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通信作者及地址：朱江丽，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22号新闻传播学院；邮编：210093；Email：zhujl@nju.edu.cn.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WTC001）和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1501009C）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
本文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利用2003—2012年中国与40 个主要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伙伴的数据，全面研究了国家距离对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对于以相关文化创意产品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而言，距离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为经济制度距离，而文化距离和政治制度距离反而表现出促进作用；进一步考察核心文化产品时，文化、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距离都对其出口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且越是对于制度完善的国家，制度距离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越大。因此，综合提高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竞争力，对扩大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关键词 文化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创意产品
一、 引 言
近十年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取得了较快发展。根据UNCTAD最新数据显示，2003—2012年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从381.80亿美元增长到1511.82亿美元，世界市场占有率从17.06%上升至31.91%，增长了接近一倍。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格局明显失衡。在快速增长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中，设计类产品是主要贸易构成，几乎占到中国全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总额的70%。具有较高文化传播特征与附加价值的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占比极低。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高度依赖于相邻的亚洲地区，出口亚洲的文化创意产品占出口总额的43%，出口亚洲地区的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占全部核心文化创意产品的49%。那么，究竟什么影响了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格局？如何才能扩大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提高核心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外学者关于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早期Tinbergen提出的引力模型，认为经济规模与地理距离是决定双边贸易流量的关键因素，为分析雙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Tinbergen， J.，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随着交通与物流技术的发展，不少学者认识到地理距离仅是影响贸易的一个方面，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等因素在影响双边贸易与交往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Lankhuizen M， Groot H L F D， Linders G M.，“The Trade-off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The Role of Multiple Dimensions of Distance”，World Economy，Vol. 34，No.8，2011，pp.1395-1416.。对文化与制度距离的关注，必然引致研究深化到以具体国别为对象。在以一些国家为样本的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影响双边贸易的研究中，不同时间与样本量的实证有着不同的结论。Hei de Groot等和Gert-Jan Linders等先后实证分析了文化距离、制度距离与制度质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指出文化距离和制度质量促进了双边贸易，制度距离却发挥着相反的作用De Groot H L F， Linders G， Rietveld P，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Kyklos，Vol. 57，No.1，2003，pp.103-123.Linders， Gert Jan， H. L. F. De Groot， and P. Rietveld.，“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An Analysis according to Product Type”，SSRN Electronic Journal，Vol. 23，No.5，2005.。但是，另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却显示文化差距越大，越会阻碍双边出口贸易Bedassa Tadesse， Roger White.，“Cultural distance as a determinant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 do immigrants counter the effe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Vol. 17，No.2，2010，pp.147-152.。制度变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也不明确，Meon等利用1920—2000年跨国面板数据证实制度质量对工业品出口有积极影响，但是对非工业品却具有负面影响Méon， P.G. & K. Sekkat.，“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Trade： Which Institutions？ Which Trade？”，Economic Inquiry，Vol. 46，No.2，2008，pp.227-240.。
在国外研究的影响下，国内学者相继提供了中国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究竟对双边贸易有何种方向的影响。陈昊和陈小明以2003—2009年中国与19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为样本陈昊、陈小明：《文化距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载《中国经济问题》，2011年第6期，第76-82页。，万伦来和高翔以2002—2011年中国与其他3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为样本万伦来、高翔：《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载《国际经贸探索》，2014年第5期，第39-48页。，分别证明了文化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有着明显的阻碍效应。不同的是，阚大学和罗良文利用1996—2008年面板数据指出文化差异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呈倒U型阚大学、罗良文：《文化差异与我国对外贸易流量的实证研究——基于贸易引力模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第77-83页。关系，田晖和蒋辰春则将文化距离分解为整体效应与组合效应，指出不同维度的文化距离具有不同影响效果田晖、蒋辰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3期，第45-52页。。
