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了书写和表达的需要，汉字形体几经变化，而这些变化又直接催生了汉字部首，几乎所有的汉字都被归在不同的部首之下。“艹”是一个重要的汉字部首，结合文字形体演变的进程，厘清“艹”的形成过程，就能对部首定型的原因有更清晰的认知。
关键词：形体 演变 部首 定型
汉字在形体上的变化过程十分复杂，但由起初的象形变为现在的符号化，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许多形体相似的构件被类化，进一步被定型为部首偏旁。“字形之学不在于以古字为正字来纠正后代的‘讹误’，而在于发现演变的原因，归纳演变的规律，掌握字形演变的方向。”[1]这是唐兰对字形演变所持的态度，强调了演变规律的重要。自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首创部首分类法，部首便成为区分汉字的重要方法。“艹”是一个重要的汉字部首，然而结合文字形体演变的进程分析，就会发现这个部首的来源并不单一，有些甚至与我们对“草”字头的叫法相去甚远，但最终都被定型为部首“艹”。
一、部首的产生及功能
（一）部首的产生和发展
东汉学者许慎著《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全书分十五卷，列五百四十部，收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根据小篆的字形特点，对这些字进行归类，即把具有相同偏旁的字归为一类，并命名为“部”，各部第一个字也是每部字所共有的偏旁，叫作部首。许慎在《说文解字·序》里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2]这也表明，许慎归纳的五百四十个部首有着严密的体系，部首与部首之间具有形体上的联系，而且部首之间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连贯性，甚至部首的先后排列都有着“始一终亥”道家哲学逻辑的考量。
然而《说文》中的540部首有许多重复混杂，整个体系并不十分科学。例如“玉”和“珏”分列二部，但从字义上看“二玉相合为一珏”，“珏”字是由两个“玉”字组合而成，应归为同一部；其他的还有分列“口”“吅”“哭”三部，“木”“林”二部等等。在我们现在看来，《说文》中的540部有很多是可以合并的。此外，《说文》将“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列为第一部，将“亥”（……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列为第五百四十部，这是受当时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影响，并未严格按照笔画的多少繁简来分部编排。
尽管《说文》的部首存在缺陷，但它对后世学者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世编排的一些字书辞典，如《字林》《玉篇》《字通》《字汇》《康熙字典》《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甲骨文字典》《甲骨文诂林》《金文编》《古文字类编》等都是在借鉴《说文》部首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革新完善。纵观字典辞书部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由表意部首向形体部首的演变，部首数量不断减少，并最终定型。2009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汉字部首表》规定主部首201个，附形部首99个，汉字部首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二）部首的功能
众所周知，小篆上承甲金文字、下传隶楷，是连接古今文字的桥梁。在字形上，小篆由金文简化改造而来，保留了很多金文的字形特点；从小篆转化而来的隶书则在笔法上吸收了小篆的一些构形特征。《说文》以小篆编排，尤其是以兼顾字形与字意为基础的部首分类法，统摄九千多个汉字，开创了汉字分类和辨识的新举措。因此，可以肯定最初的部首分类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来源，这些部首体现了较强的文字学原则，具有表形与表意的双重功能。
随着汉字的数量不断增加、字形不断衍化，部首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一方面，在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形体类似的部首被合并，某些部首的统摄功能增强，归于该部的字不断变多。另一方面，一些部首的表形与表意功能被削弱，部首不能完全代表该部所有字的形符，同时也不能充当该部所有字的义符。然而，隶变以后，汉字在形体上的演变程度不断减小，音近字不断增多，部首在区分汉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传承需要，字书辞典大量出现，许多人在指称单字时都带上部首名目，部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熟知。很明显，此时的部首体现了较浓的检字法原则，具有检索和区分汉字的功能。
在《说文》产生以前，中国古代并没有系统的以部首编排的字书，《说文》开创了部首排字的先河，段玉裁则称其为“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由“据形系联、兼顾形意”发展到“归类检索、指称区分”，部首的功能并不是固定的，它与汉字形体演变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汉字形体演变中的部首“艹”
