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跨界”现象引起我国音乐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跨界”为题的研究成果。仅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资料统计，有关以“跨界”命名的音乐类论文成果约数百项，若加上过去一部分虽未用“跨界”命名，但内容仍然属于“跨界”范畴的文论和一部分出版的研究专著，其数量则更为丰富，内容儿乎涵盖了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中同传统爵乐研究、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可见，“跨界”现象对音乐领域中的多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跨界”现象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重视呢？这与20世纪初以来，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方法先后介绍到我国，以及我国早期传统音乐研究较多受巴托克等东欧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受其影响，巾同内地及港台的音乐学者，均在此方面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跨界”的理念，在各自研究的领域进行探索，并相继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近代音乐学家工光祈采用比较音乐学方法写成的《东两乐制之研究》专著，可谓我国音乐史学研究中最早运用“跨界”理念进行研究的成果。这部专著把中国、阿拉伯、波斯和希腊等国的乐制分别加以陈述和比较研究，“不但从比较音乐学的角度看来，当时对东方是一部示范性的著作，而且在乐制方面（也包括他以后的几乎所有的音乐论著）也是一座架通中西音乐文化的桥梁。”5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也运用“跨界”理念撰写过一篇论文，推动了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80年代，我国音乐学界在“跨界”研究方面更加多元，所产生的成果也更为丰硕。
以下，笔者就“跨界”现象对音乐学研究与专业建设的影响两方面谈一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跨界”现象对音乐学研究的影响
此方面，“跨界”现象分别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一）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影响
包括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多个层面，既涉及历史上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与境外少数民族音乐的关系，也涉及历史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与外国音乐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阴法鲁、杜亚雄、周菁葆、廖辅叔、周吉、王耀华、金文达等人就发表有此方面的成果；90年代以后，除上述学者仍在继续此方面的研究外，国内又有杨民康、陶亚兵、冯文慈、张前、赵维平、周耘、王小盾等人开展了研究，并发表了诸多成果。其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有：
1.杜亚雄1982-1995年间，先后发表有《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兼答罗一塔-安德拉斯教授》、《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民歌的共同因素》、《再论匈奴西迁及其民歌在欧洲的影响》、《中匈民歌的亲缘关系》等论文。1989年7月1日，因为对匈牙利民间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关系的研究成就突出，他荣获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部颁发的“社会主义文化勋章”。1990年6月，又因对匈牙利音乐史研究有突破性进展，杜亚雄再获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组织——匈牙利历史学会颁发的荣誉会员称号。
2.王耀华1985-1998年间，除先后发表有《日本琉球“工工四”谱溯源》、《琉球三线“一扬调子”考》、《日本冲绳音乐考察与中琉音乐文化之比较研究》、《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以曲调考证为中心》、《日本音乐中看到的中国影响》、《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等论文外，还于1987年9月在日本出版了《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著作。“作为研究中琉音乐关系的第一本著作，该书以翔实的资料，深刻的思考，可靠的结论，对中琉音乐关系乃至琉球古典音乐中的一些问题做出了独创性的研究，填补了中日两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在进入21世纪初以来的十余年间，他又相继发表了数篇与此相关的论文。
（二）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主要包括历史上中国传统音乐与当下传统音乐的“接通”和中国传统音乐的跨地域研究两个方面。
首先，在中国传统音乐与当下传统音乐的“接通”研究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石根曾探讨过唐大曲、唐代燕乐与西安古乐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先后发表有《唐大曲与西安鼓乐的形式结构》、《唐代燕乐的遗音——西安鼓乐》等论文；孙星群曾探讨过福建南音与唐代大曲的关系，发表过《福建南音与唐代<大曲）》论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项阳在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于1996年至今，先后发表有关“乐户”研究、“乐籍制度”研究、“礼乐制度”研究，以及佛教音乐、道教音乐、民间音乐等论文成果近四十篇，另还分别于2001年、2004年出版了《山西乐户研究》专著和《当传统遭遇现代》学术论文集。项阳以独特的学术思维与研究方法，从音乐形态人手，着眼于历史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将中国传统音乐充分还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中，@强调“在多种学科‘接通’和知识结构的拓展中促进相关学术问题的解决”。其好处是可以让我们将今人熟知的活态音乐与史料文献对接起来，在传统音乐的现代形态中获得相当程度的感性体验。