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玉(石)器上发现的指南针及古文字新释

时间:2023-06-10 18:54:04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

在三星堆地区出土的玉(石)器上发现了指南针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字。其中,指南针是玉(石)的,不会转动,是象征性的,可能当时已有会转动的实物。这一发现,把中国指南针的发现史推到了伏羲时代,而其上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字的发现,更显现出在上古时代我们祖先对空间的认识,这些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那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顶峰”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可推断,中国文字的发展史至少在万年或万年以上。

关键词:指南针;东、西、南、北;三星堆玉(石)器

中图分类号: K854.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01-08

近来在成都民间收藏族的藏品中,发现了一件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玉(石)器,它是由七块玉(石)板拼接而成,正面是图形,反面是古文字,特别是在第4块玉(石)板上的中间,有一个圆形图案,其上放置了一个类似半个“地球”的东西。在这个“地球”的顶部(北极)有一个直径4 cm的小洞,其中插有一支玉(石)的指南针,在圆形图案上还有“东”、“南”、“西”、“北”四个古文字。依据现有学科专业知识分析,这四个古文字与我们今天在进行地质填图时所使用的罗盘上的“东”、“南”、“西”、“北”的方位字一样,除东字外,其余“南”、“西”、“北”三个字均与甲骨文不同。这一发现,很可能会改写中国指南针的发现史,另外作者对甲骨文中的“东”、“南”、“西”、“北”四个字也做了另类的新解释。

一、关于指南针的文献简介

从目前人们所掌握的知识来看,指南针是一种用以判别方向的仪器;但在古代,它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器具,有着巨大的实用意义,直至今天其实用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早有慈石吸铁的记载。例如,《管子·地数》中有:“上有慈石者,下有铁,……”;《吕氏春秋》中也有 “磁石吸铁”的记载。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发现这种磁化现象后,制成所谓的“指南鱼”、“指南龟”,而后为了使用方便最终制成了“指南针”。其实在“指南针”出现之前,还有一种叫做“司南”的仪器,它也起到了指南针的作用。“司南”的形状就是目前电视节目中(中央十套)的片头所播放出来的画面中的那个像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吃饭时的“勺子”。

关于“司南”,文献[1]中称:“形状像勺,底园,可在平滑的地板上转动,静止时,勺柄即指南方”。东汉王充在《论衡·贯应》篇中称:“司南之构,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司南”是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盘上,盘的四周刻有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与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加上四维(乾、坤、巽、艮)共二十四向,用以配合司南定向(参见附图9、图10)。

此外,在南宋时的《萍河可谈》和《事林广记》、北宋的《因话录》、元朝的《海道经》、《大元海运记》、《真腊风土记》等文献中,都有指南针的记载。指南针的发明在公元13世纪~14世纪才传入西方。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技史·天学》中提到,在18世纪初,中国山西出了一个罗盘制造专家姚乔林[2]。

在三星堆玉(石)器上发现指南针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种认为指南针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观点由此会被彻底推翻,文献中曾提及的黄帝发明指南车一事,但至今只是推测,未见考古实物,而三星堆地区玉(石)器上指南针的发现把中国指南针的发现史推到了伏羲时代。

三星堆发现的指南针是玉(石)的,不会转动,是象征性的,可能当时已有会转动的实物,当时古蜀人已经使用铁器来耕田了。

二、三星堆玉(石)器上的“东”、“南”、“西”、“北”古文字新释

(一)关于“东”字

在文献[3]中公布了“东”字的四种形状(写法),它们是:

在小篆(秦篆)中,“东”字有80种形状(写法),它们与甲骨文中的“东”字写法大同小异。文字学家对此字的解释是:“字形像两端无底的口袋,以绳束口之形”,“本意是口袋,借用表示方向名词”。这一解释对甲骨文中“东”字的上述第四种写法颇为吻合,但口袋里应当是装有东西的,否则口袋不会鼓起来。因此,装东西也是合理的,因而出现了在口袋中添上“一”、“二”或“X”等形式。

