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产业转移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JL08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博弈论的我国社会隐性收入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2D084）。
摘 要：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动态过程。从亚洲的发展来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使东亚地区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在产业转移带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生了显著的区域福利效应。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新兴经济体积极承接发达国家转出的纺织、服装等轻纺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耗能、污染的重化工业，因此获得来自外部的资本要素、发展动力的契机，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等福利水平有了层次上的提高，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中国内地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后，已经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这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福利持续改善，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负外部性却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环境福利负效应。这些对于目前我国国内的产业转移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警示作用。
关键词：东亚产业转移 区域福利效应 环境福利 加工贸易引 言
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动态过程。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东亚也开始了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浪潮。本文研究的东亚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包括东亚地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也包括东亚地区之外的国家向该区域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在承接美国等国产业转移后，本国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制造强国，其为应对国际能源危机及日元汇率升值的影响，选择了对外投资扩张、调整产业结构的国际产业转移之路。在这一东亚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日本推动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引领了东亚地区的“雁阵飞翔”。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产业承接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大契机， 实现由进口替代型产业向出口加工产业转变， 促成了经济崛起和经济腾飞的奇迹。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东亚国际产业转移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产业转出地包括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产业转入地有东盟四国，但主要是中国内地，而其中亚洲“四小龙”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如前所述，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上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然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市场规模狭小与产能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要素价格上升与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引致了新一轮东亚产业转移。在这一阶段， 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 将本国产业结构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方向转变， 进一步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东亚转移。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着力承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以及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 并且把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内地，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内地是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以外，还通过制度变迁和政策优势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量外部投资，制造业发展迅猛、不断扩张，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谢代银：《全球产业转移与区域战略抉择》[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在产业转移带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生了显著的区域福利效应。区域的地理空间内不仅有自然界，还有人类社会。区域内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决定着财富的增长和分配，进而决定着福利水平。一个个不同的区域内的福利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福利在空间系统上的分布。现代经济学中，区域内福利的改善和提高源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运行实践的逻辑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居民、企业和政府，无论在任何异质性区域中，这三者都构成全部的经济主体。因此，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给其区域空间所能带来福利的主体也就是居民、企业和政府。这样来看，区域福利就是区域内居民福利、企业福利、政府福利三者之和，是区域经济发展给居民、企业、政府所带来的效用和权利。这是基于经济主体逻辑关系的分析结论。其中，居民福利包括居民收入水平、就业机会、物价水平、社会保障、生活环境状况、公共产品及服务等；企业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水平、企业要素成本、企业发展环境等；政府福利包括政府财政收入、政府采购水平等。本文认为，一定时期内某种因素变化所形成的区域福利变化趋势可以称为区域福利效应。从福利水平改善或是损失的角度，可以将区域福利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区域福利正效应是区域福利的提高和改善。下面本文就基于比较的视角，对于东亚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的区域福利效应进行比较研究。
日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
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日本承接了美国的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和本国福利水平的改善。在世界近代史上，东亚地区的区域福利水平与欧美工业化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二战后，美国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均居于首位，其在大力促进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的同时，逐渐对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国输出资本、技术等要素。在这一阶段，日本、联邦德国因为承接到美国的传统产业，再工业化步伐迅速加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了经济基础的重建和发展的起飞，摆脱了战后国民福利长期低水平徘徊的局面，较快地实现了国民福利的高水平、高层次，{张自如、胡晖：《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J]，载《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3期.} 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区域福利效应。日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流动中的区域福利持续提升。