随着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上升，一些学者注意到文化创意产品因其文化属性而颇具特殊性，文化产品贸易更容易受制于贸易两国的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因而将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引入到文化产品贸易研究。关于文化距离，曲如晓和韩丽丽利用1992—2008年中国与9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文化贸易数据为样本，验证了两国文化距离以及共同语言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商品的出口有正向的影响曲如晓、韩丽丽：《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载《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11期，第19-31页。。但是，臧新等发现文化距离对双边文化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臧新、林竹、邵军：《文化亲近、经济发展与文化产品的出口——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载《财贸经济》，2012年第10期，第102-110页。。另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总体上文化距离对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发挥着阻碍作用，但是仔细考虑到文化距离的不同维度或进口国的不同特征时，文化距离就不一定是负面因素王洪涛：《文化差异是影响中国创意产品出口的阻碍因素吗——基于中国创意产品出口35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载《国际经贸探索》，2014年第10期，第51-62页。。关于制度距离，还有文献指出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同制度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许陈生、程娟：《文化距离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载《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11期，第25-38页。。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比较一致地认为除了地理距离之外，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都是影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文化与制度距离如何影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仍然存在分歧。究其原因，极可能是已有研究选取的文化创意产品数据可以细分为更高文化附加值的核心文化创意产品与文化附加值偏低的相关文化创意产品根据2014年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说明，“文化产业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外围层和相关文化产业层”。以此为依据，遵循内容生产与产品生产相区别的思想，本文简要把文化创意产品划分成核心文化产品与相关文化产品两大类別，前者包括视听产品、新媒体、表演艺术、出版物等四大类，后者包含工艺品、设计、视觉艺术等三类产品。；而且，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中，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占比极低，从而导致以相关文化产品为主的全样本研究难以精确发掘距离因素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容易出现不稳定的估计结果。考虑到以上因素，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一是通过对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数据分类处理与比较，全面分析距离因素对我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二是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影响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因素进行分析，验证文化、经济与政治制度等多维距离与文化产品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期望本研究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发展与结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将经典引力模型转化为对数化模型，设置如下：
下标t表示时间，c和i分别代表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字母EX代表中国出口到i国的文化创意产品贸易总额。GDP是一国国内生产总值，DIS代表地理距离。u是随机误差项。
根据已有文献的发现，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极可能与被解释变量存在非线性关系。为验证之，我们引入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改写上面模型，以便根据数据内生特点寻找文化距离、制度距离与贸易量之间分区间的相互关系。关于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的单一门槛模型分别设定如下：
模型中，μ代表个体效应，I（·）是指示性函数，其中q是门槛变量，D代表文化距离的特定门槛值，IQuality表示制度质量的特定门槛值。X表示其他解释变量。如果模型还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将分别扩展为：
类似的，多门槛模型也可以基于上述模型进行扩展。具体形式不再赘述。
（二）变量与数据
本文选择了2003—2012年40个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伙伴作为样本。它们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12个亚洲国家或地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希腊、挪威、瑞典、芬兰、波兰、土耳其、俄罗斯等14个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拿马等9个美洲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等2个大洋洲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南非、埃及等3个非洲国家。中国对这些贸易伙伴的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值占出口世界总值的85%以上，因而所选取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下面介绍主要变量的设置与数据来源。
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总额EX：表示中国向其他贸易伙伴出口的文化创意产品总额。数据主要源于UNCTAD 数据库。为了区别核心文化产品和相关文化产品，在后文计算中将这两类产品出口总额区分为EXCORE与EXRELATIVE两组样本，用以比较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一国经济总量，这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一般而言，贸易对象国国内生产总值越高，表示该国购买力越强，越有利于对其的文化产品出口；同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越高，反映本国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其出口产品竞争力应该越强。
地理距离DIS：以往研究的惯例是采用两国之间的绝对距离。在这里考虑到绝对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不及相对贸易距离，即两国贸易交往的时间距离。一般来讲，越是开放国家，国际运输越是发达，在运输时间与效率上会相对缩短两国贸易交往的时间距离。因此，我们需要使用一国开放程度的变动率来对两国绝对地理距离进行修正，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在国际运输上更具有优势，相对贸易距离就会随之缩短，计算方法如下：
