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87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2003亿元，提前4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财政收入由12.22亿元上升到171.69亿元，增长13倍；固定资产投资由8.14亿元上升到548.2亿元，增长66.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33.93亿元上升到704.9亿元，增长19.8倍；进出口总值由0.5亿美元上升到16.24亿美元，增长30.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05.36元上升到5104元，增长15.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40.7元上升到2135.3元，增长14.2倍。经过22年的改革开放，江西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济发展逐渐从封闭转向开放;经济供给逐渐从短缺转向充裕;人民生活逐渐从温饱转向小康。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眸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不能不为江西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感到欣慰。但在全国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又不能不正视江西相对落后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在经济体制大转轨的90年代，江西不仅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同原来条件与江西相近的邻省比较，也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差距。
目前，江西经济发展已落后于全国，现代化进程也慢于全国，就总体而言，还没有摆脱农业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经济弱省的面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任务。江西在发展竞争中缘何出现日益扩大的差距?其原因很多，关键在于五个方面:
一、思想观念落后是产生发展差距的根源
思想观念的落后集中体现在:抢抓机遇的意识不强，敢闯敢冒的勇气不足，营造发展环境的措施不力，干事创业的氛围不浓，从而导致创新缺乏强大的动力，发展缺乏良好的环境。有些农民固步山村一隅，满足于“白米饭，红炭火，天上神仙不如我”的温饱型田园生活，维系着养一小群鸡、鸭，喂两、三头猪，种四、五亩地的小生产格局。有些企业经营者沾沾自喜于“工资还能保得住”，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有些地方领导热衷于指挥生产，经营企业，热衷于数量型经济增长，忽视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忽视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不少领导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胆识不足，心胸狭窄，搞活怕下面乱套，开放怕被别人“吃掉”，招商又怕人家赚钞票，办事因循守旧，不善于把中央的政策、先进地区的做法与本地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的干部甚至从个人名利地位出发，从小团体利益出发，以“叶公好龙”的方式看待解放思想，他们往往只是口头上喊解放思想，内心深处却害怕解放思想，行动上持消极态度，生怕自己的权力和私益给“解放”掉了。
由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存在重重阻力，体制、机制的钳制作用仍未消除，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市场主体发育不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政府仍未放弃对微观层次的干预，使市场处于被动地位。一些部门没有把宏观调控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牢牢抓住资源配置不放。在机制方面，由于不少干部的行为方式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不懂得产业政策的作用必须以市场机制作为基本形式，而是穿新鞋走老路，用产业政策代替市场的作用，常常出现“强扭的瓜不甜”的情况，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使经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缓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工业负有改造经济的使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先进的装备和材料，是带动其它产业发展的火车头。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工业化，工业落后，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落后。去年，江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与各省、市、区比较，处于倒数第二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78.3%，处于倒数第三位，全员劳动生产率19423元/人，处于末位；资产负债率高达68.7%，仅次于青海。可见，江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之所以较低，关键是工业落后所致，江西经济的差距主要是工业，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都由此派生出来。
工业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工业落后，则税源不足，财政收入上不去，无论是调整经济结构，还是支撑体制改革，都捉襟见肘。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促成“倒逼机制”，局部地区竭泽而渔的情况屡屡发生，企业和农民的负担难以减轻，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反过来又制约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形成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后劲和社会稳定。
工业是高附加价值的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都源于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工业落后，则难以改变出卖原料和粗加工品的状况，经济效益无法提高，老百姓富不起来。近年江西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比上年增加5.85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工业过于薄弱，农民来自本地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工业净收入仅77.59元，只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6%，而浙江农村居民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工业净收入达2274.98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3.5%，虽然全国许多地区农民收入处于徘徊状况，而浙江省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高达7.7%，农民生活不仅实现了小康，而且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迈开了较大的步伐。
工业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导。工业落后，则农业产业化经营缺乏主导力量，农产品难以加工转化，农村产业链难以延长，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难以解决。很长一段时期，江西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忽视了工业主导地位的形成，尤其是温饱问题解决后，未能及时实行战略转移，实施加快工业化发展战略，一些领导“谈农业老半天，谈工业一支烟”，结果工业发展不起来，对农业的带动作用很小，相互间的关联度低，以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龙头的龙型经济未能形成气候，农业产业化未能“化”起来。
工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依托。根据产业层次发展规律，只有经过工业的充分发展，产业层次才能从二、三、一上升到三、二、一。从各地发展情况看，工业发达地区，商业餐饮、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第三产业也相应繁荣起来。工业落后，则第三产业失去了依托，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健康发展。去年，江西第三产业增加值817.2亿元，而工业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180亿元，江西与浙江之间的数量级差已从几年前的百亿级扩大到千亿级。全省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1970元，比全国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少383元，低16.3%。
工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的过程是高速发展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是城市化的过程。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快，城市化发展水平也相应较高。工业落后，则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作为二、三产业载体的城镇也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江西由于工业发展严重滞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耕地及乡村，城市化步伐缓慢。去年全省农村劳动力1547.15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为983.37万人，占63.6%，比浙江高15.5个百分点。全省城市化率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弱小是导致落后的两条短腿