在三星堆玉(石)器上的“东”字写法与甲骨文一样,它的形状(写法)是“ ”,也像是一个两头用绳子束起来的口袋,不过古人考虑得周全,在口袋装了一点点东西,这似乎是在表明,东西装的少走起路来轻快,可以很快到达目的地(方向)。

我们认为,这个“东”字是否会有另外一种解释?因为我们在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上看到在一幅浮凿了城墙的墙头角,悬挂灯笼的浮雕图像,由此我们认为,这个“东”字可能是表示指示方向的灯笼。就如同《水浒传》中那个开店的店门口悬挂了灯笼一样。用灯笼来解释“东”字是否更合适些?在古蜀国那个时代用口袋装粮食可能性小,在物质不富裕的那个时代,装大量的东西不大可能,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所以,“东”字的另一种解释是古人在表示庆贺时在宫殿门口悬挂(当时古蜀国有砖筑城墙)的灯笼,表示指引来庆贺的人群或方向,故出现指方向的“东”字。

我们在一幅由10块玉(石)板拼构成的长画卷中(玉板为60×30×2cm)看到,画卷中的正面是一幅敌我双方对垒的战争场面,画卷四周有文字;而画卷的反面是一幅农民种地放牧的情景,画卷四周也有文字。在后者画卷上有“东”字(图11),这个“东”字中间是两横的,而在另外的玉简上,有一个我们解释为“陈”的古文字中(图12),这个“东”字中是一横的。由此看来在古蜀国的古文字中,“东”字中有一横的,也有两横的。玉简上的古文字与我们报导的古蜀文字在风格、类型上完全一样[4]。

(二)关于“南”字

在文献[3]中公布了“南”字的四种形式(写法),它们是:

在秦篆(小篆)中的“南”字有114种形式(写法),郭沫若先生对甲骨文中“南”字的解释是:“以为殆镈之类的乐器”,也有学者解释“南”字是另一种乐器——于,后者是古代巴人使用的一种典型器物。查询古代文献[5]得知,镈是一种打击乐器,盛行于东周时期,形状似钟,上有钮可以吊起来敲打之,故古人又称之为钟。称为“镈”的只有春秋时期的齐国,如“齐候镈”和“克镈”等。此外,还有“楚王镈”,等等。于又称,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常与鼓一起合奏,春秋时代出现在中原地区,于与镈形状不同。前者的形状类似于目前西双版纳傣族妇女穿的筒裙,而后者在两边有复什的纹饰,如果按照字形状来解释,甲骨文中的“南”字外形更像“于”这种乐器,这种解释是值得商榷的,也有学者把“南”字解释为铜鼓[6]。

在三星堆玉(石)器上的“南”字形状(写法)是 ,这个“南”字与甲骨文和秦篆中的“南”字根本不同,甲骨文和秦篆中的“南”字应当是从它演化而来的。在演化过程中,后人也是添油加醋、随心所欲地加上一点花样,多一笔,少一笔,变着花样。三星堆玉(石)器上的这个“南”字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文字学家(郭沫若)为什么会以比三星堆时代更晚的一种乐器的形状来解释这个“南”字呢?这不是不符合逻辑吗?古蜀国人当时未有镈这种乐器。古人造字是根据所见的事物(动物、植物、人体各部分、天象、自然环境,等等)来造字的。我们解释它(们)时就应当考虑当时的环境,决不能以比这个字晚了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一件器物去解释这个字,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认为,对三星堆玉器上出现的“南”字,最可能有两种解释:

(1) “南”字是一种竹子林(植物)的形状,竹子生长于南方,如四川的“蜀南竹海”地区,那里的竹子大量出现,是著名的风景区。成都和广汉地区也有竹子。三星堆玉(石)器上的“南”字其两边的斜下的垂直线就如同竹子林切面画的那样,按透视学原理就是两条垂直向下的线条,其上部向两边弯曲如同竹子林顶部那样,竹子林的形状其顶部就是向两边斜下的、张开的(去过蜀南竹海风景区可以看到),“南”字的中间两条,应当是竹子的“节巴”,其顶部的“×”可以理解为动物(如鸟)在其上站立(栖宿)或者是竹的交叉叶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他提到了草木,但未指明是竹子,并说是在南方。