这对学术“跨界”与学科“跨界”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其次，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跨地域研究方面，20世纪80年代，何芸、伍国栋、乔建中三位学者曾合作发表有《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论文，是国内较早出现有关瑶族民间音乐研究且较有学术分量的沦文；90年代中期，南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博士联合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向香港研究资助局和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申请资助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之1994-1997年项目“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无疑是一项运用“跨界”理念指导研究实践的课题。该计划以香港中文大学为基地，并联络中同内地的音乐学者、社科学者及宗教人上，做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中国其他宗教仪式音乐，由中国内地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国台湾的新文丰出版公司分别推出了蔡俊抄著《禅林赞集》，曹本冶、王忠仁、甘绍成、刘红、周耘合著《中同道教音乐史略》，邓光华著《贵州土家族傩坛仪式音乐概论》，曹本冶、刘红著《道教音乐的地域性和跨地域性研究》，吴学源著《纳西族东巴仪式音乐研究》，周吉著《新疆维吾尔伊斯兰教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等21册系列研究丛书。
上述研究，虽然有的在研究题目上并不叫做“跨界”研究，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算是一种受“跨界”理念影响的研究成果。
二、“跨界”现象对音乐学专业建设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开办时，不外乎仅有中国音乐史、两方音乐史、民族音乐等专业方向，但大约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由于直接或间接受“跨界”理念的影响，各音乐院校相继开设了除传统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跨学科”专业。大体包括：
1.音乐教育专业。该专业1958年由西安音乐学院创办，后来相继在沈阳、上海、中央、四川、武汉等音乐学院开办。主要培养具有较强音乐表演和教学的基本技能，能在中小学从事音乐教学，组织课外文艺活动和竞赛工作的教师。
2.音乐文学专业。该专业于1979年由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创办。1980年后，又相继在沈阳音乐学院等开办。最近几年来，四川音乐学院以及一部分开设有音乐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也有开设。该专业主要培养歌词写作、歌剧剧本创作、电视音乐剧写作、电影音乐片文学脚本写作等创作人才，同时也为电台、电视台、报社、音像出版部门培养音乐文学编辑。
3.音乐美学专业。该专业是1979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在原文艺理论教研室基础上，更名为音乐美学教研室后创建的。目前，在国内九大音乐学院中的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均开设有此专业。该专业主要为高等院校和音乐研究机构培养从事音乐美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4.音乐治疗专业。该专业创办于1988年，是由时任中国音乐学院传统音乐专业教师的张鸿懿教授提议创办，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相继开办。该专业集音乐学、心理学、医学为一体，主要培养既具备全面音乐素质，又具备心理学、医学基础知识，并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乐于奉献精神的音乐治疗专业人才。
5.音乐传播专业。该专业由中国传媒大学创办于2001年。随着2011年9月16日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正式挂牌成立，音乐传播专业也迎来了新的契机。为了适应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该专业面向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传媒、广播影视、出版发行以及专业院校等机构，培养能从事评论、宣传、监制、音乐普及与推广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6.音乐艺术管理专业。该专业由中央音乐学院于2002年开办。它要求学生不仅能够熟练地掌握各类音乐理论基础知识与商业管理技能，还应具备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艺术创新的能动力。另在上海、天津、武汉、四川、西安等地的音乐艺术院校也开设有类似的专业，只不过有的称公共艺术管理，有的则叫文化产业管理等。
7.音乐科技专业。该专业由上海音乐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于2003年同时开设，重点是为社会培养具备音乐艺术与科学技术复合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从事音乐创作与制作、视音频技术、数字音频制作、录音、电子音乐创作、音乐软件编程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和科研人才。
8.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该专业由四川音乐学院创办于2006年，现已招生数届。在培养目标上，主要为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培养音乐节目主持、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编辑与策划的传媒工作者；为音乐、文化事业等单位培养能从事音乐文化市场的组织管理与指导工作的干部。
除上述专业之外，有的院校开办有音乐编导与策划，有的开办有世界民族音乐理论、音乐编辑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有的还开办有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的方向。尽管上述专业或研究方向，有的属于本科层次，有的属于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层次，但它们都是在以往的传统专业基础上，通过不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所开拓出的新的专业和研究方向，这无疑是“跨界”现象对音乐学专业建设产生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跨界”现象并不只局限于音乐学中的跨国界、跨族群、跨地域研究，而且还应包括跨历史、跨文化、跨学科和“接通”方面的研究。“跨界”现象除对音乐学学术研究和音乐学专业建设产生影响外，它还对音乐学领域中的乐律学、乐器学、音乐教育等方面也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因篇幅所限，这些话题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以上，本文仅就个人的观点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去进行探索和思考。笔者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今后将不断产生这方面的新的研究成果。