经济发展依靠两种基本动力：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已成为两种基本动力的重要源泉，但这两者在江西都非常薄弱。去年，全省个体私营企业64.5万户，从业人员182万人，注册资金143亿元，分别只及浙江省的36.5%、31.8%和9.4%。由于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总量小，实力弱，对经济发展的拉力不大，在江西省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为20%，比浙江的75%低55个百分点。据测算，江西省个体、私营和“三资”工业企业要增长4.6个百分点，才能带动工业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而全国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只需增长3.2个百分点，就可带动工业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显然，江西经济弱就弱在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块。以工业为例，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1999年江西省工业销售产值817.96亿元，在华东7省市中最低，只及处于第5位的福建省工业销售产值的38.4%，绝对数少1312.6亿元。从经济类型分析，江西省国有、集体经济工业销售产值为639.68亿元，比福建要多115.35亿元，高出22%；但是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及其他经济类型工业销售产值只有178.28亿元，比福建要少1427.93亿元，低88.9%，江西省公有制工业占整个工业经济的78%，在华东地区最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达80.92%，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高52.22、49.32和58.12个百分点。而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及其他经济类型甚小。江西经济发展之所以落在后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个体私营经济这条无力的短腿。
再看外向型经济，也是规模太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与兄弟省份的差距大，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另一条短腿。2000年，江西省利用外资3.28亿美元，占全国的0.6%。“九五”期间，外商在江西省实际直接投资额17.91亿美元，只占全国的0.8％，在华东7省市中最低，全省这五年利用外资累计数不及江苏去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64.26亿美元)的１/３。旅游资源丰富的江西，去年旅游创汇总额仅0.62亿美元，在华东地区也是最低。全省对外经济合作实际营业额1.1亿美元，只及全国的1%。全省进出口总额16.24亿美元，只及全国的0.34%，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很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力度最弱的一个。
四、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短缺是竞争乏力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发展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长期的、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于人力资源的积累。人才素质提高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较短时间内经济迅速崛起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西部曾经是落后之城，现在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源源不断地涌入一流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用优惠政策吸引全国人才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的经验也充分说明，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落后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落后，极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尽可能多的资本用来增加人力投资，缺乏培养、造就、留住和吸纳人才的条件与环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从而才使人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管理重点逐步转变为适应性、创新精神、研究与开发、质量意识、国际经营、以人为本，迫切需要善经营、会管理、具有应变能力的企业家队伍，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和纵横五洲四海的商务人才。然而，90年代以来，江西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努力开发人才资源、知识资源，优化人才成长环境，造成企业家稀缺，科研和商务人才严重不足，陷入经济发展趋缓和人才外流加快的恶性循环，呈现落后地区特有的怪现象：一方面在需求上感到适应市场经济的高层次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在供给上又显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过剩。全省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不足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正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满2000，约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0.3%。中级及中级以下专业人员占专业技术人员总量的85%以上，专业人员队伍层次明显偏低，科技对经济的支撑能力较弱。去年，江西省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排第22位，比安徽落后6位，比湖南落后8位。而市场经济型企业管理人才和商务人才则更少。每年从外省毕业的江西籍大学生中，回本省的不到1/3。南昌市有不少优秀学生考入全国重点院校，但毕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的却微乎其微，近年几乎是零。而回到江西的大学生，又多以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和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邮电等行业为首选目标。全省中、小企业最缺人才，却少有大学生愿去，不少企业也缺乏招纳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的甚至把专业对口的大学生拒之门外。江西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企业家、科学家和商务人才，由于“孔雀东南飞”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可在相应岗位上培养造就的“壮苗”不足，供不应求的矛盾极其突出。一些中、小企业的领导，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更遑论对外开放，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五、软环境建设滞后是造成“孤军”效应的症结所在
经济系统是在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吸取“营养”，以增强实力发展壮大。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要素的优质，结构的优化，功能的优效，都是在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要搞好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目前江西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软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未能成为吸引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一方热土。一是权力寻租现象严重。一些机关工作人员把手中的权力看成个人或本部门的无形资产，办事唯利是图，没有得到好处则重重设卡，处处刁难。不少来江西办厂办店的投资者抱怨有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名堂特多，干扰特多，不“烧香”办不成事，少烧了一柱香也办不成事。有的外商来了转转后就要走。如一家投资数千万美元的企业，就是因为一位税务专管员强行要求按设计规划报告的数额交税，最后不得不停产。不少地方领导对上一级政府部门中的一些处长、科长甚至科员、办事员挟权谋私，进门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敢怒不敢言。许多很好的发展机遇被这种陈腐的衙门恶习所耽误，许多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措施也落不到实处。二是收费繁多且随意性大。江西省行政事业机构过于臃肿，耗费巨大。一些部门把收费作为弥补经费不足，增加职工福利的一条捷径，动不动就到企业乱收、乱派、乱查、乱罚，把企业当成“唐僧肉”，想吃就吃，想罚就罚。据有关部门统计，江西省企业一年承担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摊派达70多亿元，收费项目70多项。而一些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维护部门利益、部门权力的罚没规定也是层出不穷，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负担，1996年，江西省罚没及行政性收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为10.4%，2000年上升到16%，提高了5.6个百分点，而工商税收所占比重却由60.34%降至56.4%，下降了3.94个百分点，日益沉重的收费使企业越来越难以负荷，税源枯竭已现端倪，令外商和省内外投资者望而却步。三是法制不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比较混乱，护短排外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企业和个人难以在法律的范围内，在公开、公平、宽松、优良的条件下放开手脚去发展经济，追求利润。这样，省内的民间投资未能充分动员起来，有的还因发展环境不理想而流出去，对省外、境外的投资者也缺乏吸引力，找不到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合作伙伴；省财政的投资能力又非常有限，从而形成“孤军”效应，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应对强大的竞争，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攻坚得不到有力的援助，孤军作战，难免兵临险境，陷于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