DISit=DISi2003×[1+（OPENi2003-OPENit）]（6）
其中，2003年绝对距离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经济信息研究中心，取以中国与进口国或地区间人口最集中城市的最短距离。变量OPEN代表一国开放程度，利用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表示。事实上，在其他相关研究中，开放程度也常被作为影响双边贸易额的重要指标（王洪涛，2014）。本文进一步将这一指标内生渗透到距离变量之中。
文化距离CDIS：文化距离根据多个文化维度指标综合计算而得。最常用的文化维度指标来自荷兰学者Hofstede及其团队所提供的相关调查数据Hofstede G.，“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 A Research-Based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Vol.13，No.1，1983，pp.46-74.，包括权利距离（PDI）、集体/个人主义（IDV）、男性/女性气质（MAS）、不确定性规避（UAI）、长期/短期价值取向（LTO）以及纵欲/保守（INS）等6个维度。按照惯例，计算方法参考Kogut和Singh（1988）提出的文化距离计算公式，即：
CDISi=∑6k=1（Ik1-Ikc）2Vk6
（7）
其中，I代表不同维度的得分，V表示某维度的方差。下标k表示不同维度。与地理距离一样，考虑到建模的需要以及开放程度对文化距离的影响，我们采用开放度变化率对文化距离进行修正，从而得到相对文化距离。
制度质量IQuality：制度质量分为经济制度质量EQuality与政治制度质量PQuality。经济制度质量指标参考由美国Heritage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来自于www.heritage.org。，包括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开支、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财产权与反腐程度等9个指标。政治制度质量指标参考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来自于www.govindicators.org。，包括公民权利、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管理质量、法律法规和反腐力度等6个方面。
制度距离IDIS：制度距离又可分为经济制度距离EIDIS与政治制度距离PIDIS，用两国制度质量得分差的绝对值来表示。
此外，为了避免各项距离指标之间数量级的差异，我们还将文化距离以及两项制度距离变量通过无量纲化进行统一。文化距离的无量纲化公式如下：
CDISit=cdisit-cdismincdismax-cdismin+0.5（8）
其中，cdis表示i国t年的具体指标值。为了取对数的需求，指标在无量纲化的过程中平移了0.5。经济、政治制度距离的无量纲化步骤同上。为了降低数量级，我们对两国GDP与地理距离DIS等变量取对数。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的检验
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我们首先综合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Hadri检验、IPS检验以及Fisher-ADF检验等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EX、GDP和DIS的对数序列变量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处理后，各个变量的单位根消除，均显示为平稳序列。无量纲化后的距离变量CDIS、EIDIS和PIDIS均在原阶平稳。
下面，为了验明国家距离与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先后做了门槛条件检验与门限回归分析。表1提供了门槛个数检验结果以及各门限效应所对应的门槛估计值。这是利用Bootstrap 方法计算而得的F 临界值，Bootstrap 的次数为300 次。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样本中文化距离显示出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其他模型中文化距离、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质量都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二）全部文化创意产品的门槛回归分析
根据文化距离的门槛估计值，我们可以将全样本划分成文化相近（CDIS≤0.909）、文化较近（0.909
第一，在文化近距离区间内文化距离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显著正相关，即在一定范围内文化距离愈大，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愈多。但是随着文化距离扩大到一定程度，这一规律将不再显著。从估计结果看，尽管在文化相异区间内，文化距离与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出现了负相关，即文化距离抑制出口，但是这一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出现这种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对文化距离并不敏感的情况，很大原因是全样本的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占比较低。这一结果在之前的文献中也多有体现。
第二，经济制度距离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显著负相关，而且距离的阻碍作用强弱取决于贸易对象国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经济自由化程度过高或过低，经济制度距离的阻碍作用都明显更强。这是因为，对于经济自由化较低的国家，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交易成本高，因此经济距离不利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对于经济自由化程度很高的贸易对象国，比如美国等，对价格偏低的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常常持有“反倾销”的态度，往往利用更多的法律与政策手段建立贸易壁垒，因而经济距离也具有较大的负面效应。
第三，政治制度距离拉大，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但是在不同政治质量的贸易对象国，政治距离的正向影响存在差异。在政治制度质量趋于中等的贸易对象国，政治距离的正效应越强；在政治制度质量偏低的对象国，政治距离的积极影响减弱；而政治制度质量偏高的對象国政治距离的影响不显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政治制度质量中低水平的贸易国，政治距离越容易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
此外，贸易双边国内生产总值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明显而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贸易对象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越有利于中国对其出口文化创意产品。但是地理距离变量的影响不明显。
（三）分类文化创意产品的门槛回归分析
文化创意产品的分类中，既有具有较高文化属性的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如出版类产品、视听产品等，也有具备更多工业制造属性的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如设计类产品。文化、经济与政治距离必然会对这两种具备完全不同文化属性的产品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因此，我们继续对分类文化创意产品进行门槛回归分析（如见表3）。
从表3提供的分析结果来看，两国经济总量，尤其是贸易对象国的经济总量对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明显积极意义，地理距离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全样本是一致的。另外，文化、经济与政治距离对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方向大致与全样本保持一致，说明了模型是稳健的。但是与此同时，文化、经济与政治距离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的影响与全样本保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一些个性特征。