(2) “南”字也可以是一种人体与服饰的组合。这就如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傣族和藏族的服饰(傣族的筒裙和人的组合,藏族的围裙和人的组合)。“南”字两边的两条向下垂直的线,就如人们两手举起从肩部向下的垂直位置(有弧形状),“南”字中间的两条横线表示傣族与藏族服饰上的横线条纹,“南”字顶部的“×”,可能代表傣族与藏族妇女头上的头饰(包括帽子或者发结等)。在秦篆中的“南”字,其“×”头上一笔变成“ ”。无论是“竹子”也好,或者是人体加服饰也好,都出现在南方,不会在北方。故而我们可以解释这个“南”字的本来含意。

(三)关于“西”字

在文献[3]中公布了“西”字的四种形式(写法),它们是:

文字学家解释是:“独体象物字,字像鸟巢形状,本文是鸟巢”。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以为东西之西……”。在秦篆中,像鸟巢一样的“西”字有120种形状(写法),据《失落的文明》一书中的资料称:“古文字学家唐兰很早就发现‘西’与‘卤’同为一字,‘卤’即是盐罐,‘西 ’指盐。对此,支持‘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学者指出,山西解池盐和关陇池盐作为‘西’字的出处”。1988年,有学者在重庆的忠县和湖北宜昌考察时发现了大量的尖底和平底的陶罐,说明这些是制盐的工具。至此,“西”字的解释和出处可以“盖棺定论”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星堆玉(石)器上“西”字的出现则彻底推翻了上述结论。

甲骨文中的“西”字和秦篆中有的“西”字可能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当某一学者提出解释此“西”字时,人们不敢提出疑义,现在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物,对这个“西”字应当有更新的解读。

无论是“卤”字也好,或是“鸟巢”也好,都是人们根据字的形状去解读的。

三星堆玉(石)器的“西”字形状(写法)是:“ ”,从这个字形来看,它压根儿与盐罐无任何关系,古文字家有什么理由说是装盐的呢?陶罐难道只能装盐?不能装其他东西?奇怪的是,在秦篆中有5个“西”字的形状(写法)与我们公布的三星堆玉(石)器上的“西”字形状写法十分相似,只是后人添油加醋地加了一笔或少了一笔而已,例如:

最前面的字在其中加了一斜杠,这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7]。杜撰者已在脑子里存在了“西”字与制盐有关的想法,故而把“卤”字与“西”字挂了钩,如

如果单独把后面三个字拿出来请古文字学家来认的话,他(她)们也可能会一头雾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原始出现的古文字直到后来演变出的新“古文字”,有很多都失去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些演变出来的“古文字”都可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伪造的。文字学家拿这些伪造出来的古文字去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然而,在秦篆中的“西”的写法(形状)有一种写法与三星堆玉(石)器上的写法一致,只是多了一条斜杠(见上述),这证明三星堆的古“西”字是最原始的“西”字。这个“西”字为何在汉印谱中出现,而在甲骨文中不出现?

对于三星堆玉(石)器上出现的“西”字,我们的解释是,此字的侧面形状很像一个“怀胎十月”的妇女,这个妇女挺起大肚子,慢悠悠地低头向前走去。字的前下方是肚子里的婴儿,两横表示婴儿的两条细腿,字的上方是人体形状,如果把上方的弯曲部分简化一下,则与甲骨文中的“人”字十分相似。当我们侧视一位“怀胎十月”的妇女时,从远处看,只看到她的大肚子和人身,而对她的脚部只看一只脚,另一只脚是被大肚子挡住的。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玉(石)器上的“西”字是表示一个怀孕的妇女在走路(方向),我们在民间三星堆收藏族家中看到怀孕妇女玉器和妇女生娃娃的玉器。

如果文字学家把甲骨文中的“西”字解释为是小鸟栖身的鸟巢,那么我们在解释三星堆玉(石)器上出现的“西”是孕妇怀孕时小孩栖身在母亲的怀里不是更合理吗?

