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容量；技术进步引起收益递增；物质资本累计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则认为土地是除劳动以外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在他们的年代，土地是比资本更为重要的财富。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土地在各国财富增长中体现出的价值逐渐变小，工业化国家中土地占总财富的比例也在明显下降。以英国为例，从1688年到1885年，土地在英国总财富中所占比例由64%下降到18%。相反，资本作为另一种生产要素，在各国财富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二战后，学者们普遍认为资本累积是经济增长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其中，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学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一个时期的经济均衡增长要求该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等于同期全部储蓄。1956年索洛（Solow，1956）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不满意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的观点，开始将知识和技术等要素内生化，剖析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技术（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A）的确切含义，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系统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D.Denison，1962）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测算了各个增长因素对国民收入增长所作的贡献，其后又对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战后经济作了测算。丹尼森的主要贡献是把索洛最初统称为“技术进步”这一因素进一步分解，突出了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和劳动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在50年代首先提出了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阿罗（Arrow，1962）于1962年发表了关于“学习效果”的论文，他认为除了资本和劳动以外，生产经验的增长也是一种生产性投入。加里·S·贝克尔（贝克尔，1987）于60年代出版了《人力资本》专著。他们认为，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财富增殖的资本形式；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当包括物力资本和与其相对应的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资本理论在理论上带来了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革命性变化，实践上使人们认识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促进了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教育的迅速发展和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研究与开发投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2）从人力资本到知识资本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提出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尤其重要的要素。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力量（如技术进步），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些内生因素包括知识扩散、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等。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Humancapital）、结构资本（Structurecapital）和关系资本（Customercapital）三者之中。其中人力资本是指组织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是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结构资本是组织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文化等。关系资本是指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价值。对企业而言有营销渠道、顾客忠诚、企业信誉等，是企业与顾客往来间的关系价值。90年代初，管理大师彼得·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指出：“知识的生产率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和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大量实践表明，知识资本是企业、组织和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员工的技能和知识、顾客的信任，以及公司的组织文化、制度和运作中所包含的集体知识，都体现着知识资本。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依赖物质资本，还取决于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所组成的知识资本。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的创新驱动力思考
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 A·Schumpeter l883-1950）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或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并被引进到生产体系中，使之技术体系发生变革，如生产成本的降低、产品质量的提高、经济均衡的打破，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者潜在的超额利润的过程” 。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技术和新工艺，即新的生产方式和方法；（3）开辟新的市场；（4）开拓利用原材料新的供应源；（5）建立工业发展的新组织、新制度与规则。在这里，熊彼特特别强调的创新活动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创造与累积的过程。他所指的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发明，而是“旧东西重新组合”的新应用或者是“新东西”的应用，以获得商业利润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潜在的盈利机会，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和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能更强、效率更高的新的生产体系的创新活动过程。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由传统经济范式向新型经济范式的转型。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发挥知识、知识资本在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作用值得思考。因此从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动力来看：
第一.进一步重视人力资本的战略投资，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一大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已成长起来，正步入职场，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人口红利。因此，新常态下政府应进一步认识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重视人力资本的战略投资，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并通过人力资本的累积效应，推动教育的健康发展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中国朝着知识性经济体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的方向转型。
第二，加强生产要素的协同性创新，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协同驱动力。劳动力、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各经济要素间的替代关系、分配比例和协同效果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同。资本的协同作用也就是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是经济系统借此使自己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向更完善形式发展的进化动力。资本的协同作用是经济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驱力。任何复杂系统，当在外来能量的作用下或物质的聚集态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就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区域抑或是一个国家，都已经深刻意识到具有高回报特性的人力资本必将成为最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加强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然而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众多的管理者却发现最难整合的依然还是“人”，要想使个体的人力资源真正转化成为一项财富——组织所能拥有的具有增值效应的人力资本，必须有相应的转换机制，这就是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的结构资本。
以区域为例，一个区域的结构资本可以由区域内各类组织的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和组织学习能力来衡量。只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才能使组织更高效；而良好的组织制度文化是留住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本更好地向组织财富转化的必要外界条件。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组织结构资本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通过提供更多的信息技术设备、更好的知识交流氛围，向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学习高效的制度文化，更好地促进区域内整体的结构资本水平。中国GDP不断增长，但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的存量不足，制度创新滞后。因此新常态下应补齐知识资本的“短板”，发挥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等要素的协同驱动作用。
第三，制定生态资本化的政策，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生态驱动力。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90年代初，也曾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上议事日程。但是20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强调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结果是发达地区一片繁荣，落后地区劳动力外流，失业率高，产业结构恶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弱化，“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一些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量大，而许多关键的、高技术的设备、钢材等还要依赖进口，产品“二元结构”明显。高消耗换来了高增长，也带来了高排放和高污染的问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因此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既要重视自然生态，还要重视产业生态与消费生态；不仅要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还要培养中国公民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要强力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通过生态资本化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生态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第四，加强文化资本建设，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文化驱动力。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科技落后，一打就垮；一个国家文化落后，不打自垮”。中国作为5000年的文明古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与大国形象严重不符。因此需通过文化资本建设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讲诚信，守规矩。讲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不守规矩，法律等于空文。因此必须加强文化资本建设，要像上世纪80年代“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一样，进行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在人际交往、商务礼仪、国际合作交流、出国考察学习、旅游等等方面。加快与国际接轨，塑造大国公民的文明形象。并通过一系列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工程建设，形成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文化驱动力。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3AJY004）》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