首先，尽管文化距离对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却对文化距离非常敏感，两者呈现出高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负相关关系也会随着文化距离扩大而具有渐进减弱的趋势：对于文化距离越近的贸易国，中国对其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对文化距离越敏感；对于文化距离越远的贸易国，文化距离的负效应越是减弱。这说明了对于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而言，文化距离的亲近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经济制度距离对两类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都呈现显著负效应。不同的是，经济制度距离对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显著体现在中等经济自由化与高度经济自由化的贸易伙伴中。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负影响却仅在经济自由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对象国显著。这说明越是经济自由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距离越是对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不利。结合世界市场格局来说，经济距离对中国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反倾销”手段，而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来说，经济距离的不利影响极可能是中国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弱所致。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暴露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问题。
最后，政治距离促进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但是阻碍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体来看，在政治制度质量较好以及非常好的贸易对象国，政治制度距离对中国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与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存在高度显著的负相关，而且在政治制度质量较好的贸易对象国负相关系数最大，这是与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的情况截然相反的。这体现出在政治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与防止文化渗透，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行政性贸易壁垒，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进口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利用2003—2012年中国与40 个主要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伙伴的数据，研究了国家距离对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影响，尤其区别了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与其他相关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一方面，对于中国全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而言，文化距离和政治制度距离的制约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还表现出了积极效应，但是经济制度距离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考察核心文化产品时，国家距离对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明显：一是文化距离对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效应；二是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抑制效应明显，尤其是在经济自由化高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制度距离越大，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额越低，暴露出中国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三是政治距离对中国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出于政治形态与国家利益考虑，越是政治制度较高的进口国，越会严格控制核心文化产品进口。因此，以上结论反映出國家文化、经济与政治距离对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制约作用，而且越是对于制度完善的国家，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难度越大。事实上，通过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与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的数据分离，本次研究也对已有研究结论长期存在分歧的问题做出了解释。
根据以上分析，基本政策建议：一是“一推一拉”，缩小文化距离的不利影响。“推”是把中华文化推出去，通过加强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程度，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拉”是在出口贸易中注意融合贸易对象国本土文化，将对方的文化拉入产品创意之中，从而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市场接受度与认可度。二是“练好内功”，降低经济距离的负面效应。经济自由化国家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限制，一方面是利用“反倾销”策略抵制低价格低创意含量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是利用市场竞争挤压我国核心文化产品。所以只有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国际化接轨，提高文化产品创意价值与市场竞争力，才能有效打破经济距离的限制。三是“加强合作”，减小政治距离的阻碍效应。通过加强国家政治交往，促进文化贸易各项优惠政策制定与落实，为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创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王洪涛.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4（10）：132-143.
[2]许陈生，游芬.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4）：36-40.
[3]Mrabet D， Laadhar L， Haouet S， et al. The Role of Cultur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Expectations from the GLOBE Dimensions of Culture[J].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2015（1）：63-74.
[4]Roger W， Bedassa T. 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US Immigrant-Trade Link[J]. World Economy， 2008（8）：1078-1096.
（责任编辑：宋沐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