能够带给灵性文学创作的变化，因着这样的倾听，也有可能让中西文化在传统之“道”的深层层面上进行相遇与汇通。吴经熊先生曾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汇通做过很多思考，他有一个较著名的论断：“想把水变成酒之前，得先把水壶装满水才行。”吴经熊：《中国哲学之悦乐精神》，台北：上智出版社，1999年，第73页。吴经熊所提到的“水变成酒之前，得先把水壶装满水”，是借用《若望福音》中记载耶稣在加纳婚宴上行了把水变成酒的圣迹，来比喻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吴经熊认为首先要以返回中国的儒道释文化传统、“把水壶装满水”为前提，然后再经基督教文化的“圣化”，才能变出“醇酒”，才能更新和完善中国文化。这当然是一种较为宗教性的解释，但也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中西文化在回返的相遇中，两种文明传统才能进行深入的对话与汇通，才能实现“另一种本应跟着‘德赛’而来却被实用目的遮蔽了的光透进来了，正在与既有的启蒙主义交织，与中国先秦就有过的超验之光交织，而有可能出现一种超越东方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新的精神生态”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作家施玮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施玮到海外后，还读了神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在大观园遇见夏娃——圣经旧约的汉语处境化研读》参见施玮：《在大观园遇见夏娃——圣经旧约的汉语处境化研读》，香港：浸信会出版社（国际）有限公司，2014年。，从文体、修辞和思想等角度对圣经旧约文学和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施玮的中西文学研究，也在起着“发现”与“激活”中国传统文学和思想的作用，海外学者阅读施玮的《圣经旧约的汉语处境化研读》这部著作，也能间接获得有关中国传统的文学文化知识。
事实上，“灵性文学”创作活动本身就在“反向”传播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我们一般较为注意中国文学（文化）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但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受众群体，即我们应该首先关注中国文学（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社区的影响。尤其就当下的文化传播来说，如果中国文学（文化）在华人社区都难以产生较大影响，则更难说在海外产生影响。华人基督教会在华人社区有着较重要的地位，就北美地区来说，华人基督教会已经成为美国华人的主导性宗教组织，“与中国国内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在中国国内，基督徒所占的比例极小，大约在1%至5%之间……但是很显然，在美国华人中，基督教已经成为人数最多的组织化宗教。”[美]杨风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页。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生活于北美的华人，就更愿意接受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灵性文学”作品。结合作家施玮主张的“灵性文学”创作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灵性文学”与中国文学文化传播的问题：
首先，我们在前面论述了施玮的“灵性文学”创作大多都具有“中国性”，而她的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媒介性”，便于文学传播。作家施玮当过电视台主持人、担任《海外校园》杂志执行编辑，这些都有利于其“灵性文学”创作理念与作品的传播。她的诗歌、小说创作除了在国内出版发行外，也大量刊发在国外刊物上，例如发表在美国的《生命季刊》《蔚蓝色》《海外校园》《国际日报》和《洛城作家》等报刊上。施玮的《叛教者》一经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就受到不少读者与评论家的关注，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包括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散文卷《此岸与彼岸》和诗歌卷《琴与炉》五册图书，在海外得到了较好的传播。这套丛书的作者来自世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这里的百余位华人基督徒作家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施玮在国内出版的“灵性文学”丛书，是海外校园协助出版的，同时，海外校园也在海外代销这套“灵性文学”丛书，使这套丛书在海外华语文化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北村的“神性写作”等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被作为“灵性文学”介绍到海外华人社区等地、进入到世界华文文学中时，“灵性文学”写作就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也起到了中外当代文学文化交流之“桥”的作用。
最后，施玮发起成立了“华人基督教文学艺术者协会”（施玮目前担任该协会主席），以此聚集全球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家，促进“灵性文学”创作交流。在这个协会之中，中国当代作家依然占据着人数的大多数。事实上，这个协会不仅能促进大陆和海外的“灵性文学”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经验交流，同时，也可能让“灵性文学”创作成为中外文化相遇、汇通的一种途径和平台。
四结语
自中国的“天下”与西方的“世界”在“现代”相遇以来，两种文明体系一直处在相互“认识”对方的过程中，例如在18世纪末，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与乾隆皇帝的相遇成了一场“礼仪冲突”，虽然对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诠释，但至少我们能从中看到中外文化曾经所可能具有的隔膜。晚清以降，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但作为相互为“异”的中西文化，依然没有实现深层的对话与汇通，或许直至今天也是如此。现代以来的“中学西传”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开始的。在作为“异”的中外文化互相“认识”的交流过程中，除了义和团这样的激进对抗、传教士对中西经典的译介、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和国家层面的文化活动和组织翻译文化典籍等外，华人基督徒的文学文化书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工作还未被充分重视。海外华人基督徒带有中国文化的底色却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们“之间”的文化处境和“灵性文学”书写，具有中西文化沟通之“桥”的性质，例如陆征祥对儒学的诠释，黄家城对道教、墨子学说的重新发掘，吴经熊对中国儒道释传统的解读历史上的海外华人基督徒的中国文化题材书写，对中国文化外传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黄家城和吴经熊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创作，他们的一些著作受到广泛欢迎、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施玮重释中国古典文学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等，他们的创作和编辑活动也在使“中学西传”得以落实。现代以来的“中学西传”也是“把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译介的行为”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2期，第1页。，这项译介活动有文化前理解、语言差异等多方面的阻碍，华人基督徒“之间”的文化身份让他们多了与西方之“同”，因此他们的书写可能更容易被西方人所接受，相应的也容易接受他们的中国文化诠释，以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