（一）部首“艹”的形象定型
为“艸”的小篆字形，是《说文》中艸部字的偏旁；在楷书字形中，被简化为“”，很明显，楷书字形的线条更为平直，书写起来也更为快捷。上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工作，有进一步将“”变为了“艹”，由原来的四笔简化为三笔，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字典里普遍看到的“草”字头，即已经固定为三画的偏旁部首“艹”。
《说文》：“艸，百芔也，从二屮。凡艸之属皆从艸。”而在艸部之前还有一个屮部，许慎据“屮”字的小篆字形，推断出“屮”是草木初生之形。其实，“屮”字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出现，屮的甲骨文字形为（粹一九三）或（佚八四），小篆字形为。由此可见“屮”字甲骨文与小篆字形极为相似，都有很强的摹写表象功能。因此，才会出现有两“屮”的艸（表示各种草木），三“屮”的芔（草木的总名称），四“屮”的茻（义为“许多草”），最终古人选取了既能完整表达各种草木形象而又书写方便的“艸”为部首。
公元100年（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许慎完成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经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代变迁，才完成从“艸”到“艹”的过渡定型。这一过程中，隶变的“艹”象形意味淡化，在承袭“草木属性”的同时，逐渐变为符号化的形旁，但是“艹”又不能作为部首“艹”下所有字的义符。
（二）以意构建的部首“艹”
艸部共收445字，毫无疑问，所有字的小篆构形中均含有“艸”这一构件，艸部字几乎都是对草木植物的属性和类别进行指称和区分，是意义上的构建。例如：“蔡，艸也，从艸祭声”“茁，艸初生出地皃”“落，凡艸曰零、木曰落”“芟，刈艸也”等。此外，廌部的“薦”（薦，兽之所食艸）、水部的“萍”（苹也，水艸也）等字也是用以表达植物类别。蓐部的部首“蓐”，華部的部首“華”也都与艸有着密切联系，《说文》：“蓐，陈艸复生也，从艸辱声。一曰：蔟也”、“華，荣也。从艸从蕐”。这些字数量众多，就目前的字义来看，也大多与草木保持直接联系，在部首“艹”的构建中占有很大比例。
还有一些字是通过间接方式来构建部首“艹”。《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莫字，字形主要为（甲二〇三四）、（乙八七九五）、（粹二六四）、（京津四三〇〇）等，与小篆字形几乎没有差别。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从茻，字形多有繁简增省，或从隹，象鸟归林以会日暮之意。释义：一、日且冥也，日将落之时也。”③“莫”的这个字义在卜辞中较为常见，但现代汉语中的“莫”字则变为了一个否定词，“甲骨文的莫字作日已隐没入林中之意。透过林隙的光线已甚微弱。莫后来被借用为否定词，故又加日而成暮字。”[4]据以上分析可知，表达日落黄昏的“暮”其实是硬性加个“日”字才生成的，而本字却是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莫”。由到“莫”的演变过程中，“茻”先是变成了“艸”，再变为“艹”，虽然这一信息并没有完整的传递下来，但从“艹”和“日”等构件出发，还是能还原出这个非草木类汉字曾经与草木的联系，而“艹”是必不可少的纽带。
《说文》：“莽，南昌谓犬善逐兔艸中为莽，从犬从茻，茻亦声。”段玉裁认为“此字犬在茻中，故称南昌方言，说其会意之恉也。引申为鹵莽。”由于二人均未接触到甲骨文，对字形以及字的本意都有些误解，其实“莽”字早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莽的甲骨文字形为（存一·一四四零）或（存二·四九五），徐中舒认为：“从林从犬，林或作森。甲骨文从艸、林、茻、森每可通，故此字当释莽，象犬在林莽中形。”[5]由此可知，“莽”字可能不是许慎和段玉裁所理解的南昌方言，况且“茻”在此处不为特指意义的草丛，只是泛指一般意义的林莽。从甲骨文的字形分析，“莽”字描绘的是殷商先民的社会生活场景，他们可能在纵犬逐兔，也可能在观察林中疯跑的莽犬。总之，这幅生活场景所表达的内容与草木植物有着密切关联，但“莽”字的的确确是一个非草木类汉字，仅仅因那只莽犬穿林而过便与“艹”牢不可分。
（三）以形构建的部首“艹”
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汉字也在同步进行着演变，这就促使人们对文字重新理解认识，并进一步对文字进行改造，从而导致了以形解字现象的产生。在汉字形体发生改变后，以形解字的方法并不十分可靠，对形体的理解往往加入很多主观内容。在部首“艹”的构建中也存在此类现象。
《说文》：“萬，蟲也。从禸，象形。”在许慎看来，“从禸”是指虫子的尾部，而剩余的部分则像虫子头部之形状。段玉裁则认为“……谓蟲名也，假借为十千数名，而十千无正字，遂久假不归，学者昧其本义矣。唐人十千作万，故《广韵》‘万’与‘萬’别……与虫部蠆同，象形。”[6]显然，二人均认识到“萬”是象形字。“甲骨文作、，金文作、、。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卜辞及古金文均象蝎。’”[7]通过对萬字甲骨文、金文字形分析就很容易发现：人们将甲骨文中蝎子的一对螯钳异化成小篆形体的“”，后来就慢慢变为楷体的“艹”，最终被人们定格。著名话剧作家曹禺先生原名萬家宝，曹禺为笔名，由“萬”拆分为“艹”和“禺”两部分，而“艹”取谐音变为“曹”，于是便组成笔名曹禺。可见，人们在认识“萬”字的时候，已经将“艹”作为习惯性的符号指称。
此外，被异化为“艹”的各种古文字构件还有很多，如不细细推敲就难以还原其本来面目。《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