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地位就显得尤为关键。
基于此，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全球生产分工视角下增加值贸易该如何核算？二是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何？三是在研发、融资、制度等因素的约束下，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何变化？四是全球生产分工通过什么渠道，进行哪些资源的重置和整合，以实现增加值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综述
对于全球生产分工和增加值贸易的探讨，近几年国内外学者有一些对它们各自文献的研究，但涉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几乎没有。本研究建立在以下前人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全球生产分工方面的研究。Amsden（1989）提出全球化生产分工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产业由代工向研发转变升级，最终建立自主品牌。Feenstra（1998）对芭比娃娃的全球生产分工进行了总结梳理。Hausmann和Klinger（2006）在产品空间动态转换研究中指出，一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产业布局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它还能够预测未来该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潜力和水准。Memedovic（2004）认为亚洲“四小龙”成功抓住了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机遇，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分工合作实现了它们的贸易价值链地位的提升。Kraemer等（2011）研究了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的国际生产分工，在iphone手机总价值中，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只占1.8%，而美国创造的增加值超过57%;在ipad平板电脑总价值中，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也只有2.1%，而美国创造的增加值达30%。邱斌等（2012）利用出口复杂度指数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价值链地位，测算了全球网络生产在不同性质产业的分工地位作用。Antràs和Chor（2013）研究了美国波音787飞机在全球的生产分工，认为该飞机的零部件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美国完成的组装下线。黎峰（2016）基于国内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分析，得出我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各自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格局和价值链收益率转型情况。
其次，是关于增加值贸易方面的研究，Hummels（2001）认为在全球生产分工背景下，可采用垂直专业化来分析一国出口的中间品投入和国外增加值，以此来反映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但并没有深入研究一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创造的增加值贸易状况。Johnson和Noguera（2012）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值贸易出口的概念，为以后从生产分工的视角分析贸易增加值含量的变化进而为探讨贸易地位和贸易联系提供了条件。罗长远和张军（2014）认为我国行业内出口本地增加值的比重偏低，是中国出口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较低的重要原因。程大中（2014）使用WIOD数据库探讨了中国增加值贸易所隐含的要素流向的扭曲程度。戴翔（2015）采用贸易附加值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低端依托、挺进中端、遥望高端”现状，比较优势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有弱化趋势，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优势正在形成，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王直等（2015）使用WIOD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和国际分工地位问题。文东伟（2018）测算了我国的增加值贸易后，通过与总值贸易进行对比，发现我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规模被过分夸大，比如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顺差被夸大50%以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被夸大3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