在区域福利效应形成方面，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在东亚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积极承接美国转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就业人数的增长，降低了社会失业率，提高了日本职工的家庭月收入。从表中可以看出，1965—1970年，日本的家庭户均月收入增加了179.7%，家庭户均月工资收入增加了173.5%，家庭户均月社会保障收入增加了166.4%，居民的福利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增速远远快于战后初期的水平，居民福利效应十分显著。{ 孙浩进：《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表1 日本家庭月平均收入单位：日元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随着主导产业的转入和崛起，日本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为提高，使得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幅增加，除居民福利水平以外的政府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政府福利效应凸显：表2 日本政府财政收入单位：10亿日元
续表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从日本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来看，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类型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业，该行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比较大。当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日本一方面国内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降，另一方面重工业的大量迁入和快速发展吸纳了较大数量的国内劳动力，这使得当时的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拉动劳动力工资价格攀升；而1960年，日本政府又制定和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力提高国内普通劳动者收入。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使得日本国内普通劳动者报酬水平提升较快，居民福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产生了明显的区域福利效应。
东亚新兴经济体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
在东亚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除了日本承接来自欧美的洲际产业转移外，其发生的洲际和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也产生了重要的区域福利效应。在洲际产业转移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把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向亚洲“四小龙”大规模转移。这使得亚洲“四小龙”获得了发展中最稀缺的两大要素——技术和资本，结合其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使东亚各产业转移参与国的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政府收入、企业利润等各市场主体的福利水平有了更高层次上的改善，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整体区域福利水平，区域福利正效应十分显著。
在地区内部的产业转移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曾经作为产业转入地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开始转型，主要包括美国、日本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 同时将部分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带动了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成长和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政府财政收入、居民人均收入、企业利润率的大幅提升，产生了明显的区域福利效应。表3 部分亚洲国家就业量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表4 部分亚洲国家制造业雇员人均劳动报酬指数1987年=100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从以上两表可以也可看出这种明显的区域福利正效应。从典型经验来看，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新加坡通过承接美国、日本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就业人数，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韩国和新加坡的劳动力不断被吸纳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制造业人均报酬指数也不断上升：1971—1990年，韩国就业人数由1 006.6万人增加到1 803.6万人，增长了79.2%，新加坡就业人数由47.7万人增加到153.7万人，增长了222%，就业水平大幅度提高；1970—1990年，韩国制造业人均报酬指数由30.1上升到144.0，增长了378%，新加坡制造业人均报酬指数由49.8增加到120.0，增长了141%，劳动者的福利得到明显改善{孙浩进：《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除了亚洲“四小龙”以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承接来自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重点推动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拉动了居民就业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1985—1990年，在新主导产业转入的带动下，菲律宾、泰国的国内制造业就业人数有了明显增加，分别增长了11%、19%；国内工资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制造业人均报酬指数分别增长了48%、27%。这些指标的增速均超过了承接产业转移前的水平，居民区域福利效应十分明显。
如前所述， 韩国、新加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出口贸易的作用，形成的比较优势使得两国外向型产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也使得政府的财税收入大幅提高，政府福利得到显著改善。下两表是1980—1990年韩国和新加坡的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表5 韩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单位：10亿韩元
续表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表6 新加坡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单位：百万新加坡元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在产业转入的新增长引擎驱动下，1980—1990年，韩国财政收入增长了370%，其中税收收入增长了321%；新加坡财政收入增长了227%，其中税收收入增长了182%。承接产业转移形成的出口优势带动了政府福利大幅度提高，政府福利效应明显。{孙浩进：《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本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也促使政府用于公共产品的支出增加，使得国民的公共福利得到明显改善，下两表是1980—1990年韩国和新加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公共产品支出情况表：表7 韩国政府主要公共产品支出增长情况单位：10亿韩元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表8 新加坡政府主要公共产品支出增长情况单位：百万新加坡元
资料来源：历年《国际经济统计年鉴》。
由以上两表可以看出，1980—1990年，韩国教育支出增长了403%，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527%；新加坡教育支出增长了285%，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341%。其他主要公共支出也大幅度增加。可以说，通过承接东亚产业转移，其本国的政府福利提高，也提高了民众个体享有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水平，对于居民群体而言产生了明显的区域福利效应，这奠定了韩国和新加坡两国今后在东亚乃至世界的社会高福利水平基础。东亚新兴经济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是区域福利改善中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显著。
需要特别值得指出和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直接投资（FDI）途径，将一些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把垃圾场建在那里，直接夺取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从而实现环境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即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密集产业。跨国污染密集产业转移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进行：
一是将具有高污染性的落后产业转移。发达国家由于国内严格的环境标准，使得某些具有污染的产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了逃避本国环保法的制裁和高昂的环境治理费用，利用发展中国家急切发展经济的心理，将高污染的夕阳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然后再向它们输入治理技术和环保设备，从而力图实现“双盈利”。
