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1922年安徽寿县楚墓被盗掘为界，楚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楚学研究，基本上是对楚哲学和楚文学等楚国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即所谓的老庄哲学、庄骚文学研究，整体上属于“精神文化”研究范畴；此后的楚学研究，特别是20世纪考古大发现，楚学研究拥有了实证性极强的地下出土文物的支撑，从而真正成长为一门现代科学，对“物质文化”层面的关注是此期楚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考古学研究提高了楚学整体研究水平。但是，楚学研究还存在着若干需要重视的问题：一是迄今尚未有对于楚王墓葬的正规发掘；二是有些学者的理论素养不足，研究方法过于陈旧单一，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三是需要对中西古今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汇编，在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推进学科发展；四是不宜将楚学研究作为“硬实力”来要求，以项目工程的实施方式来进行硬性“操作”和“推动”。
关键词：楚学研究；三千年学术史；老庄哲学；庄骚文学；考古发现；楚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8）06-0055-17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楚学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分界线当以1922年安徽寿县楚墓被盗掘为标志，前此阶段的楚学研究，基本上是对楚哲学和楚文学等楚国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研究，即所谓的老庄哲学、庄骚文学研究，整体上属于“精神文化”研究范畴；后此阶段的楚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考古大发现，楚学研究拥有了实证性极强的地下出土文物的支撑，从而真正成长为一门现代科学，对“物质文化”层面的关注是此期楚学研究的重要特征，楚学整体研究水平得到提升。楚学研究的对象是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神话、传说、典籍、天文、历法、地理、山川、风俗、制度、民族、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从具象、客体到抽象、主体，举凡文化研究涉猎的一切范围，都在楚学研究的领域之内，都是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楚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由楚学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所决定的，因为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和世界古代文化，均“不可不研究楚学”。① 楚学已经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研究冠冕上的明珠，不仅价值珍贵，而且熠熠生辉引人关注，更是当代荆楚人民团结拼搏克难奋进的富贵精神资源，也是湖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涵和体现。
一、楚人和楚文化
楚文化是周代的区域文化，因楚国、楚人、楚地而得名，瑰丽多彩风格独著。“从楚文化形成之时起，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北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遥相辉映”②。
楚文化瑰丽雄奇的独特风姿，在20世纪考古大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惊采绝艳的楚辞和想象无羁的老庄之文中想象悬猜。楚文化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的灭国大战中遭受厄运。虽然暴力消灭不了文化，尤其是曾经辉煌灿烂至当时世界文化巅峰的文化，是不能被武力消灭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但客观事实是，楚国被征服之后，城池毁弃，典章焚灭，物态面貌逐渐被后人遗忘，加上官方史书对楚文化的有意遗忘、篡改，记载甚少，语焉不详，以致关于楚国的历史文化简略得近乎空白。《春秋》、《国语》、《战国策》等古籍对楚国的记载甚少。楚国的典籍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梼杌》等等，在烽火岁月中均已荡然无存。楚人筚路蓝缕的八百年艰难历程，辉煌璀璨的高度文明，光耀千古的历史人物，与日月争辉的伟业丰功，在人类浩瀚的文化史天空中被有意遮蔽，晦暗莫明，偶尔在典籍的字里行间闪烁一缕耀眼光辉，留待后人追忆，但更多的却是茫然疑惑。比如在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中，竟连屈原的名字都没有留下，等到西汉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时，许多材料已经荡然无存，民间口传故事相互矛盾冲突，故而太史公只能以抒情笔调写作屈原传记，以致后世有不少学者甚至怀疑屈原其人其事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在先秦时代的典籍记载中，楚国一直被称为“荆蛮”、“楚蛮”、“蛮夷”等，而北方民族常以高势位的文明姿态自居、自夸。如《诗经·小雅·采杞》记载：“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春秋公羊传》亦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左传·成公四年》记载：“楚虽大，非我族也。” 但由于楚国的不断进取强大，北方民族也不得不承认楚国在“蛮夷”中的地位，如《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由于长期被中原文化视为边缘化的“蛮夷”小国，楚国君王也习惯于以“蛮夷”自称，并借以伸张楚人的“自尊”和“自信”。如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伐随时云：“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观中国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地物产、楚国习俗和楚人的民族性格：（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应该算是对三楚民族性格最为精当的概括。
楚人异乎他族的民族性格，一直是历代典籍的关注重心。《汉书·地理志》记载与《史记》颇相类似。楚人由于得天獨厚的气候、物产条件，生存较为容易，谋生较为简单，不像北方中原农业需要有群体的通力合作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也就有相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精神空间，相应地也不需要用强大的严密的宗法制度来保证群体性的生产生活得以实施。因此，楚人浪漫，楚人桀傲不驯，楚国多狂人，楚人个性张扬，此乃当时人们的共识，影响甚广，泽被后世。以致于“楚狂”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楚狂之名，屡屡载于典籍。《论语》记载孔子到楚国游说楚王，途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庄子》记载：“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