(四)关于“北”字

在文献[3]中,公布了“北”字的四种形式(写法)。它们是:

古文字学家解释说,“北是两个人相背之形,其本义是相背”。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又有人解释,“北者,古之背字”。在秦篆中,“北”字有76种形式(写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书法家为了好看,而故意为之。“人”字在外形上又像一个人侧立的形状,当把两个侧立之人背靠背时,则变成了“北”字。在文献[8]中,把“北”字写成“ ”和“介”。

在三星堆玉(石)器上的“北”字的写法(形状)是“ ”,其与通常文字学家理解不同的是,左边的“人”是没有“脑壳”(头)的“人”,而右边是“脑壳”(头)伸的很长的人,而“手”又垂向前方,好像是解放前我国农村地主家中的农民见到地主老爷敬礼之情景,也好像电影中的“狗腿子”形象。这件玉(石)器上的“北”字左边的“人”是古人故意凿刻时漏掉了“脑壳”,还是另有其他意思?我们在三星堆玉(石)器上看到如下的战争场面,在战场上胜利者把俘虏的头砍下,掉在地上鲜血淋淋,还有人让俘虏脆在地上,手下垂放在膝盖处,正要砍他的头。由此我们推测,“北”字应当与战争有关,战胜者要么把俘虏杀掉,要么正在杀之,汉语中有“败北”一词。

我们的解释有根据吗?请看文献[3]中甲骨文的“死”字是“ ”,文字学家解释为:“从骨,从一侧视跪人形,骨谓朽骨,以示人死,字象人跪拜干朽骨之旁,本义是人死”,这里的“人”字是被砍了头的“ ”,与我们在三星堆看到的“北”字左边的“人”完全一致。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对“东”、“南”、“西”、“北”四个字的解释总结如下,“东”字是装了东西的口袋,“南”字指一种叫做镈的乐器;“西”字是指盐罐;“北”是指二人背靠背。

我们认为,“中国古文字的出现离不开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9]。换句话说,古人仔细观察了自然界的动物、植物、飞禽走兽以及天上的日、月、星、辰与气候变化,等等,才造出了形式多样的汉字。所以说,汉字是世界上一切文字中形、声、意都十分完备的文字,没有哪一种文字可以与之相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星堆玉(石)器上、甲骨上、竹简上等的古文字发现,使我们看到了许慎也未曾见过的更为久远的古文字,使我们对汉字的发展史有更新的认识,可纠正许慎《说文解字》的失误,甲骨文的出现有它更渊源的演化过程,它的源头可能就在三星堆。文字的出现,说明古蜀国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境界,它可能是中华文明和文字的起点。我们不是研究文字的专家,我们不能否认研究古文字的文字学家的功劳,他们的研究应当肯定。一位伟人说得好,“人类总得有所发明、发现和创造”,新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文字故有解释的错误看法,也是正常的。以上对“东”、“西”、“南”和“北”字的解释乃一家之见。

三、结语

三星堆玉(石)器上指南针的发现,改写了指南针的发现史,其上的“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字发现,更显现出在上古时代我们祖先对空间的认识。这四个字的出现充分说明,三星堆发现的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甲骨文的出现是有它的渊源继承性,那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顶峰”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对四个字的解释是否是文字学家认为的“异类”观点呢?许慎没有看到三星堆的古文字,他的《说文解字》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中国文字的发展史至少在万年或万年以上。

致谢:特别感谢易水先生提供了有关资料。

参考文献:

[1]钱玉林,黄丽丽.中华古代文化辞典[K].济南:齐鲁出版社,1996.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G].中文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3]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K].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4]张如柏.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M].香港:香港华人艺术出版社,2008.

[5]阎锋,陈凤伟.简明古玩辞典[K].上海:华龄出版社,1992.

[6]徐喜辰.释南[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1):47-53.

[7]徐文闻.甲金篆隶大字典[K].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1.

[8]李圃.异体字字典[K].上海:学材出版社,1997.

[9]杨复峻.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中华远文明探远(上)[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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