二是将产业废弃物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新的污染密集产业链，从而达到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是危险废弃物的主要进口地，污染性垃圾大量进口加剧了本区域的生态环境生态危机。危险废弃物堆放、拆卸、处置严重污染了本区域的水质、大气、耕地，危害人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当地环境管制较松，加之居民文化素质低，经济落后，使当地居民将这些污染性垃圾重新形成一种产业链，由此导致污染密集产业的真正转移。
三是直接将有害技术设备进行转移。根据国际投资理论，产业转移是按照梯度由高到低进行的。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讲，这是一个将淘汰、过时的技术设备进行转移的过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则引进其认为“先进”的产品技术设备的过程。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则会盲目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所不允许使用的有害的技术设备，损害了本区域的环境福利。{杨英：《基于FDI的污染密集产业转移与环境福利效应研究》[D].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得益于承接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内地实现了非常显著的区域福利效应。在这一时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保持较高的态势，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相对发达的经济带，这些区域经济的增长极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新兴工业国水平，已成为“世界工厂”。从时间维度划分，在东亚地区，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 1979—1991 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刚刚开始，东亚新兴经济体向外转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等，中国内地则把握住了这个发展的契机，积极承接玩具、服装、鞋帽和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势头。在此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处在初始阶段，总体规模还比较小，对于迁入产业的主要承接方式是加工贸易，以鞋帽、纺织、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加工贸易在促进贸易发展、增加就业、保持外汇平衡、经济增长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2） 1992—2001 年。在这个时期，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内地由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转变，机电产业得以发展，出口大幅增加。这一阶段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多样化，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进行系统化、大规模的投资。1992—1995 年，中国吸引的外资规模每年成倍增长；1996—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的 FDI 数额一直维持在 400—500 亿美元的水平。FDI 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跨国公司投资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华东沿海。在这一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来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机电产品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3） 2002 年至今。2000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的崛起、消费经济的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征。21世纪以来新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西方主要经济体把世界新兴经济体作为加工厂，进行产业链的布局，建立起加工基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建立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网络，自身则负责产品的总装与营销。在这一时期，中国外向型经济持续扩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对国际产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已是 FDI流动 的首选地之一。2000—2005 年，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中国内地投资建厂达 450家，更加重视中国内地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战略地位。中国内地在此阶段进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增长阶段，已成为全球 FDI流入最多的区域之一，2002 年FDI 突破 500 亿美元，2006 年接近 700 亿美元，2010 年突破1 000亿美元。国际产业转入的主要途径是现有企业从单环节、单产品的加工生产延伸到下游产品和相关产业，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不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入中国内地的沿海地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环节向中国内地大规模转移，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等形成了具有一定优势的信息产业基地。从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来看，最初的加工贸易在不断升级转型，经历了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过程。{熊雅芬：《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在这一大的趋势下，中国内地承接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后，已经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这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福利持续改善。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中所急需的投资大量增加，并且使得迁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促进了就业人数的快速增加。基于当时的产业结构状况，国际产业迁入中国内地，其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态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1990—2008年，全国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从6.6万人增加至7 904万人，这其中主要的贡献就是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就业人数被吸纳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剧增，促进了居民福利水平的极大改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表9 全国城镇非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及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
主导产业的迁入建立起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带来出口利润的剧增。在这一时期，虽然国内就业人数在大量增加，但是人均劳动报酬仍然有了较大提高。从上表可以看出，与1995年相比，2005年的非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报酬由7 728元增至18 362元，增长了137.6%；2008年又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中国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通过引入新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出口比较优势，不仅提高了本区域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长和福利的明显改善，产生了显著的区域福利效应。
然而，中国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迁入、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负外部性也损害了区域福利水平，产生了严重的区域环境福利负效应。具体如下：
（1） 破坏产业迁入区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居民身体健康。在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仅仅是将生产和制造基地设在该地区，无污染的研发部却在投资国。这样就将组装中的易耗能、易产生污染的环节留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其生产中产生了大量电脑制造过程的废弃物，还产生了不可燃烧的化学物质和铅等重金属。由于产业转入、经济发展过程中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都当严重，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和一直持续上升。产业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让本区域承载了代价，损害了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的环境福利。
