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部分时间里的大部分人来说，工作大多是不令人愉快的。历史上，辛苦勤劳地工作是国家致富的源泉。而变富是一些人有机会做比较令人愉快的工作的原因。
拜工业革命所赐，棉花纺织、钢铁和交通方面的新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稳步提高。先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然后是西欧和北美，男男女女从乡村涌向城镇以满足工厂对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需求。
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住在没有卫生设施的拥挤的宿舍中，收入也几乎没有增长。
最终，资本主义改变了它自己，其收益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分享。这部分是因为，随着农村剩余工人数量的枯竭，工资自然开始上涨。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工人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产业家害怕革命，只能妥协。公民和政治权利扩大到工人阶级。
民主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资本主义。国家规定或劳资双方商定的安排降低了工作时长，增加了安全度，提高了家庭、医疗和其他福利，就业环境有了改善。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公共投资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也让他们能够更自由地进行选择。
于是，劳动力占企业盈余的份额开始上升。工厂工作仍然不令人愉快，但蓝领岗位已能够让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拥有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
最终，科技进步打破了产业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快于经济的其他部分：质量相同或更高的钢材、汽车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少得多的工人就可以生产出来。因此“过剩”的工人们进入服务业—教育、医疗、金融、娱乐和公共管理等。后工业经济诞生了。
对一些人来说，工作变得更加令人愉快了，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对拥有技能、资本和见识，能够在后工业时代实现蓬勃发展的人来说，服务业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机会。银行家、咨询师和工程师的收入远远高于他们工业时代的前辈。
同样重要的是，办公室工作提供了工厂工作所不具备的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性。尽管工作时间很长（可能比工厂岗位更长），但服务业专业人士能更好地控制日常生活和决定工作场合。教师、护士和侍应生的薪酬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可以摆脱车间中单调乏味的机械式工作。
但是，对于技能较弱的工人来说，服务业岗位意味着放弃与产业资本主义商定的福利。转向服务经济常常与工会、就业保护、薪酬平等性规范的式微一起发生，大大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岗位安全度。
因此，后工业经济开启了劳动力市场的新差异，一端是稳定、高薪、有满足感的服务业岗位，一端是动荡、低薪、低满意度的岗位。两大因素决定了每一种类型岗位的比重—也决定了后工业转型所带来的不平等程度，即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以及（制造业以外的）服务业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水平。
在某些国家，不平等、排斥和两极化日益显著。在美国，许多工人被迫打多份工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堪称这一模式的经典案例。
仍然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的绝大部分工人尚未完成这些转型。基于两个原因，可以认为他们的未来路径不会（或不必）一样。
首先，没有理由认为安全的工作环境、结社自由和集体议价必须遵循历史模式，而不能在发展的较早阶段就引入。正如政治民主不必等待收入上升才能开始，提高劳动标准也不一定要落后于经济发展。低收入国家的工人不应该为了工业发展和出口表现而被剥夺基本权利。
其次，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力量已经形成合力，改变了制造业工作的性质，后进者很难甚至不可能模仿亚洲四小龙或更早的欧洲和北美经济体的工业化经验。许多（甚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发展出巨大的制造业的情况下就开始转向服务经济—我称之为“提前去工业化”过程。
提前去工业化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乔装打扮的福音，让发展中世界的工人直接跳过枯燥乏味的制造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未来可能怎样尚不清楚。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工人都自我就业—成为店主、独立专业人士或艺术家—有各自的就业条件，同时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这种社会只有在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相当高的情况下才可行。高生产率服务业—如IT和金融—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而不是发展中国家遍地都是的低技能工人。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未来来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拜社会政策和劳动权利所赐，工人能够在发展过程的较早阶段就成为经济的完全相关利益方。与此同时，工业化这一传统社会的发展引擎可能将低得多的动力来运转。由此产生的较高的公共预期，以及较低的收入产生能力，这两者交叠在一起将可能成为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主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