（2） 加大产业迁入区的环境治理成本。在国际迁入企业出口贸易迅速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也在上升，这加大了国内环保治理难度。中国内地沿海地区的外资行业在每年出口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废水排放量也在上升，其中上升幅度较大的是化工原料、纺织业、化学制品和黑色金属冶炼行业。与此同时，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也呈上升趋势。以纺织行业为例，纺织行业是排放工业废水量较大的部门之一，每年排放废水9亿多吨，位居工业废水排放行业的前列，且印染废水还具有脱色困难、含有机物浓度高等特点，经处理后仍对当地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新工艺、新原料、新染料、新助剂的不断开发和应用，使得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中污染物变得越来越复杂，处理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大，将会给当地的环境形成重大威胁。
（3） 危及产业迁入区的对外出口。跨国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内地沿海地区的出口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在两方面：① 贸易条件恶化。发达国家直接投资转移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大部分是本国已淘汰、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边际行业，致使产业转入地区出口的制成品档次低、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弹性也较低，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出口竞争力较强的高科技产品，从而导致中国内地贸易条件恶化。② 出口产品遭受“绿色壁垒”。部分产品出现出口量减少的趋势，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纸浆机纸张、纺织印染、洗涤用品、化肥等产品上。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中国东部一些地区承接污染产业转入，更加剧了各种绿色壁垒对这些地区出口产品的限制。
比较研究的结论
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渐趋演化的动态过程， 亦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实现过程。从亚洲的发展来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 使东亚地区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从而彻底改变了近代史上东亚地区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 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战后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跨越发展， 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 都受益于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实现了本区域经济增长，而且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改善了各国的区域福利水平，实现了良性的区域福利效应。
在战后以来的东亚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引致的各国区域福利效应各异，具有不同的特征，主要如下：
（1） 日本：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流动中的区域福利持续提升。日本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一个由纺织、服装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出口导向型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入，极大地缓解了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崩溃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使人均收入增速较快，但大量廉价制品的利润率不高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不及居民收入增速；普通国民的收入水平在短期内有了明显改善，居民的区域福利效应十分显著，政府区域福利效应不很明显。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边际产业转移，日本承接主要来自美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产生了明显的政府区域福利效应，其扩张程度超过居民的区域福利效应。可以说，迁入产业结构的转变是造成了区域福利效应演变特征差异的最主要因素。
（2） 新兴经济体：区域福利改善中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显著。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新兴经济体积极承接发达国家转出的纺织、服装等轻纺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耗能、污染的重化工业，因此获得来自外部的资本要素、发展动力的契机，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政府服务等福利水平有了层次上的提高，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而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同其他国家相比，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在产业转移利益共享方面做得非常好，迁入产业发展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多数都转化为公共福利支出和公共产品供给，教育、社保、医疗、交通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居民的转移性收入、生活幸福感和社会满意度。因此，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引致区域福利效应中，较为明显的特征是政府区域福利效应转化为居民区域福利效应，直接带动了国民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
（3） 中国内地：区域福利虽明显改善但环境负效应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亚国际产业转移进程中，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渐向中国进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在新的东亚产业分工格局中， 中国成为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进出口迅速增长，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出口比较优势，这既大幅提高了国内就业率，又提高了出口收益，增加了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劳动者工资的快速增长和福利的明显改善，为国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内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特征是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国际边际产业迁入对区域环境福利损失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工业污染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威胁及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为减少污染所花费的成本上升、导致出口遇到威胁等。在中国内地，这一问题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严重，尽管居民福利、政府福利、企业福利都有了极大改善，区域福利正效应十分显著，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负外部性却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环境福利负效应。
通过对东亚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福利效应比较研究，对于目前我国国内的产业转移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是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迁入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既要集群式引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保证和促进居民就业，又要注意引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政府财政的快速增收；二是中西部地区在实现承接主导产业迁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普惠于民，在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的同时扩大教育、医疗、交通、社保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支出；三是中西部地区要坚决杜绝将东部地区落后、污染的传统产业引入，避免损坏环境福利，消除环境福利负效应。
（责任编辑：张晓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